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主义的概念正在被劫持，对中共态度温和的人，从加拿大总理到抖音上的年轻网红，利用这个概念来反对中共的批评者。这些政客、教授和网红都以意识形态来说事，他们往往不用他们声称是种族主义者的个人作为真实例子，相反，他们诋毁批评“中国”或批评“中国”在西方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影响力的群体，在这个例子中，年轻人用“中国”来代替“中国政府”。
今年5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将中共技术盗窃的批评与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导：“在关于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两名中国科学家被解雇的辩论中，特鲁多暗示，保守党议员的提问助长了反亚裔情绪，‘我希望保守党同仁的言论没有引起对亚裔加拿大人的恐惧。’特鲁多告诉下议院。”议员们根本没有这样做，在那次辩论中，是特鲁多第一次负面使用了这种宽泛的种族化语言。
作为回应，加拿大的维吾尔族和藏族活动人士合理地批评总理，他们一直是中共的迫害对象。藏族活动人士齐美拉姆（Chemi Lhamo）说：“那些声称要站出来反对反亚裔仇恨和种族主义的人们，请听一听你们的选民和亚裔的声音。”齐美拉姆此前参加竞选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学生会主席的活动，曾受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威胁。
今年夏天，齐美拉姆在下议院特别委员会上表示：“作为一名亚裔女性，我成为了一个更大的攻击目标，将反共和反亚裔混为一谈实际上是更大的不尊重。”
“我们的总理真是糊涂”，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突多什（Rukiye Turdush）告诉该委员会，“我们反对中共，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中国人民，这与反亚裔的种族主义没有关系。我真的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
最近最突出的例子是与中国政治和商业网络有联系的两名加拿大人，他们声称“反华”情绪与“反亚裔仇恨”有某种联系，反对中共在加拿大的影响力活动“越过了种族主义的界限”。
保罗‧埃文斯（Paul Evans）教授和卑诗省华人参议员胡元豹（Yuen Pau Woo）在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环球邮报》上写道：“两个事实很突出：反华情绪在全国范围内上升，反亚裔仇恨也在上升，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两个加拿大人，其中一个是政治学教授，没有提到这两个数据点之间没有隐含任何相关性，更不用说证明有因果关系。然而，这两人却把有关中国的公开讨论贴上了有毒的、种族主义的和麦卡锡主义的标签。
加拿大著名智库麦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简称MLI）与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合作，认为埃文斯和胡元豹的《环球邮报》文章是无法证实其说法的“虚假信息”，他们声称“媒体对统一战线、孔子学院和千人计划等中国组织的影响力的夸大描述助长了对华裔的种族定性和污名化”。
埃文斯教授和参议员胡都拒绝了发表评论的请求。
对于两位作者所说的种族主义和“反华”情绪（几乎总是反共情绪）之间的联系，了解中国和种族主义的人很少会认真对待。那些对中共态度最强硬的人，比如经营本报的人，往往自己就是中国人。《大纪元时报》的编辑就在中国出生、长大，并在中国大陆工作多年。
种族主义指控对年轻人的影响
但“有毒”的种族主义指称可能会吓到那些天真的人，使他们不敢互相谈论中共在加拿大、美国、印度、日本和全球其它国家的精英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使用“种族主义”这样的恐吓性词语，对追究中共的种族灭绝和其它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产生了寒蝉效应，中共侵犯人权的少数群体包括：维吾尔族、藏族、法轮功学员、基督徒和香港人等（是的，香港现在是中国事实上的一部分）。
一位在日本的美国高中教师、活动人士最近写信给我，说他认识的两个年轻人对把批评中共和种族主义混为一谈感到担忧。
林德尔‧露西（Lindell Lucy）6月25日写道：“当停止仇恨亚裔运动开始时……日本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一名大学生告诉我，暂时不要再推动我的请愿书‘让台湾在东京奥运会上以台湾名义出席，而不是中国台北’，并且不要争取获得任何媒体的关注。
“他认为我会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他在天普大家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他自己也受到了不公正的种族歧视指控，他有一半白人血统，一半日本血统。”
