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3月10日尹锡悦当选总统为标志，韩中关系即将走进新阶段。尹锡悦有“韩国的川普”之称，对中共强硬，表示要重建韩美关系（当选后即与拜登通话）。虽5月才正式就职，但已展开前期工作，其中派遣韩美政策协商代表团访美（4月3日启程）一事最受关注。
代表团转交了尹锡悦写给拜登的亲笔信。团长朴振称，亲笔信体现出尹锡悦发展韩美同盟的坚定意愿，勾勒出发展蓝图，力促韩美关系升格为全面战略同盟，以共同应对朝核、经济安全问题等一系列新挑战。韩美关系的走向，非常刺激中共的神经，尤其如下四点：
（一）韩国加入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问题。中共骂QUAD是“亚太版北约”，一直掣肘韩国加入。尹锡悦竞选时曾承诺，加入QUAD下属的工作小组，并在日后循序渐进地准备正式加入QUAD。这次代表团访美，朴振表示，“我们想加入QUAD进行活动……美方也表示非常期待韩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白宫印度太平洋协调员坎贝尔则说，“从以军事同盟起步的韩美同盟发展成为经济安保和技术同盟非常重要”，“期待与韩国进行多种合作”。
（二）美国在韩部署战略武器问题。这严重冲击着中共极担心的所谓“太平洋地区战略平衡”问题。尹锡悦承诺“坚决应对”朝鲜威胁，在推动韩美联合军演“正常化”之外（为安抚朝鲜并恢复停滞不前的谈判，文在寅政府缩减了规模），寻求美国部署轰炸机、航空母舰和核潜艇等战略资产。这次访美，在被问及是否与美国讨论了部署战略武器的相关内容，朴振称，双方在协商过程中很自然地提到了该问题，一致认为战略武器是增强延伸威慑的重要因素，并在该层面进行探讨；一位白宫官员则表示，双方就美国的国防承诺进行了“广泛讨论”，但未作出详细说明。
此外，中共曾因“萨德入韩”跟韩国大闹一场。2017年11月22日，中共宣布文在寅政府承诺“三不一限”，即：不考虑追加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发展韩美日三方军事同盟；为了不损害中（共）国战略安全利益而限制使用“萨德”（韩方表述不同，比如没有“一限”）。尹锡悦竞选时期公开批评文在寅政府的“三不”立场。4月4日，针对媒体报导中方要求韩方在“萨德”系统的“三不”立场基础上再加“一限”一事，韩国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首席副发言人表示这是侵犯韩国军事主权的严重事件，要求文在寅政府披露详情。“萨德”问题如成韩国政府交接时的外交安全争论焦点，也将影响韩中关系。
（三）强化韩美“全面战略同盟”的共同价值观问题。尹锡悦竞选时表示在“共享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人权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把韩美同盟建设成战略性的综合同盟，以此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这次访美，韩方向美方说明了尹锡悦希望将韩美关系提升为更高水平的全面战略同盟的构想，双方就此达成共识。关于美国对华战略上韩国所扮演的角色，朴振表示，“韩国和美国是基于共同价值的同盟”，“双方一致认为，建立民主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主义、人权等国际规范基础上的秩序非常重要，中方也应该理解这一点，并做出接受的行动”。
（四）深化韩美经济安全合作、降低对华依赖问题。这次访美，朴振表示，韩美能够一起展开合作的领域相当多元，双方在强化尖端技术、供应链、核能合作等各领域的合作上展开协商。
这里的重点有二。其一，韩国将积极参与拜登政府即将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y Framwork，IPEF）。根据白宫2月公布的《印太战略》，排除中共的IPEF将“促进高标准贸易、治理数字经济、提高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促进投资的透明性、推动高标准基建、构建数字连接”。IPEF与传统贸易协定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注重价值和规则。这对外贸依存度相当高的韩国是有利的。而在IPEF框架中，韩国占据优势的领域相当多。
其二，在维系双边经济伙伴关系的同时，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一方面，自2003年开始，中国超越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2021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高达3623.5亿美元（同比增长26.9%），相当于该年韩国与美国、日本、欧盟贸易规模总和。而且，2017年美中贸易战后，韩国对中国的依赖度逐步上升。以美国供应链重组计划的四类核心产品为例，半导体对中国依赖度为39.5%，是日本的2倍多、美国的6倍多；电动汽车电池为93.3%，达到日本的1.5倍、美国的2倍多；医疗品及医药原料（抗生物质）为52.7%、稀土为52.4%，均远远高于美日。又如，2021年10月中共因煤炭短缺限制尿素出口后，韩国约400万辆柴油车因车用尿素短缺而面临停摆危机，其中200万辆是货车，令韩国面临物流大乱危机。
另一方面，随着美国推进供应链“去中共化”，曾经的“中国红利”变成了“中国风险”；而且，中共是个为达到目的随时可能挥舞经济报复筹码的政权，因此韩国必须推行国际贸易多元化策略，控制风险。比较而言，日本2012年因钓鱼岛事件受到中共的经济报复后，一直用“中国+1”的战略降低对华依赖度；但韩国在经历了“萨德报复”之后，依然没有改变。
对此，尹锡悦新政府将推出一整套政策来降低对华依赖度，包括与美国加深合作（有学者称“在极端情况下韩国甚至会选择偏向美国一边”）， 针对东南亚、印度、欧洲等地实行多元化合作战略，加强数字经贸战略的计划（在有关数字贸易协定的事务上发挥主导作用）等等。
以上四点动向，显示韩国对华政策正在酝酿着重大调整。中共也不是看不到。3月25日，习近平打破惯例，与尹锡悦这个韩国候任总统通电话（中方通常在一国领导人正式开启任期后安排领导人之间的通话）。不过，在这之前，尹锡悦已与美、日、英、澳、印五国首脑通电话了，明显把中共摆后（这与文在寅大不同，文在寅当初当选总统后，与外国首脑的通话顺序分别为美、中、日、印、俄等）。
在通话中，习有两句话别有意味，一是“加强政治互信”，一是“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作出积极努力”，这表明了中共忧心的重点所在：韩美联盟全面升级，韩中相背而行，经济疏离。但是，中共对韩国的关切——朝鲜3月24日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导致朝鲜半岛和地区紧张局势急速升级——却无实质性回应；在随后中共公布的两人通话内容中也只字不提。这显示中共仍在继续对韩的老政策，对尹锡悦即将开启的韩国新航程没有实质性因应对策。
由此看来，韩中只能渐行渐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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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