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任仲夷的「政治遺言」為何落空?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4年06月14日訊】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2004年7月,任仲夷寫成一篇大文章《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並打電話給《炎黃春秋》雜誌的社長杜導正,說:「這是專門給你們《炎黃春秋》寫的,也可以算作我的『政治遺言』了。我希望你一字不要改動,全文發表。」

2004年第8期的《炎黃春秋》,刊登了這份「遺言」。

任仲夷是誰呢?他被認為是中共黨內開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共奪取政權後,任仲夷在黑龍江省工作26年;此後,歷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1978—1980),廣東省委第一書記(1980—1985),中顧委委員(1985—1992)。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廣州病逝,終年91歲。

在人生進入尾聲之時,他為什麼要在《炎黃春秋》發表「政治遺言」?又產生了哪些影響?

本期節目,我們就根據任仲夷的《我所經歷的歷次政治運動》等資料,說說這件事。

「政治遺言」什麼樣?

概括地說,任仲夷的這份「政治遺言」,就是希望中共能夠過政治體制改革這一關。

他說:「政治與經濟如長期不相適應,我以為是最嚴重的失調……即使經濟一時上去了,它還是會掉下來的。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終還會出大問題。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建立民主的政體。」「靠槍桿子和筆桿子統治的社會絕不是民主的社會,也不會長治久安的。」

現在看來,任仲夷的話已經應驗了。那麼,他為什麼要留下這樣的「政治遺言」?

主要有兩個原因:

親歷政治運動的迫害

第一,他親歷了毛澤東發動的許多整人的政治運動。

第一次是1943年延安整風時,挨整一年半;第二次是1966年文革爆發後,挨整五年多。

延安整風運動時,任仲夷在中共冀南行署工作。他回憶說:1943年11月,他被調到中共北方局黨校參加整風學習。不久,就開始「搶救失足者」。每個人都要寫自己的歷史,交代自己的問題,要求「對黨一條心,不能半條心,更不能兩條心」。審查者對每個人歷史的各個關節都要進行審查和質問,被審查的人如果答覆得不滿意,就被懷疑甚至肯定為有問題,就對他們進行所謂「搶救」。結果,「搶救」出許多「特務」、「內奸」,都是屈打成招的。

任仲夷說:「在我被『搶救』時,『積極分子』們對我搞『車輪戰』(輪班對我進行晝夜盤問、逼供),曾在一個月中,只讓我斷斷續續地睡了幾個小時的覺(每次只叫打幾分鐘的盹)。」

「黨校負責人楊獻珍勸我徹底『坦白』。我建議:『希望黨慎重,慎重,再慎重。』他說:『黨要你坦白,坦白,再坦白!』我說:『我相信黨。』他說:『黨認為你有問題!』我說:『我相信毛主席。』他說:『毛主席認為你有問題!』他還問我:『你知道你呆的這是什麼地方嗎?』我說:『是北方局黨校。』他說:『什麼黨校,是格別烏(蘇聯特務機關,後譯為克格勃)!』我聽了這話,感到十分震驚,腦子像炸了一樣。」

任仲夷被「搶救」「軟禁」一年半後,沒有發現他當「特務」「內奸」的證據,最後,總算解脫了。

1966年文革爆發時,任仲夷任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他又被當成哈爾濱市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

任仲夷曾跟他的祕書潘東生談到,在文革的大小批鬥會上,他挨批2300多次,集中在前三年,小規模的批鬥會幾百人,大規模的批鬥會超過10萬人。潘東生很驚訝他能記得那麼清楚。任仲夷透露說,每挨批一次,他就用筆在筆記本點一個圓點。

在一次批鬥大會上,在造反派此起彼伏的聲討聲中,任仲夷被勒令站在一張木椅上,戴著三尺長的高帽子,上書「打倒黑幫分子任仲夷」幾個毛筆大字。他雙手被反捆,低頭彎腰,紅衛兵將一盆漆黑的墨汁從他的後脖頸灌入,一路流淌到腳。

