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至28日，中共举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这是中共的第五次，习近平的第二次，上一次还是7年之前。在中共“百年党庆”、“十四五”开局和明年“二十大”之际，召开的这个会议，当局是高度重视的。歌功颂德、自我吹捧、假大空套话满天飞，这些都不足为奇；出奇的是，相比之前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有两个“首次”。
其一，首次提出要“肃清流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强调，要坚决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要守住意识形态阵地，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持续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流毒。”
其二，首次提到反恐问题。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做好重点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海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群体等的工作。”
这两个“首次”，暴露出中共对民族问题的深层恐惧：首先，民族领域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中共非常害怕苏共的命运在自己身上重演，而苏联解体的一个极端重要因素就是民族问题）；其次，在民族问题上，中共的意识形态早已失败；再次，中共眼中，“反恐”已成为民族问题中的焦点；第四，国际因素已经深深介入到中国民族问题中来了。
1990年邓小平还说“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2页），现在怎么就成了一个重大问题了呢？中共在民族工作又有哪些倒行逆施？本文略作解析。
第一，共产党为窃国和维持政权，炮制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歪理邪说，这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今日中国民族问题的总根源。
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兴起，提出了“民族”的概念，“民族主义”运动的目的就是以“民族”为单元来建立“民族国家”。由于启蒙运动的影响，“公民的民族主义”（civic model of nationalism）在西欧发展起来，它强调的是领土和法治，当然也包括了血缘、历史等文化因素，但以全体国民平等的“公民权”为核心，与现代思潮中的“平等、自由、共和”理念相联系；而东欧则倾向于“族群的民族主义”（ethnic model of nationalism），它强调的是传统的血缘关系和历史的共同记忆。不过，“公民的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历史主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夺取政权，考虑到俄国无产阶级队伍的弱小，为争取同盟者，目光就转向了对沙皇政权不满的各少数族群（当时各族的现代民族意识并没多强），编造“民族理论”把他们都定义为“民族”，公开鼓动他们独立，这一政治策略在当时确实有一定效果，引发了沙皇俄国各地许多群体的独立要求和政治混乱。但是，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以来向西欧学习成为新型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也就此被打断了。
俄（苏）共建政后，一方面进行了全民性的民族识别，识别出190多个民族，而且给每一个苏联公民都确定了民族身份，给每一个民族都划分了相关的地域；另一方面，当时各少数民族虽然有了自己的共和国，具有独立的主权、宪法和议会，但都没有独立，而是加入了苏维埃联盟（苏联），不过保留了脱离苏联独立的权利，这为后来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
苏联的做法深深影响了前东欧国家和中共。中共从一大一直到1945年，都明确提出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可以独立建国，然后再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联邦制国家。但形势变化，中共窃国后建立的是所谓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单一制国家。“识别”了55个少数民族，建立了5个省级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 个自治县（旗） ，这些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中国总面积的 64%，其人口当时只占人口的 6%。“文革”后还设立了一批民族乡（截至2009年底，共建立了1098个）。
中共和苏共一样，一方面通过民族识别等等措施强化了“民族”意识，并在若干政策上偏向少数民族，以图拉拢之效；另一方面，由于其独裁本质和对社会控制的极端化，“民族自治”沦为形式，少数民族的信仰、传统被弱化、限制、变异或灭绝，甚至还有大屠杀等等极端措施，又大大激化了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因此，中共就是今日中国民族矛盾的总根源。
第二，不论是毛时代还是“改革开放”，民族问题都是中共的心头大患。
邓小平1990年所说“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是个谎言。1930年代，中共“长征”，曾在少数民族地区流窜，就曾武力屠杀和谎言欺骗两手并用。为“统一”中国，中共进兵西藏、新疆，对少数民族曾大开杀戒，以杀立威。
