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至28日，中共舉行「中央民族工作會議」。這是中共的第五次，習近平的第二次，上一次還是7年之前。在中共「百年黨慶」、「十四五」開局和明年「二十大」之際，召開的這個會議，當局是高度重視的。歌功頌德、自我吹捧、假大空套話滿天飛，這些都不足為奇；出奇的是，相比之前中央民族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有兩個「首次」。
其一，首次提出要「肅清流毒」。新華社報道：「習近平強調，要堅決防範民族領域重大風險隱患。要守住意識形態陣地，積極穩妥處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識形態問題，持續肅清民族分裂、宗教極端思想流毒。」
其二，首次提到反恐問題。新華社報道：「習近平強調，要加強國際反恐合作，做好重點國家和地區、國際組織、海外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群體等的工作。」
這兩個「首次」，暴露出中共對民族問題的深層恐懼：首先，民族領域存在「重大風險隱患」（中共非常害怕蘇共的命運在自己身上重演，而蘇聯解體的一個極端重要因素就是民族問題）；其次，在民族問題上，中共的意識形態早已失敗；再次，中共眼中，「反恐」已成為民族問題中的焦點；第四，國際因素已經深深介入到中國民族問題中來了。
1990年鄧小平還說「中國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沒有大的民族糾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2頁），現在怎麼就成了一個重大問題了呢？中共在民族工作又有哪些倒行逆施？本文略作解析。
第一，共產黨為竊國和維持政權，炮製了關於民族問題的歪理邪說，這是前蘇聯東歐國家和今日中國民族問題的總根源。
近代以來，民族主義興起，提出了「民族」的概念，「民族主義」運動的目的就是以「民族」為單元來建立「民族國家」。由於啟蒙運動的影響，「公民的民族主義」（civic model of nationalism）在西歐發展起來，它強調的是領土和法治，當然也包括了血緣、歷史等文化因素，但以全體國民平等的「公民權」為核心，與現代思潮中的「平等、自由、共和」理念相聯繫；而東歐則傾向於「族群的民族主義」（ethnic model of nationalism），它強調的是傳統的血緣關係和歷史的共同記憶。不過，「公民的民族主義」被認為是歷史主流。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為奪取政權，考慮到俄國無產階級隊伍的弱小，為爭取同盟者，目光就轉向了對沙皇政權不滿的各少數族群（當時各族的現代民族意識並沒多強），編造「民族理論」把他們都定義為「民族」，公開鼓動他們獨立，這一政治策略在當時確實有一定效果，引發了沙皇俄國各地許多群體的獨立要求和政治混亂。但是，俄羅斯自彼得大帝以來向西歐學習成為新型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也就此被打斷了。
俄（蘇）共建政後，一方面進行了全民性的民族識別，識別出190多個民族，而且給每一個蘇聯公民都確定了民族身分，給每一個民族都劃分了相關的地域；另一方面，當時各少數民族雖然有了自己的共和國，具有獨立的主權、憲法和議會，但都沒有獨立，而是加入了蘇維埃聯盟（蘇聯），不過保留了脫離蘇聯獨立的權利，這為後來蘇聯解體埋下了伏筆。
蘇聯的做法深深影響了前東歐國家和中共。中共從一大一直到1945年，都明確提出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可以獨立建國，然後再按照蘇聯的模式建立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聯邦制國家。但形勢變化，中共竊國後建立的是所謂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單一制國家。「識別」了55個少數民族，建立了5個省級自治區、30個自治州、120 個自治縣（旗） ，這些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積占中國總面積的 64%，其人口當時只占人口的 6%。「文革」後還設立了一批民族鄉（截至2009年底，共建立了1098個）。
中共和蘇共一樣，一方面通過民族識別等等措施強化了「民族」意識，並在若干政策上偏向少數民族，以圖拉攏之效；另一方面，由於其獨裁本質和對社會控制的極端化，「民族自治」淪為形式，少數民族的信仰、傳統被弱化、限制、變異或滅絕，甚至還有大屠殺等等極端措施，又大大激化了民族隔閡和民族矛盾。因此，中共就是今日中國民族矛盾的總根源。
第二，不論是毛時代還是「改革開放」，民族問題都是中共的心頭大患。
鄧小平1990年所說「中國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沒有大的民族糾紛」，是個謊言。1930年代，中共「長征」，曾在少數民族地區流竄，就曾武力屠殺和謊言欺騙兩手並用。為「統一」中國，中共進兵西藏、新疆，對少數民族曾大開殺戒，以殺立威。
如果戰爭年代的屠殺，中共尚有說辭；可是，和平時期，中共也高舉屠刀，「內人黨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1967年下半年至1969年5月期間，中共將領滕海清在中共中央的授意下，在內蒙古自治區開展大規模肅反運動。運動中通過刑訊逼供，將上百萬人定性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簡稱「內人黨」）成員，其中數以萬計的人被屠殺或遭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肅反運動中的屠殺或迫害的方式包括壓槓子、老虎凳、吃爐渣、火柱燙、穿指甲、掏肝臟、壓油板、拔人河、上吊、打夯、割舌頭、割鼻子，等等。令人髮指，人神共憤。1978年中共決定徹底平反所謂「內人黨」，但滕海清等迫害主要責任者卻沒被追究。
