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11月28日讯】飞机从北京起飞之后，只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就在大连机场降落。8月的大连，晚上并不很热，李俐走出机舱，阔别15年，家乡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三天前李俐才从美国飞抵北京，那是她15年来首次回到中国。
刚从飞机舷梯下来，就有一个中年女性，拿着一束花向李俐走来。“你是李俐女士吧？”她问。在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她说：“祖国人民欢迎你。”
李俐脑袋中的警报马上启动，“我不认识你，你是谁？”
这是2014年8月8日晚上在大连机场发生的一幕，那晚及日后李俐经历了什么？以下以第一人称方式呈现。
大连机场政法委追踪而至
那位女士没有吱声，但回头望了一下。我顺着她的视线，发现周边站着大约十来个一看就是那种经过特殊训练的人，他们不经意地已经把我包围在中间。
“终于还是发生了。”我心中说道。
两个中年男人走过来。在我的追问下，自我介绍是大连政法委的，并出示了工作证件，一个姓蒲，湖北口音；一个姓王，而那个女的姓李，这俩人是大连本地口音。
我问他们，“我犯法了吗？”
“没有。”
我问，“没有你们找我干嘛？”
“就想找个地方，跟你聊聊。”
我说：“不行，我的家人就在外面等我，他们见不到我会着急的。”
大连政法委的人坚持要现在去聊，然后我表示必须要打一个电话，“如果你不让我打这个电话，你除非把我抬走”。
后来他们请示后，用姓王的电话打。给家人打电话时，我有意让声音非常大，几乎就像喊出来似的。我说，我已经到了大连机场，但是呢我被大连政法委的人堵住了，他们要找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要聊一聊。我说今天晚上，如果你们见不到我，立马把我的信息传给我美国的先生，他会知道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
之后我就跟他们上车了。从大连周水子机场开了15分钟左右，到了一个宾馆。整栋宾馆有十多层，黑不隆咚的，只有一个房间亮着灯。走进大厅，没有一点人气儿，阴森森的。我想他们是故意制造这种恐怖气氛想让我恐惧吧。
我当然知道他们为什么找到了我，我是法轮功学员，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我是深圳罗湖区法轮功辅导站的站长……
身处在这个阴森恐怖的宾馆，过去的经历，像电影快放一样在心中播放起来。
喜得宝书找到人生答案
我原来在辽宁省外贸公司工作，1989年辞职下海到深圳，九十年代初就和先生一起开了一家私人公司，慢慢生意就做起来了，还在南京、大连、成都开了分公司，但我的身体也慢慢地变坏了。
我妈说在我三岁一次高烧之后就得了牛皮癣，整个胳膊身上都是，严重的时候还溃烂，每年都犯，我用中西医各种方法都没治好，后来听说深圳的武警医院有进口的药，打一针就得500元人民币，我也打了，开始几天好一点，过后又复发了。医生说，牛皮癣是不死人的癌症，我就这样煎熬着。
我还经常大脑供血不足，办公室有一张沙发，每天上午11点我都必须躺下来休息。后来我的声带也长出对称性小结，说话不到五分钟，嗓子就全部沙哑了。妈妈劝我不要老想着赚钱了，回大连休养一下吧。
1995年底我回到大连。一位外贸公司的老同事送给我法轮功的书：《转法轮》。晚上回到家，我捧起《转法轮》，从8点多钟开始看，一直看到第二天凌晨大概6点。看完后我告诉自己：我要修炼了。这真的是一本宝书，一本天书，我觉得我人生当中没有解开的问题，在这里全部都有了答案。
4月份有广交会，我去了广州后回到深圳，听说有免费的法轮功炼功点，我就一早来到离我家最近的洪湖公园，就有辅导员免费教了我功法。
那时每天一有空，我就看《转法轮》，好像这本书对我来说已经放不下了，就这样过了大半个月左右。有一天洗澡我突然发现身上怎么光滑了呢？那些牛皮癣怎么都掉了呢？我意识到，这是师父为我清理了身体，顿时心里充满了感恩。
先生也开始做好人修炼
自从修炼法轮大法，我就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无论客户或工厂，我们都相处得特别好，真诚相待。每到年底，纺织厂很多都揭不开锅，厂长很难过，没有钱发工资那大年三十怎么过？有的工厂厂长真的就是锅底子都被工人砸碎了。