还是这位老师给我发了一段让他的一名印度裔学生很不高兴的抖音视频。视频显示，年轻的抖音网红、“中西部马克思主义者”埃迪‧利格尔‧史密斯（Eddie Liger Smith，有1,670万个点赞），批评反“中”的观点是种族主义，并鼓励人们阅读习近平的书籍，他举起书，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在另一个视频中，他举着马克思的《资本论》。
史密斯的视频以一条横幅开始，上面写着“停止仇华”。史密斯接着说，“美帝总是把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以及对他人的恐惧武器化，这是一场反恐战争。‘啊，美国人，你们害怕穆斯林，他们是恐怖分子。’”在这里，史密斯用夸张和虚假的陈述，在他的听众中制造愤怒情绪。事实上，反恐战争有穆斯林国家和支持者的广泛参与，美国绝不是一个“帝国”。
史密斯的目标受众是年轻的左派，视频背景中醒目的一条横幅上写着“伯尼（桑德斯）”。这位马克思主义网红说：“现在（美国人）正在对中国做同样的事情（将种族主义武器化），很多左派人士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你看看任何一家媒体对中国的报导，除了把这个国家描绘成邪恶的超级恶棍之外，别无它物。”史密斯再次用虚假和夸张的说法，而事实上主流媒体经常称赞中国防控COVID-19措施的所谓效率。
然后，史密斯将批评中共与“仇恨”中国人民混为一谈。他说：“现在在左派中，恨中国真的成了一种潮流，是的，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F***中国，兄弟。真的吗？F****整个14亿人口的国家？”
然后，他把对“中国”的批评与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联系起来，但没有阐明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到处发生，你就忍心地说[去他的中国]吗？”史密斯告诉他的28万粉丝。
“我看到有人指责我崇拜中国，我不崇拜中国，我也批评他们，主要围绕腐败和剥削工人的巨大私人市场。”在这里，史密斯试图通过批评中国来巩固自己作为一名独立分析师的信誉，但他是从中共的角度批评的，因为他批评的内容是习近平本人提出的。
“我不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而且[举起习近平的书]我选择从真正生活在他们国家的人那里了解这个国家。因为我知道西方媒体在对我撒谎。”他说。
西方媒体所谓的谎言是中共的另一个话题。史密斯没有承认，在中国几乎没有言论自由，只阅读住在中国的作家的作品，就可能得出偏向中共观点的分析。他在结尾说道：读习近平的书“不是崇拜中国，而是花时间研究中国，这样我就不会传播仇华的废话。”
反精英捕获论的俄罗斯和中国假信息
在埃文斯和胡的文章中也发现了许多相同的主题，并通过中共统战部（UFWD）在全球运作的组织扩散开来。
MLI经常报导俄罗斯的虚假信息，并将其与《环球邮报》的观点文章进行了比较。
MLI的作者写道：“将批评专制和极权主义政权的人说成是种族主义，是苏联时代的首创，也是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政府以极大的热情采用的一种策略。”“对俄罗斯人有偏见或‘仇俄’（Russophobia）的标签被用在了那些批评克里姆林宫镇压人权的人身上……。这一策略的目的是诋毁持不同政见者和批评者，转移人们对俄罗斯政府滥用权力的注意力。”
MLI指出，作者贬低性地引用“1950年代麦卡锡时期”是遵循克里姆林宫和北京的论调。根据MLI的分析，“这是独裁政权经常使用的一种策略，他们试图诋毁政策的批评者，指控他们没有理性。”“当俄罗斯干涉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时，克里姆林宫开始认真使用这个标签。”
《环球邮报》的作者们挑出了“精英捕获”（elite capture）论进行批评。他们称，质疑亲北京人士的忠诚是“极端的”。但是MLI的高级研究员查尔斯‧伯顿（Charles Burton）解释说：“中国党-国家-军事-安全-工业综合体的‘精英捕获’在加拿大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
一批有影响力的加拿大人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获得利益，他们通过董事会成员身份或其它有偿协会（如咨询公司）从中共政权获得收入，或者他们从与中共政权做生意的加拿大公司获得收入，或者他们与代表中国公司或与中共政权做生意的加拿大公司有联系，或者他们从加拿大的政策智库获得收入，而这些智库从与中共有联系的来源获得资金，如与中共政权做生意的加拿大公司。
伯顿博士写道，“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人以支持中共地缘政治利益的方式，对加拿大的对华政策制定施加影响。”
与中国有经济联系的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或前政治家），在世界各地推广中共的论调，这样的例子有几十个。
最近出版了三本关于中共全球渗透的力作，就包括了这些例子，它们是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的《无声的入侵》（Silent Invasion），该书讨论了澳大利亚的问题；汉密尔顿和马雷克‧奥尔堡（Mareike Ohlberg）的《隐藏的手》（Hidden Hand），该书探讨了中共的全球影响力；其次是最近的山姆‧库珀（Sam Cooper）的《视而不见》（Wilful Blindness），关于中共在加拿大的影响力。（全面披露：后两本书在北美由我的出版商多伦多的Optimum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出版。）