時任《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李振盛,用鏡頭記錄下了這瘋狂的一幕。後來2000年,美國《時代週刊》總結上世紀發生的80件大事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任仲夷的這張照片作為代表。1998年,李振盛見到任仲夷時,將這幅照片送給他,他提筆在照片後面寫下:「文化大革命的悲劇不能重演」。

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大搞階級鬥爭的結果,所有重大冤假錯案,都被說成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許多「敵人」,都是人為製造出來的。任仲夷親身經歷殘酷的政治運動,希望中共實現政治體制改革也在情理之中。

他後來反思說:「過去我們把政治等同於階級鬥爭,老是強調其階級性,講政治就是講階級鬥爭。這是不對的。其實政治最根本的功用就是管理……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發達國家現在社會穩定,經濟發達,生活富裕,是他們總結了許多成敗教訓,才在管理國家方面取得了這些成就的。這是人類的文明,肯定有好的東西值得我們學習。」

親歷經濟改革的阻力

任仲夷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二個原因,是他親歷了鄧小平發起的改革開放的風風雨雨。

十年文革,把中共折騰到幾乎亡黨的地步。文革結束後,鄧小平為了救黨,開始所謂「撥亂反正」,實行改革開放。

1978年,任仲夷調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同年秋天,鄧小平視察遼寧時說:「要讓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任仲夷理解,這是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當時,很多人受極左思想影響,談「富」色變。於是,他在全省開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讓不讓富、會不會富」的致富大討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主政遼寧期間,在農村和城市恢復了長期被視為「資本主義尾巴」的自由市場,允許搞個體經營,為國企鬆綁,甚至提出在大連辦經濟特區。

1980年,任仲夷調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當時,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高層給了廣東特殊政策。鄧希望他在廣東辦好深圳特區,闖出一條路來。

任仲夷到廣東後,充分利用政策,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大膽實驗。

但是,他的一些舉措受到中共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有人甚至說:「特區除了國旗是紅色的以外,已經沒有社會主義的味道了。」還好有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的支持,他才能闖過一些關難。

任仲夷親身經歷了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重阻力,他認識到,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沒法深入,改革的成果也難保。

「政治遺言」落空

然而,時至今日,中共政治沒有走向民主自由,反而走向獨裁極權,任仲夷的「政治遺言」落空。為什麼會這樣?

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鄧小平親手扼殺政治體制改革。

1986年,鄧小平意識到,「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他責成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

但是,1989年春夏之交爆發的「要民主,要自由,反官倒,反腐敗」的學生民主運動,使鄧感到中共統治受到威脅,鄧下令二十多萬軍隊進北京,製造了「六四」天安門屠殺。從此,鄧再也沒有提政治體制改革了。

如今,中共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相反,還向文革大倒退。鄧當年提出的、任仲夷在廣東實施的黨政分開、權力下放,國企鬆綁等,現在已被黨領導一切、權力不斷集中、國進民退等取代。

任仲夷的「政治遺言」落空的第二個原因,是「共產主義幽靈」對中共領導人的操控。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習近平,都堅持以馬列主義為指導。

馬列主義是什麼?就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第一句話中所說的「共產主義的幽靈」。「幽靈」也被翻譯成「邪靈」。只要中共堅持以馬列主義為指導,就必然被「共產主義的幽靈」操控。

比如習近平,他的父親、母親,他本人以及其他家人,都在文革中挨整。按正常人的思維,習應該對文革深惡痛絕,決不應該回歸文革。但是,今天,習卻一步一步向文革回歸,向獨裁、專制、極權回歸。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他的思想實際上是被「共產主義幽靈」操控著。

《共產黨宣言》崇尚暴力,今日中共仍然靠「槍桿子」(軍隊)、「刀把子」(專政機器)強力維持著,與民主政治相去十萬八千里。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兒了,謝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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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節目組製作

(責任編輯:李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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