【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06月14日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2004年7月，任仲夷写成一篇大文章《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并打电话给《炎黄春秋》杂志的社长杜导正，说：“这是专门给你们《炎黄春秋》写的，也可以算作我的‘政治遗言’了。我希望你一字不要改动，全文发表。”
2004年第8期的《炎黄春秋》，刊登了这份“遗言”。
任仲夷是谁呢？他被认为是中共党内开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共夺取政权后，任仲夷在黑龙江省工作26年；此后，历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1978—1980），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80—1985），中顾委委员（1985—1992）。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广州病逝，终年91岁。
在人生进入尾声之时，他为什么要在《炎黄春秋》发表“政治遗言”？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本期节目，我们就根据任仲夷的《我所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等资料，说说这件事。
“政治遗言”什么样？
概括地说，任仲夷的这份“政治遗言”，就是希望中共能够过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
他说：“政治与经济如长期不相适应，我以为是最严重的失调……即使经济一时上去了，它还是会掉下来的。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终还会出大问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会长治久安的。”
现在看来，任仲夷的话已经应验了。那么，他为什么要留下这样的“政治遗言”？
主要有两个原因：
亲历政治运动的迫害
第一，他亲历了毛泽东发动的许多整人的政治运动。
第一次是1943年延安整风时，挨整一年半；第二次是1966年文革爆发后，挨整五年多。
延安整风运动时，任仲夷在中共冀南行署工作。他回忆说：1943年11月，他被调到中共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不久，就开始“抢救失足者”。每个人都要写自己的历史，交代自己的问题，要求“对党一条心，不能半条心，更不能两条心”。审查者对每个人历史的各个关节都要进行审查和质问，被审查的人如果答复得不满意，就被怀疑甚至肯定为有问题，就对他们进行所谓“抢救”。结果，“抢救”出许多“特务”、“内奸”，都是屈打成招的。
任仲夷说：“在我被‘抢救’时，‘积极分子’们对我搞‘车轮战’（轮班对我进行昼夜盘问、逼供），曾在一个月中，只让我断断续续地睡了几个小时的觉（每次只叫打几分钟的盹）。”
“党校负责人杨献珍劝我彻底‘坦白’。我建议：‘希望党慎重，慎重，再慎重。’他说：‘党要你坦白，坦白，再坦白！’我说：‘我相信党。’他说：‘党认为你有问题！’我说：‘我相信毛主席。’他说：‘毛主席认为你有问题！’他还问我：‘你知道你呆的这是什么地方吗？’我说：‘是北方局党校。’他说：‘什么党校，是格别乌（苏联特务机关，后译为克格勃）！’我听了这话，感到十分震惊，脑子像炸了一样。”
任仲夷被“抢救”“软禁”一年半后，没有发现他当“特务”“内奸”的证据，最后，总算解脱了。
1966年文革爆发时，任仲夷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他又被当成哈尔滨市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
任仲夷曾跟他的秘书潘东生谈到，在文革的大小批斗会上，他挨批2300多次，集中在前三年，小规模的批斗会几百人，大规模的批斗会超过10万人。潘东生很惊讶他能记得那么清楚。任仲夷透露说，每挨批一次，他就用笔在笔记本点一个圆点。
在一次批斗大会上，在造反派此起彼伏的声讨声中，任仲夷被勒令站在一张木椅上，戴着三尺长的高帽子，上书“打倒黑帮分子任仲夷”几个毛笔大字。他双手被反捆，低头弯腰，红卫兵将一盆漆黑的墨汁从他的后脖颈灌入，一路流淌到脚。
时任《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李振盛，用镜头记录下了这疯狂的一幕。后来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总结上世纪发生的80件大事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任仲夷的这张照片作为代表。1998年，李振盛见到任仲夷时，将这幅照片送给他，他提笔在照片后面写下：“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能重演”。
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大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所有重大冤假错案，都被说成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许多“敌人”，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任仲夷亲身经历残酷的政治运动，希望中共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情理之中。
他后来反思说：“过去我们把政治等同于阶级斗争，老是强调其阶级性，讲政治就是讲阶级斗争。这是不对的。其实政治最根本的功用就是管理……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是他们总结了许多成败教训，才在管理国家方面取得了这些成就的。这是人类的文明，肯定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亲历经济改革的阻力
任仲夷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亲历了邓小平发起的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
十年文革，把中共折腾到几乎亡党的地步。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为了救党，开始所谓“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
1978年，任仲夷调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同年秋天，邓小平视察辽宁时说：“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任仲夷理解，这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当时，很多人受极左思想影响，谈“富”色变。于是，他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主政辽宁期间，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允许搞个体经营，为国企松绑，甚至提出在大连办经济特区。
1980年，任仲夷调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当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高层给了广东特殊政策。邓希望他在广东办好深圳特区，闯出一条路来。
任仲夷到广东后，充分利用政策，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大胆实验。
但是，他的一些举措受到中共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有人甚至说：“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还好有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的支持，他才能闯过一些关难。
任仲夷亲身经历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重阻力，他认识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没法深入，改革的成果也难保。
“政治遗言”落空
然而，时至今日，中共政治没有走向民主自由，反而走向独裁极权，任仲夷的“政治遗言”落空。为什么会这样？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邓小平亲手扼杀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邓小平意识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他责成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但是，1989年春夏之交爆发的“要民主，要自由，反官倒，反腐败”的学生民主运动，使邓感到中共统治受到威胁，邓下令二十多万军队进北京，制造了“六四”天安门屠杀。从此，邓再也没有提政治体制改革了。
如今，中共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反，还向文革大倒退。邓当年提出的、任仲夷在广东实施的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国企松绑等，现在已被党领导一切、权力不断集中、国进民退等取代。
任仲夷的“政治遗言”落空的第二个原因，是“共产主义幽灵”对中共领导人的操控。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都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
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句话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幽灵”也被翻译成“邪灵”。只要中共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就必然被“共产主义的幽灵”操控。
比如习近平，他的父亲、母亲，他本人以及其他家人，都在文革中挨整。按正常人的思维，习应该对文革深恶痛绝，决不应该回归文革。但是，今天，习却一步一步向文革回归，向独裁、专制、极权回归。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的思想实际上是被“共产主义幽灵”操控着。
《共产党宣言》崇尚暴力，今日中共仍然靠“枪杆子”（军队）、“刀把子”（专政机器）强力维持着，与民主政治相去十万八千里。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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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