知道哪个厂子有困难，我和丈夫就去支援他们，先把钱给他们，过了年之后他们再把钱货给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我也是见人就讲大法好。
先生亲眼见证我病好了，非常支持我修炼，他是学电视工程的，曾在电视台工作，1989年六四之后，他离开电视台到了深圳，我们一起做生意，慢慢地他也开始修炼了。
中共迫害 欺骗蓄谋已久
1999年之前，我们深圳有63个炼功点，凡是有空旷地的公园街边，几乎都有人在炼法轮功。当时全国有一亿人在学炼法轮功，政府也支持。
由于法轮功要求“真善忍”，而中共搞的是假恶斗，当时1亿法轮功学员在人数上超过了7000万的中共党员人数，于是，中共开始谋划镇压法轮功。
我记得1998年的某一天早上，我们炼完功，大概7点多钟，来了四五个年轻人，说他们是政法学院的学生，来实习调查炼法轮功的祛病健身的情况。每个人就发了一张表，像A4纸那么大小，上面有姓名、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工作单位的电话，然后祛病健身的情况，非常详细。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政府会这么卑鄙呀，每个人都填了。过后才知道，那几天，深圳的每个炼功点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在99年7‧20打压法轮功的时候，他们一抓一个准，每一家都去抓人。
我那时也遭遇了奇怪事。4‧25之后，我每天带女儿去同修家学法，晚上10点回来，一到家，就有人敲门，他说是深圳公安局五处的李处长，我以为他想了解法轮功，我就一直给他讲真相，直到有一天，姐姐提醒我被人盯上了，否则怎么我一回家，他就上门来呢？
1999年7‧20到美国 成了深圳要案
1999年7月20日那天，我来到美国，准备参加纽约Javits Center（贾维茨会议中心）的百货展，我每年都来，机票是两个月前就订好的。我先生是当年4月来到纽约，成立了纽约公司。
先生来机场接我时告诉我，国内开始镇压法轮功了，我不信，说怎么可能，当确认后，我感到很愤怒，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镇压呢？我马上给深圳家里打电话，姐姐说，7‧20当天警察到我家抄家了三次，开始他们以为我躲在房间某个地方，就翻箱倒柜到处找，第二天估计从海关记录中查到我出国了，就给我扣了个罪名，叫“与国外势力勾结，提前得到消息逃跑了”，我的案子成了深圳的大案要案。
那段时间，公安局还经常到我公司骚扰，一开始是白天到办公室查员工的身份证，下半夜就到员工宿舍以查身份证为名，骚扰员工，再加上我们不在，很快公司就办不下去了。
由于5岁的女儿还在深圳，先生就回国接孩子。还挑了一个特别的日子10月1日，国内各部门都放长假。但到家的第二天早上，公安局的人就来了，我先生每天都被迫去派出所报到。两周后没有任何改变，先生让我姐姐回老家，自己带着孩子，总不会让我带着孩子去派出所吧？但事实是警察照旧每天迫使先生带着女儿去派出所报到，丝毫没有放松。万般无奈，先生把他父母请到深圳带女儿，然后他自己把手机扔掉，开车连夜到上海躲起来。
那时我们一家三口，我在美国，孩子在深圳，丈夫在上海。那段日子对我来说很艰难，我能够走过来，靠的就是《转法轮》，大法就像一盏明灯，给我指明了方向。
2001年初，我们一家终于在纽约团圆。开始我们也想做些纺织品生意，但由于不能回国，国内工厂也没人监货，发来的货经常有问题，不能顺利出售，就变成了库存。不久，先生全力参与筹备新唐人电视台的工作，我就带着女儿，参加讲真相活动，周末的时候我和先生就带着女儿去摆地摊，把那些库存换钱补贴家用。从那以后，我们全家就靠当初带来开分公司的钱生活。
为杂志找广告 糊涂回国
2014年我在做时尚杂志，叫《尚》杂志，由于内容做得不错，在北美华语时尚杂志中名列前茅。当时美国一家大的华裔广告公司看中了我们，他们想把广告的运营平台做大，计划到北京和几家大的科技公司搞联盟，广告公司就邀请我去。
我知道参与了反迫害活动，我回去可能会被抓，但当时杂志没有多少收入，再拉不来广告就要关门了。那时我有个侥幸心理，当时反腐把政法委的这一帮人，像周永康都给拿下了，是不是整个系统会发生一些变化呢？
我就抱着一个侥幸心理，认为我去办签证，如果签了，说明我就可以回去，签不到那就算了，因为我是美国公民嘛。
