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行病的反應──從嚴厲的封鎖到學校關閉──的特點是「自我毀滅式」 的過度反應。」印第安納大學醫學院免疫學和微生物學副教授坦普爾頓說。
美國有一個「安全文化問題」，免疫學家史蒂夫•坦普爾頓（Steven Templeton）博士說，「我們想把風險降低到沒有風險的地步」。
坦普爾頓認為，在美國，安全文化的興起和大規模人群對細菌的恐懼已經占據了社會，可能會產生破壞性的後果，就像過度使用抗生素一樣。
「我不想將來回想起這件事時說我違背了自己的良心，在別人真正需要的時候沒有站出來說話。」
坦普爾頓博士表示：我稱之為安全文化問題。我們希望將風險降低到沒有風險的程度，完全規避風險。
然而，安東尼•福西博士說：如果想得到根本的保護，真的應該打加強針。
坦普爾頓博士認為：現在，一件事發生的概率不如它將可能發生重要。
在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成立大會上，我們採訪了印第安納大學醫學院免疫學和微生物學副教授史蒂夫•坦普爾頓（Steve Templeton）博士。
史蒂夫•坦普爾頓博士談到：媒體狂熱和COVID恐慌如何使美國人過分地規避風險和恐懼細菌。
坦普爾頓博士：「我不想將來回想起這件事時說我違背了自己的良心，在別人真正需要的時候沒有站出來說話。」
這裡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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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坦普爾頓博士，歡迎做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坦普爾頓博士：我很榮幸！
從事病毒免疫學研究
楊傑凱：史蒂夫，你從事免疫學研究已經很多年了，在過去的幾年裡，你一直在觀察社會上的一些非常耐人尋味的變化，並記錄下來。在我們開始討論這些之前，請介紹一下你的工作經歷，你在免疫學領域的敏銳發現。
坦普爾頓博士：我曾在愛荷華大學接受培訓，做過一些病毒免疫學研究，實際上用的就是冠狀病毒模型，那時還沒有人關心這些事情。這種情況在2003年薩斯（SARS-1）爆發時改變了，很明顯，當時人們對這方面有了更大的興趣；現在，顯然人們對此越來越關注了。在那之後，我去了政府，在疾控中心（CDC）工作了四年，在NIOSH，即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在那裡，我開始做感染真菌的吸入模型研究，研究氣溶膠之類的東西。那是在卡特裡娜颶風之後。人們對這類研究很感興趣，因此，有大量關於肺部吸入、（引發的）炎症之類的研究。
然後，10年前我來到印第安納大學，從事傳染病研究，主要研究機會性感染（opportunistic infection，又名伺機性感染，註：由機會性病原體引發的感染，這些病原體寄生在正常人體時不致病，只在人體免疫功能低下時引起感染），我研究的是一種真菌感染——麴黴菌病（註：一種通常發生在肺部的真菌感染，由麴黴屬真菌引起），所以我在很多不同的領域都有經驗。
楊傑凱：所以說，你的主要研究領域基本上是涉及感染方面的。
坦普爾頓博士：對，涉及了多個領域的傳染病免疫學。是的。
疫情初起 擔心大範圍恐慌 美國和世界的過度反應
楊傑凱：當然，和我們所有人一樣，你基本上看到了冠狀病毒以及美國和世界各地對冠狀病毒的反應。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注意到有些不對勁，開始在心中產生疑問的？
坦普爾頓博士：我想是在第一週……那是在3月12日，13日，當時紐約市出現了真正的高峰，其它地方都正在決定如何應對。華盛頓州也出現了一些病例。他們開始封閉。我有個姐姐在西雅圖，她告訴了我當地疫情的發展情況。
我非常擔心會出現大範圍的恐慌，這將引發（過度）反應。我在地方層面也能看到這一點。我有這樣一種感覺：基於我的基本理解，疫情已經是無法完全壓制的了，但是我覺得公眾不會買帳。他們認為我們基本上可以阻止這一切，認為我們對它的控制能力比以前強得多。
所以我非常擔心這種心態很可能會導致一種自我毀滅式的反應。我開始在當地採取行動，試圖讓學校繼續開放等等。這顯然不太奏效。所以我參與傳遞了一些信息，旨在……我覺得這些信息的目的，是試圖緩解當地民眾和官員們的恐懼，並試圖減輕他們的壓力。他們期望能夠控制將要發生的事情，這對他們來說是巨大的壓力。
楊傑凱：所以，這事確實令人關注。你提到你正在努力阻止學校關閉，不僅是以一個科學家的身分，而且是以一個在校孩子的父親的身分。
坦普爾頓博士：我和很多人一樣，在社交媒體上很活躍，我開始看到當地人的反應。他們中有些人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有些是教師，我覺得他們的觀點並不能反映出當時真實發生的事情和我們所知道的情況。
