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行病的反应──从严厉的封锁到学校关闭──的特点是“自我毁灭式” 的过度反应。”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免疫学和微生物学副教授坦普尔顿说。
美国有一个“安全文化问题”，免疫学家史蒂夫•坦普尔顿（Steven Templeton）博士说，“我们想把风险降低到没有风险的地步”。
坦普尔顿认为，在美国，安全文化的兴起和大规模人群对细菌的恐惧已经占据了社会，可能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就像过度使用抗生素一样。
“我不想将来回想起这件事时说我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在别人真正需要的时候没有站出来说话。”
坦普尔顿博士表示：我称之为安全文化问题。我们希望将风险降低到没有风险的程度，完全规避风险。
然而，安东尼•福西博士说：如果想得到根本的保护，真的应该打加强针。
坦普尔顿博士认为：现在，一件事发生的概率不如它将可能发生重要。
在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成立大会上，我们采访了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免疫学和微生物学副教授史蒂夫•坦普尔顿（Steve Templeton）博士。
史蒂夫•坦普尔顿博士谈到：媒体狂热和COVID恐慌如何使美国人过分地规避风险和恐惧细菌。
坦普尔顿博士：“我不想将来回想起这件事时说我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在别人真正需要的时候没有站出来说话。”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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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坦普尔顿博士，欢迎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坦普尔顿博士：我很荣幸！
从事病毒免疫学研究
杨杰凯：史蒂夫，你从事免疫学研究已经很多年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你一直在观察社会上的一些非常耐人寻味的变化，并记录下来。在我们开始讨论这些之前，请介绍一下你的工作经历，你在免疫学领域的敏锐发现。
坦普尔顿博士：我曾在爱荷华大学接受培训，做过一些病毒免疫学研究，实际上用的就是冠状病毒模型，那时还没有人关心这些事情。这种情况在2003年萨斯（SARS-1）爆发时改变了，很明显，当时人们对这方面有了更大的兴趣；现在，显然人们对此越来越关注了。在那之后，我去了政府，在疾控中心（CDC）工作了四年，在NIOSH，即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
在那里，我开始做感染真菌的吸入模型研究，研究气溶胶之类的东西。那是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人们对这类研究很感兴趣，因此，有大量关于肺部吸入、（引发的）炎症之类的研究。
然后，10年前我来到印第安纳大学，从事传染病研究，主要研究机会性感染（opportunistic infection，又名伺机性感染，注：由机会性病原体引发的感染，这些病原体寄生在正常人体时不致病，只在人体免疫功能低下时引起感染），我研究的是一种真菌感染——曲霉菌病（注：一种通常发生在肺部的真菌感染，由曲霉属真菌引起），所以我在很多不同的领域都有经验。
杨杰凯：所以说，你的主要研究领域基本上是涉及感染方面的。
坦普尔顿博士：对，涉及了多个领域的传染病免疫学。是的。
疫情初起 担心大范围恐慌 美国和世界的过度反应
杨杰凯：当然，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你基本上看到了冠状病毒以及美国和世界各地对冠状病毒的反应。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有些不对劲，开始在心中产生疑问的？
坦普尔顿博士：我想是在第一周……那是在3月12日，13日，当时纽约市出现了真正的高峰，其它地方都正在决定如何应对。华盛顿州也出现了一些病例。他们开始封闭。我有个姐姐在西雅图，她告诉了我当地疫情的发展情况。
我非常担心会出现大范围的恐慌，这将引发（过度）反应。我在地方层面也能看到这一点。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基于我的基本理解，疫情已经是无法完全压制的了，但是我觉得公众不会买账。他们认为我们基本上可以阻止这一切，认为我们对它的控制能力比以前强得多。
所以我非常担心这种心态很可能会导致一种自我毁灭式的反应。我开始在当地采取行动，试图让学校继续开放等等。这显然不太奏效。所以我参与传递了一些信息，旨在……我觉得这些信息的目的，是试图缓解当地民众和官员们的恐惧，并试图减轻他们的压力。他们期望能够控制将要发生的事情，这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压力。
杨杰凯：所以，这事确实令人关注。你提到你正在努力阻止学校关闭，不仅是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而且是以一个在校孩子的父亲的身份。
