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06月01日讯】他,曾经是中共体制内红得发紫的青年才俊,后来却成了被中共党媒点名批判的右派分子,他在被关押劳改的14年里4次越狱,最终成功出逃,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了一个传奇。他的名字叫徐洪慈。
据《读史》所载,徐洪慈1933年生于上海一个买办家庭,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却在15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时成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团工委统战部的一名干部。20岁时,徐洪慈在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毛泽东、刘少奇接见,第二年就作为调干生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成为了中共体制内一个“红得发紫”的青年才俊。
然而,1957年的整风运动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在这一年,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突然发表社论,呼吁大家“大鸣大放”,“向党交心”提意见。上海第一医学院也为此召开了全院大会进行动员。
时年24岁的徐洪慈听信了党媒和学校的宣传,回到宿舍后就和14个同学一起写了一份“意见书”,建议中共当局多派一些除苏联以外的其他外国专家,允许学校教学日语、德语,还提出中共党内不够民主,不能总是报喜不报忧······他们总共提出了51条意见,第二天就把这些意见写成大字报贴了出去。徐洪慈怎么也没想到,这张大字报后来会成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
“大鸣大放”进行了不久,中共中央就转变了“风向”,发起了“反右运动”,对提出过批判意见的人士展开大批判。徐洪慈不服气,曾在女友面前鸣不平,他说:“到底是我正确,还是他们正确,三百年以后见分晓。如果我在这待不下去,我就想出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分国界的。”他没想到,女朋友转身就去举报了他。徐洪慈立即被打成右派,随后被开除了党籍学籍,关进监狱,送往安徽白茅岭农场去劳动改造。
徐洪慈不甘心就这样劳改一辈子。1958年12月14日凌晨,他第一次采取了出逃行动。他逃出白茅岭后,坐长途汽车回到了500公里外的上海,他没想到警方发现他出逃后早已在他家布控,结果他回到上海后很快就被抓回了白茅岭。
回到白茅岭后不久,徐洪慈又策划了第二次出逃。这次他经昆明前往到泸水,想越境逃往缅甸。然而,他手上拿的是一张老地图,他不知道中共建政后这个地区的地图已经改版了,结果他误判了边境线的位置而再次被了回去。
徐洪慈依然不死心,他不能够就这样窝囊地被抓回去。于是,他在泸水的看守所里计划了第三次逃跑。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安迪一样,徐洪慈搞来一把不锈钢小勺,开始在牢房的土墙上挖洞,他把挖出来的土都堆在床底下。
一段时间之后,土墙终于被挖通了,当他从洞里往外爬时,手刚伸出去就被一把钳子叉住了虎口。原来,他的行动早已被看守所的人发现了,他们就是在守株待兔,等着抓他的现行。
1959年,在云南泸水,徐洪慈因越狱外加非法越境被判刑6年。在狱中,他辗转了多个关押地,然后得到了一个王姓管教的赏识,被调到医务室去给其他犯人看病。好不容易熬过6年,1965年到了他该刑满释放的时间,监狱方面却告诉他,当时的政策不允许释放他回家,他还得继续劳动改造。
1966年文革爆发,徐洪慈成了第一批被批斗的对象,他之前的所有罪状,被一条条拿出来再批判。在万人批判大会上,他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人们踢他打他用枪托砸他,然后他再次被判刑20年。这一次,他被关进了丽江的一个专门关押重刑犯的监狱。
徐洪慈却凭借着自己的医学知识,在这里成为了犯人们眼中的“智多星”。犯人的鞋臭,徐洪慈让他们含一口白酒,往鞋里一喷就不臭了;大家的毛巾硬,徐洪慈告诉他们,在水里烧一下,点几滴醋就好了。慢慢地,他在监狱里越来越有威望。
然而,在监狱长李德荣的心中,徐洪慈的足智多谋恰恰犯了他的忌讳。1969年,监狱开始起草关于徐洪慈的报告,内容是指控徐洪慈企图组织犯人集体暴动越狱。一旦这个报告送上去,徐洪慈将面临被枪毙的厄运。
一个在监狱中打杂的犯人,冒着风险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徐洪慈。此刻他明白,逃跑是他唯一的生路。他立即开始为第四次逃跑作准备。
考虑到路上要经得起盘查,需要有单位的介绍信,他便找来扔在监狱里几年的干肥皂,用仿宋体刻了一个“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的公章,然后搞来了印泥,伪造了三张外出探亲的介绍信。接着,他攒粮票、备干粮、分拆了一个梯子备用。
1969年8月7日的早上,监狱里停电了,他抓住这个机会把自己早已准备好的出逃物资都转移到了钳工间,从钳工间里面把可拆卸的木梯零件扔到一个早已看好的死角。等到晚上监狱点名之后,他用衣服卷成人形塞在被子里,趁人们洗漱比较混乱的时机躲进了花坛。夜深人静时,他悄悄把拆卸的梯子组装起来,然后借助梯子和两根扁担翻过了监狱的高墙。
逃出监狱后,徐洪慈在云南的大山里向南一路狂奔。渴了就喝河水,饿了就吃昆虫幼虫和蚯蚓,想到可能会有警犬追踪,他不顾危险趟过了几乎没顶的河水。经过14天的餐风露宿,徐洪慈终于走出了云南。
一个月后,徐洪慈一路乘车北上,来到了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这次似乎连老天都在帮助他,当他走近边防站的时候,原先亮着的灯光竟突然灭了。徐洪慈本能地贴着岗楼走,他没想到那竟然刚好是边防哨所雷达的盲区。
1972年9月10日夜里,蓬头垢面的徐洪慈顺利偷越国境,走进了蒙古国。在蒙古境内,他接受了法官的询问。法官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又担心他是间谍,让他提供证据以自证清白。
徐洪慈说:“你翻阅1957年8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面有关于我的对我批判的文章,我可以背一段给你听。”
就这样,徐洪慈洗脱了间谍嫌疑,也没有被遣送回国。因为他是非法越境,他被判在宗哈拉的大森林服役一年。虽然那个地方夏天牛氓肆虐,冬天冷得可以冻掉脚趾,徐洪慈却觉得,逃离了中共的监狱,这里简直幸福太多。
一年服刑期满后,徐洪慈到医院去看眼疾时遇到了护士奥永,已经40岁的徐洪慈以自己的才华和学识赢得了21岁姑娘的芳心。他们结婚后在蒙古腹地的后杭盖省安了家,还生了两个孩子。
这些年,徐洪慈没有与国内的家人联系,他知道一旦被公安引渡回国,后果不堪设想。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才与家人取得了联系。1981年的冬天,母亲写信告诉他,上海第一医学院为他的右派问题平反了。
1983年,流亡在外整整11年的徐洪慈,带着妻子、儿子和刚出生的小女儿一起回到了上海。当他回到家中与母亲拥抱在一起时,弄堂里所有旁观的人都跟着他们母子二人一起留下了眼泪。他回到自己曾经的学校看看,留校的同学看到他后大吃一惊,惊呼“你居然还活着!”
回到中国的徐洪慈心理上依然有阴影,他经常在半夜惊醒,突然坐起,然后便再也睡不着,这时候他常常就拿出纸笔来写一些文稿。
2008年4月17日,徐洪慈因癌症引起的呼吸衰竭去世,享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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