儘管我掌握的信息並不完整，但我真地不想孩子受傷害，因為我們當時確實知道，兒童不會像老年人和有合併症的人那樣受到重症的影響，所以我認為貿然關閉學校最終是有害的，因為這樣的話將不知道什麼時候能開放學校，什麼時候能擺脫關閉的狀態。
所以，起初，我估計我們當地的學區對關閉學校很猶豫，但是很明顯，在那之後的幾天，州政府要求他們關閉，別無選擇。這是當時我所關注的重點。後來，由於我的背景，當地記者開始對我感興趣，詢問我的意見，我也給了他們。在當時，對這些意見並沒有太大的爭議。
這種病不一定能完全控制或阻止 封閉無法持續
楊傑凱：在早期，有哪些意見本是沒有（太大）爭議的，後來卻引起了爭議呢？
坦普爾頓博士：就是（我所持的）這樣一種觀點：認為這種病不一定能完全控制或阻止。而公眾的期望是能夠控制住，只要待在家裡，不出門，不與他人互動，很明顯就可能打破感染鏈。很多人認為這個想法有道理。
問題是，這種做法無法持續。這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因為有些人的工作需要與他人互動，勞工階層無法遠程工作。所以，這些（嚴格封閉）措施是可持續的想法，我認為不是人們可以真正接受的。我試圖讓當地居民注意到這一點。即使有人注意到，效果也參差不齊。
楊傑凱：在某個時候，你開始變得更加直言不諱，比如在本地範圍之外發聲。而且事態已經到了……你得到了更多的信息，現在已經收集到有更多的信息，了解這種病毒是如何起作用的、如何在不同地方和不同人群中流行的。當然，在某個時候疫苗也發布了。所以你變得更活躍了，你開始表達你的觀點。你開始寫文章。再問一下，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坦普爾頓博士：是的，那麽，我為當地的報紙寫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一些觀點，不同於我在新聞媒體上看到的災難性的想法。我簡直不敢相信新聞媒體上表現出來的消極程度……尤其是，關於這種大流行病的報導，美國的新聞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的新聞都要消極，我認為這非常讓人費解的。
所以我試著對某些觀點進行反駁。於是我為當地報紙寫了一系列文章，並且從一些人那裡得到積極的反饋，比如「我同意你的觀點，但是不要告訴任何人」這類東西。我也從一些人那裡得到口頭的負面反饋。我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州政府的應對措施，因為有領導人傾向將病毒在各州的傳播歸咎於公眾，說這完全是一種（不當）行為導致的大流行病，如果我們做正確的事情，如果我們聽取專家的意見等等，大流行是可以控制的。
強制令有爭議 科學家現在做每件事都受政治影響
很明顯，強制令是有爭議的，我相信很多科學家不認為這些事情應該強制，尤其是針對兒童。這些都是政治問題，不一定是科學問題。但是科學家也是人，所以我們會捲入政治。我們沒辦法，科學家們做的每件事都會受到政治影響。
楊傑凱：那麼，讓我們來談談……當然，你已經談到了政治化的問題。我記得你專門就這個話題寫過文章。請告訴我你對此的看法，以及大致上發生了什麼？
坦普爾頓博士：如果你回顧2020年以前發表的所有文章，你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結論。如果你讀2020年以後發表的文章，寫的都是口罩或封鎖能夠無限期地阻止傳播，或者長期封鎖不會產生破壞性的附帶損害等等內容。然後你會意識到政治化已經多麼嚴重，因為只要你想討論這些干預的得失，人們就認為你出格。你不能談論得失權衡，因為我們正處於危機之中。
你不能說，這個措施效果有限，或者無法證實有效，或者我們必須做這些事，因為這些事可能會有幫助，因為它們是一個象徵，象徵著我們所有人休戚與共，等等。這是一种放大效應，我們從一件事開始，那是一件我們不知道是否有效的工具，後來放大，成了我們的道德義務，以至於我們必須強迫兩歲的孩子戴口罩，沒有證據支持這一點。
這恰好證明它成了政治的工具。很多這些事情被政治化，這令人沮喪、憤怒，但是從人類心理角度看，也很奇妙。是的，雖然我是一名免疫學家，但這種政治話語的發展方式、以及廣大民眾以統一的方式思維，並迅速遷移到其它事情，比科學支持的速度更快，這對我來說非常奇妙。
楊傑凱：是什麼在驅動？
坦普爾頓博士：是恐懼，以及成為集體行動一部分的需要。我認為人們對聯合起來戰鬥很感興趣。他們把這比作戰爭。那些非常支持緩解措施、關閉之類的事情的人會說：我們都需要團結起來，就像是在對抗一個共同的敵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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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