坦普尔顿博士：我和很多人一样，在社交媒体上很活跃，我开始看到当地人的反应。他们中有些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些是教师，我觉得他们的观点并不能反映出当时真实发生的事情和我们所知道的情况。
尽管我掌握的信息并不完整，但我真地不想孩子受伤害，因为我们当时确实知道，儿童不会像老年人和有合并症的人那样受到重症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贸然关闭学校最终是有害的，因为这样的话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放学校，什么时候能摆脱关闭的状态。
所以，起初，我估计我们当地的学区对关闭学校很犹豫，但是很明显，在那之后的几天，州政府要求他们关闭，别无选择。这是当时我所关注的重点。后来，由于我的背景，当地记者开始对我感兴趣，询问我的意见，我也给了他们。在当时，对这些意见并没有太大的争议。
这种病不一定能完全控制或阻止 封闭无法持续
杨杰凯：在早期，有哪些意见本是没有（太大）争议的，后来却引起了争议呢？
坦普尔顿博士：就是（我所持的）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病不一定能完全控制或阻止。而公众的期望是能够控制住，只要待在家里，不出门，不与他人互动，很明显就可能打破感染链。很多人认为这个想法有道理。
问题是，这种做法无法持续。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因为有些人的工作需要与他人互动，劳工阶层无法远程工作。所以，这些（严格封闭）措施是可持续的想法，我认为不是人们可以真正接受的。我试图让当地居民注意到这一点。即使有人注意到，效果也参差不齐。
杨杰凯：在某个时候，你开始变得更加直言不讳，比如在本地范围之外发声。而且事态已经到了……你得到了更多的信息，现在已经收集到有更多的信息，了解这种病毒是如何起作用的、如何在不同地方和不同人群中流行的。当然，在某个时候疫苗也发布了。所以你变得更活跃了，你开始表达你的观点。你开始写文章。再问一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坦普尔顿博士：是的，那麽，我为当地的报纸写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一些观点，不同于我在新闻媒体上看到的灾难性的想法。我简直不敢相信新闻媒体上表现出来的消极程度……尤其是，关于这种大流行病的报导，美国的新闻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的新闻都要消极，我认为这非常让人费解的。
所以我试着对某些观点进行反驳。于是我为当地报纸写了一系列文章，并且从一些人那里得到积极的反馈，比如“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不要告诉任何人”这类东西。我也从一些人那里得到口头的负面反馈。我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州政府的应对措施，因为有领导人倾向将病毒在各州的传播归咎于公众，说这完全是一种（不当）行为导致的大流行病，如果我们做正确的事情，如果我们听取专家的意见等等，大流行是可以控制的。
强制令有争议 科学家现在做每件事都受政治影响
很明显，强制令是有争议的，我相信很多科学家不认为这些事情应该强制，尤其是针对儿童。这些都是政治问题，不一定是科学问题。但是科学家也是人，所以我们会卷入政治。我们没办法，科学家们做的每件事都会受到政治影响。
杨杰凯：那么，让我们来谈谈……当然，你已经谈到了政治化的问题。我记得你专门就这个话题写过文章。请告诉我你对此的看法，以及大致上发生了什么？
坦普尔顿博士：如果你回顾2020年以前发表的所有文章，你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如果你读2020年以后发表的文章，写的都是口罩或封锁能够无限期地阻止传播，或者长期封锁不会产生破坏性的附带损害等等内容。然后你会意识到政治化已经多么严重，因为只要你想讨论这些干预的得失，人们就认为你出格。你不能谈论得失权衡，因为我们正处于危机之中。
你不能说，这个措施效果有限，或者无法证实有效，或者我们必须做这些事，因为这些事可能会有帮助，因为它们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我们所有人休戚与共，等等。这是一种放大效应，我们从一件事开始，那是一件我们不知道是否有效的工具，后来放大，成了我们的道德义务，以至于我们必须强迫两岁的孩子戴口罩，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
这恰好证明它成了政治的工具。很多这些事情被政治化，这令人沮丧、愤怒，但是从人类心理角度看，也很奇妙。是的，虽然我是一名免疫学家，但这种政治话语的发展方式、以及广大民众以统一的方式思维，并迅速迁移到其它事情，比科学支持的速度更快，这对我来说非常奇妙。
杨杰凯：是什么在驱动？
坦普尔顿博士：是恐惧，以及成为集体行动一部分的需要。我认为人们对联合起来战斗很感兴趣。他们把这比作战争。那些非常支持缓解措施、关闭之类的事情的人会说：我们都需要团结起来，就像是在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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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