「改革開放」後，中共民族政策有所鬆動、調整，但控制這根弦總是在撥拉，民族問題一直是中共的禁區。而且，由於中共是「跛足改革」，一少部分人通過權力壟斷、權錢交易、黑白通吃等等方式，大肆斂財，迅速暴富；在少數民族地區，賺錢的行業、企業都被特權階層把持著，而這些人往往是漢人，於是少數民族的被剝奪感十分強烈；同時，由於東、中、西部的發展落差極大，少數民族地區又多被邊緣化了，少數民族的貧困問題相當突出；這些都使民族問題尖銳化和複雜化了。由於人口流動，不僅在少數民族地區存在民族問題，全國許多地區都存在民族問題。
舉例而言，2009年6月25日到6月26日夜間，廣東韶關旭日玩具廠發生了群體鬥毆事件。旭日玩具廠應廣東當局安置20萬名維吾爾族青年民族計劃的要求，從新疆喀什僱傭了800名工人。事件起因是廠內的漢族女工人疑似遭到了性侵犯，漢族工人將矛頭指向維吾爾族工人，攻擊了對方，造成至少2名維吾爾族工人遇害，118人受傷，傷者多數為維吾爾人。普遍認為，這一事件是烏魯木齊七五事件的導火索。
在毛時代，民族問題主要是個政治問題；而現在，民族問題既是政治問題，又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民族問題的內容擴展了、範圍擴大了、矛盾尖銳了，更難解決。
第三，中共對待少數民族的強硬「兩手」，加劇了民族問題的國際化。
西藏、新疆民族問題一直是中共的「老大難」。2008年的拉薩「3·14」事件和2009年的烏魯木齊「7·5」事件之後，中國民族領域進入了多事之秋，例如2013年10月28日的天安門金水橋恐怖襲擊案、2014年3月1日的昆明火車站的砍殺恐怖案等等，性質和情節都極其惡劣，案件背後還有中共內鬥的因素，成了一團亂麻。
這時，中共對待少數民族的歷來「兩手」——血腥鎮壓和閹割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更加「硬」了。陳全國就是執行這一政策的標杆「酷吏」。
2011年至2016年擔任西藏黨委書記期間，陳全國的主要鐵腕政策：第一，所有藏人都必須交出普通公民護照；第二，選派10萬幹部駐村；第三，選派7000多名幹部進駐全區1700多座寺廟，搞「六個一」工程（「駐寺幹部必須要與一至幾名僧尼交朋友」、「開展一次家訪」、「辦一件實事」、「建立一套檔案」、「暢通的聯繫渠道」、「形成一套管委會」）；第四，城鎮網格化管理，在拉薩市、地區所在地和所有縣城建成了698個便民警務站，每個警務站平均覆蓋半徑300—500米（而從大昭寺到布達拉宮在十五公尺左右就設有一個警務站），各站點之間聯網聯勤聯動，24小時全天候執勤巡邏；第五，13萬聯戶單位覆蓋70萬戶居民（5戶或10戶為聯戶單位，類似於連包連坐），超過300萬人被納入這個監視網；第六，「九有」政策（「寺院要有領袖像」、「有國旗」、「有路」、「有水」、「有電」、「有廣播電視」、「有通訊」、「有報紙」、「有文化書屋」）。為支撐上述政策，中共對西藏大輸血，使西藏GDP增速連年保持在兩位數，領跑全國，並於2015年GDP首次突破千億元。
2016年調任新疆黨委書記，其後晉升為政治局委員，陳全國的治疆措施愈發強硬，不僅全搬治藏措施，還把數以百萬計的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群眾被關進集中營，強制洗腦、培訓、作奴工。
陳全國之類人物被北京當局重用，不僅表明了中共民族政策的越發強硬，而且加速了當局的「向左轉」，《華爾街日報》曾刊發文章，題目就是「陳全國鐵腕治疆模式推動中國權威體制的進化」。
不過，中共越發強硬的民族政策（自西藏、新疆之外，內蒙古也在推行，並引發了2020年抗議取消地方語言教學的運動），遭到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和廣泛關注，一些機構和人員被美國等國制裁。
諷刺的是，中共對來自歐美的譴責並沒當多大回意，卻對阿富汗變天特別擔憂。塔利班再上台，塔利班與「東突」的關係讓中共如坐針氈。雖然塔利班聲明不支持任何組織以阿富汗為基地攻擊中共，但中共對塔利班遠不放心，且害怕塔利班再上台的效應，會極大的激勵中國一些少數民族人員效仿，所謂「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塔利班就在中共身邊，而塔利班和中共都相互知道對方的底細，雙方可以相互利用，但也可能一朝翻臉、兵戎相見，雙方都身懷戒心。
這就是為什麼這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會首次提到反恐問題，首次提出要肅清「民族分裂、宗教極端思想流毒」。中共確實感受到國際環境變了。當局所說的「要加強國際反恐合作」，是確有所指的。
總之，中共這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本要大吹「總結我們黨百年民族工作的成功經驗」，全面回答「新時代民族工作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等等「重要命題」，不想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實在恐懼得不行，再也掩飾不住了。這或許也是中共末日的一種表現吧。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