很奇怪，那天我去纽约中领馆取签证，等了很久，使馆的人来回问了我好几次，最后才给我签证。也许那个时候领馆的人就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故意让我回去。因为我以前曾被选为纽约上海联谊会的副会长，中领馆知道我炼法轮功。
2014年8月5日我去了北京，入关的时候没有问题，第二天就紧锣密鼓地开始跟这些科技公司的运营部开会，比如百度啊，土豆啊、腾讯啊、搜狐、优酷啊等等。第三天本来下午要会另外一家公司，临时改去《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是中共的喉舌，我觉得他们就是特务机构，我不想去，大家就簇拥着去吧去吧，碍于情面，就一起去了。
隔天晚上，我坐最晚的航班从北京回到老家大连，中共政法委随即追踪而至。
第一次面对政法委 有惊无险
我必须面对，虽然有一点心理准备，但其实心中仍然紧张。
姓蒲的男人首先追问我在美国干什么？我说打杂，做点小生意，维持家计。他说，你先生做什么？我说我先生退休了。然后反正就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绕到了法轮功。
他说你炼法轮功吧？我说是啊，他说中国不让炼法轮功。
我说，“我再问你一句，我违法了吗？”
他说，“没有。”
我说，“那你就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
然后他讲，“你先生做什么我都知道。”
我回答，“既然我先生做什么你们都知道，你为什么要问我呢？”
之后，他开始旁敲侧击地说这说那。我不想跟着他思路走，直接话锋一转，“我是美国公民，你们承认我到了中国这里我没有违法，现在你们这个行为已经影响了美国公民正常旅游的程序了。你干扰了我的正常生活。”
政法委的几个人无言以对，只能继续沉默。见此情形，我就说“妈妈还在家等我呢。我要走了。”我起身就走，他们也只好跟着出来了。在这期间，姓王的出去了两趟，也许是向上级汇报吧。
我坐上家人的车后，他们就派车跟踪我们，家人的车一直无法甩脱他们，没办法，我就回家了，回到家已经是下半夜3点半了。
第二次约谈 政法委露出凶相
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他们打电话，说明天找我喝茶。我想我要是不去的话，他们就会到家里来骚扰。我母亲都84岁了，我不想他们到家里来，我就去了他们指定那个饭店。
饭店包间同样是黑糊糊的，很昏暗，让人觉得非常压抑。还是那三个人。由于时差以及跟家人聊天，我基本一天一夜未睡。我告诉自己不要多说话，保持沉默，以免被他们钻了空子。
姓蒲的政法委的人，先跟我讲百善孝为先，“你老母亲这么大岁数了，听说你老父亲去世了你也没回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尽孝道啊，你要床前服侍啊。”我说：“我想尽孝啊，你们不让我尽啊。我这不回来要尽吗？你们又对我这样。”
然后他就转话题说，“你如果跟我们‘合作’的话，你想做多大生意，就让你做多大生意，我们有这个能力和权力。”
我说，“大生意我曾经做过，钱我曾经拥有过。”
他看我这样，马上态度就变了，恶狠狠地跳起来拍桌子，“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的话，从此以后你不能踏入这个国土，包括你老母亲过世，你在大连的公司就地取缔。”
我也站起来了，“我再问你们一遍，我违法了吗？我来到中国，从昨天到今天，我违法了吗？”他们谁都不吱声。
我说，“我是美国公民，如果你们再这样骚扰我，我就向美国大使馆报告。”
然后我说对不起，姐姐在外面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我要跟她回去，我就走了。回到家，我跟家人打了招呼，说他们想让我当特务，给他们提供法轮功情报。家里人都说咱不能干那种事情，赶快买机票走人。于是，8月13日我回到了美国。
后来我得知，组织回国的华裔广告公司老板，也在宾馆被公安骚扰，最后此行什么结果也没有。
中共的离间挑拨新阴招
但是，政法委的这件事情并没有完结。
回到美国之后，有一天一位法轮功同修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收到一封邮件，说你回国了，大连政法委找你谈话了，至于“谈话”的结果如何却没有说。
这明显就是中共的离间计，想让法轮功学员内部互相猜忌，从而让我们有限的人力资源更加短缺。
我跟这位同修解释说，如果我答应了他们，当了中共特务，他们保护我都来不及，怎么会把我供出来呢？我说，如果有必要，我会报告FBI，调查是哪个中共特务干的。