如果战争年代的屠杀，中共尚有说辞；可是，和平时期，中共也高举屠刀，“内人党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67年下半年至1969年5月期间，中共将领滕海清在中共中央的授意下，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展大规模肃反运动。运动中通过刑讯逼供，将上百万人定性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成员，其中数以万计的人被屠杀或遭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肃反运动中的屠杀或迫害的方式包括压杠子、老虎凳、吃炉渣、火柱烫、穿指甲、掏肝脏、压油板、拔人河、上吊、打夯、割舌头、割鼻子，等等。令人发指，人神共愤。1978年中共决定彻底平反所谓“内人党”，但滕海清等迫害主要责任者却没被追究。
“改革开放”后，中共民族政策有所松动、调整，但控制这根弦总是在拨拉，民族问题一直是中共的禁区。而且，由于中共是“跛足改革”，一少部分人通过权力垄断、权钱交易、黑白通吃等等方式，大肆敛财，迅速暴富；在少数民族地区，赚钱的行业、企业都被特权阶层把持着，而这些人往往是汉人，于是少数民族的被剥夺感十分强烈；同时，由于东、中、西部的发展落差极大，少数民族地区又多被边缘化了，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相当突出；这些都使民族问题尖锐化和复杂化了。由于人口流动，不仅在少数民族地区存在民族问题，全国许多地区都存在民族问题。
举例而言，2009年6月25日到6月26日夜间，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发生了群体斗殴事件。旭日玩具厂应广东当局安置20万名维吾尔族青年民族计划的要求，从新疆喀什雇佣了800名工人。事件起因是厂内的汉族女工人疑似遭到了性侵犯，汉族工人将矛头指向维吾尔族工人，攻击了对方，造成至少2名维吾尔族工人遇害，118人受伤，伤者多数为维吾尔人。普遍认为，这一事件是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的导火索。
在毛时代，民族问题主要是个政治问题；而现在，民族问题既是政治问题，又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的内容扩展了、范围扩大了、矛盾尖锐了，更难解决。
第三，中共对待少数民族的强硬“两手”，加剧了民族问题的国际化。
西藏、新疆民族问题一直是中共的“老大难”。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中国民族领域进入了多事之秋，例如2013年10月28日的天安门金水桥恐怖袭击案、2014年3月1日的昆明火车站的砍杀恐怖案等等，性质和情节都极其恶劣，案件背后还有中共内斗的因素，成了一团乱麻。
这时，中共对待少数民族的历来“两手”——血腥镇压和阉割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更加“硬”了。陈全国就是执行这一政策的标杆“酷吏”。
2011年至2016年担任西藏党委书记期间，陈全国的主要铁腕政策：第一，所有藏人都必须交出普通公民护照；第二，选派10万干部驻村；第三，选派7000多名干部进驻全区1700多座寺庙，搞“六个一”工程（“驻寺干部必须要与一至几名僧尼交朋友”、“开展一次家访”、“办一件实事”、“建立一套档案”、“畅通的联系渠道”、“形成一套管委会”）；第四，城镇网格化管理，在拉萨市、地区所在地和所有县城建成了698个便民警务站，每个警务站平均覆盖半径300—500米（而从大昭寺到布达拉宫在十五公尺左右就设有一个警务站），各站点之间联网联勤联动，24小时全天候执勤巡逻；第五，13万联户单位覆盖70万户居民（5户或10户为联户单位，类似于连包连坐），超过300万人被纳入这个监视网；第六，“九有”政策（“寺院要有领袖像”、“有国旗”、“有路”、“有水”、“有电”、“有广播电视”、“有通讯”、“有报纸”、“有文化书屋”）。为支撑上述政策，中共对西藏大输血，使西藏GDP增速连年保持在两位数，领跑全国，并于2015年GDP首次突破千亿元。
2016年调任新疆党委书记，其后晋升为政治局委员，陈全国的治疆措施愈发强硬，不仅全搬治藏措施，还把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群众被关进集中营，强制洗脑、培训、作奴工。
陈全国之类人物被北京当局重用，不仅表明了中共民族政策的越发强硬，而且加速了当局的“向左转”，《华尔街日报》曾刊发文章，题目就是“陈全国铁腕治疆模式推动中国权威体制的进化”。
不过，中共越发强硬的民族政策（自西藏、新疆之外，内蒙古也在推行，并引发了2020年抗议取消地方语言教学的运动），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关注，一些机构和人员被美国等国制裁。
讽刺的是，中共对来自欧美的谴责并没当多大回意，却对阿富汗变天特别担忧。塔利班再上台，塔利班与“东突”的关系让中共如坐针毡。虽然塔利班声明不支持任何组织以阿富汗为基地攻击中共，但中共对塔利班远不放心，且害怕塔利班再上台的效应，会极大的激励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人员效仿，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塔利班就在中共身边，而塔利班和中共都相互知道对方的底细，双方可以相互利用，但也可能一朝翻脸、兵戎相见，双方都身怀戒心。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会首次提到反恐问题，首次提出要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流毒”。中共确实感受到国际环境变了。当局所说的“要加强国际反恐合作”，是确有所指的。
总之，中共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本要大吹“总结我们党百年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全面回答“新时代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等“重要命题”，不想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实在恐惧得不行，再也掩饰不住了。这或许也是中共末日的一种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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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