回头想中共特务对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干扰，我先生就经历了很多。十多年前，中共骚扰先生的弟弟，经常请他弟弟“喝茶”，特别是逢年过节。有一次，江西省国安局就问弟弟，你哥哥怎么样了，弟弟说没联系，他们就用测谎仪来检测弟弟。为了不让弟弟被无端骚扰，我先生已经好多年不跟他弟弟联系了。
还有一个先生的同学，被国安局收买，成为他们的说客。国安提出的条件是，让我先生到第三国谈谈，比如越南、泰国、香港，先生可以随便提条件，他们都会满足。到了2017年，16位同学组团来美国看我先生，其中就有这位同学。先生到宾馆看望他们，那个同学就把我先生拉到一边说，我这次来是当说客的，我来美国的路费，都是国安出的，就是要说服你回去，当即被先生拒绝了。
对不起师父的内疚悔恨
2014年回国被政法委“谈话”之后那几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感觉一座大山压在我头上，本来勇往直前的我，变得步步退缩，步步后退。
直到有一天，头上的大山突然变成了刻骨铭心的后悔。
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父把我从苦海中拯救出来，我应该尽一切努力讲清真相，还师父清白，维护大法的尊严。而我却在师父遭中共通缉辱骂的时候，回中国想去做生意，我怎么那么糊涂呀？
尽管表面上看，我没有屈服于中共，没有被利诱当特务。但是我的回国，很可能会给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即使我没屈服，顺利返回海外，也可能造成中共对法轮功迫害不严重，甚至没有迫害的假象；即使我没屈服，中共会故意向法轮功内部释放此学员回国并被约谈的消息，增加法轮功学员内部的猜忌，分化法轮功学员的力量。
中共的迫害，其实有多种形式，除了酷刑、活摘器官等这些残暴手段之外，还会采取恐吓、离间、渗透、利诱等软性的肮脏手法，它们会通过一切可能的方法，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
而由于我的糊涂，变成了他们的利用工具，甚至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想到这些，我突然感到一种痛彻心扉的悔恨！
中共阴招 企图诱惑海外学员
其实，中共的类似手段，大纪元早就报导过多次。中共为镇压法轮功，策划了一项专项政策：用亲情、生意、学术、工作、朋友聚会等各种机会，利诱海外法轮功学员回中国，然后恐吓、利诱法轮功学员当中共特工。
即使此计不成，中共也是赢家，因为中共会将回国法轮功学员的资料和回国见人的情况，向海外法轮功学员、佛学会或相关人员处发送，造成内部猜忌和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以达到削弱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人力资源的目的。
一批中共高级心理学家、心理医生，参与制定了一项“召集海外法轮功学员回国”的行动计划，各地610系统和国安部门通过联络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朋友、同学、同事等，用虚伪及甜蜜的语言及友情家访等各种方式，向海外法轮功学员传递“希望法轮功学员回国探亲、观光、访友，国家保证安全，保证没事”等信息。
但事实上，回到中国的法轮功学员都后悔莫及。
十多年前，香港法轮功学员、电脑工程师王岩回大陆被中共恐吓后屈服，答应给中共当特务。但回到香港后，王岩每天生活在极度的精神压力中，感觉一辈子都无法解脱，最后他鼓起勇气，主动曝光了他被中共诱惑的事，重新回到善良人的世界。
加拿大籍富商、法轮功学员孙茜，2017年2月19日在北京遭中共非法绑架，在关押期间，她遭到辣椒水喷面、连续两周全天戴镣铐、强制洗脑等酷刑。2020年6月30日被北京朝阳法院重判8年，至今仍身陷冤狱。
因此，我希望海外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镇压停止之前，千万不要回国，不要给中共的阴毒迫害提供任何可乘之机。
由衷之言，万望大家能吸取教训。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叶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