种族主义指控的背景
埃文斯教授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汇丰银行亚洲研究主席，最后一本书中谈到了他。根据我们对埃文斯教授和胡参议员的了解，两人有时似乎是在自辩。奇怪的是，《环球邮报》没有向读者提供编辑背景就发表了他们的文章。
正如杜克大学记者实验室（Duke Reporters ‘ Lab）联合主任马克‧斯坦塞尔（Mark Stencel）和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的顾问埃里克‧麦克迪肯（Eric MacDicken）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简称CJR）上所写的那样，观众想要的信息不仅是评论员的观点，还包括“近期的政治活动和收入来源”。CJR的作者建议“为有眼光的媒体消费者提供营养标签”。
这里提供了一些必要的背景。
埃文斯教授在UBC的简介中列出了他参与中共外交部的一个项目，并得到了中共政府的资助。根据UBC的说法，从1990年到2002年，“埃文斯组织了二十多次会议，北朝鲜也曾派人参加。”据报导，埃文斯教授与华为有联系，包括2019年前往中国深圳的华为总部与该公司创始人会面。
《环球邮报》文章的另一位作者，参议员胡的职位是特鲁多总理任命的，而特鲁多本人也与中共有联系。
根据库珀的书，特鲁多在“收钱给会面机会”（cash-for-access）的活动中会见了与中共政府有关联的个人。2016年，他的家族基金会从一名中共官员那里获得了100万美元。与这笔捐款相关的是，特鲁多与一位地产大亨见了两次面，这位大亨经营着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大的非法赌场。
埃文斯教授被任命为汇丰银行的教授，这家银行向UBC捐赠了数百万美元，在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和澳门）迅速赚钱。曾担任汇丰亚洲业务首席执行官10年的埃文斯，是中共一个政治咨询机构的成员。他领导了一项2020年战略，将1,000亿美元重新部署到亚洲，并通过出售在法国和美国的零售分支机构，裁减3.5万个工作岗位。
埃文斯在UBC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学院（SPPGA）和亚洲研究所（IAR）的角色，听起来像是UBC和中共影响力运作的理想载体。
“这项为期两年的任命旨在加强IAR和SPPGA在亚洲政策方面的政策参与工作；促进与适当的亚洲机构和对口单位更好地合作；扩大和深化学院与加拿大政界的联系，特别是联邦政府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
据伯顿说，埃文斯的角色“暗示着一种游说功能”。难道学生、家长和报纸读者不应该坚持让他们的教授和文章作者，尤其是那些与极权国家有联系的人，成为公正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而不是有任何不当行为或偏见的游说者吗？
尽管汇丰银行与中共有大量的金融联系，并被指控为“对世界上最大的镇压香港民主的行动助纣为虐”，一位汇丰银行教授在《环球邮报》发表的观点文章，而该教授与中共政府至少有一种金融关系，《环球邮报》却没有按照声誉良好的报纸的标准做法，声明没有利益冲突。
自2016年以来，一些报纸通过《中国日报》看似合理的插页文章赚取了超过400万美元的收入。《环球邮报》的出版商兼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克劳利（Phillip Crawley）表示，《环球邮报》也为《中国日报》制作了付费阅读的文章，但这些文章却被不恰当地标示为读者广告。
《环球邮报》为汤姆森家族所有，2021年其净资产为456亿美元。大卫‧汤姆森（David Thomson）是全球主要新闻提供商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公司的董事长。他不应该让自己的报纸为一个极权的共产政权摇旗呐喊，从而贬低加拿大的新闻报纸或路透社的名声，因为他有能力在没有那些肮脏收入的情况下经营这家报纸。
有时，一个亿万富翁应该站出来，为他的国家做正确的事情。如果他不愿意这么做，他的国家应该立法反对他的报纸刊发极权主义的宣传广告。
在成为参议员之前，胡元豹是温哥华总部促进局（HQ Vancouver）的总裁，该公司于2015年成立，是一家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的合资企业，斥资数百万加拿大元，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带来“亚洲”业务。这个项目带来的大多是中国公司，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 的一位教授批评说，它带来的是那些所有权结构“模糊”的公司，可能不会给BC省带来任何“实际”的东西。
温哥华总部促进局吹嘘说，中国企业可以申请加拿大联邦和省级税收抵免。
然而，加拿大的纳税人并不知道哪些公司（如果有的话）获得了这种信贷。温哥华总部促进局带来的一些公司有技术或军事联系，使它们成为向中共转让敏感军事技术的完美工具。
大型国有国防承包商中国保利集团（China Poly）在温哥华开设了保利文化集团（Poly Culture Group）办事处。中国保利的管理和所有权都不明朗。2013年至2015年，中国保利集团因涉嫌违反《伊朗、朝鲜和叙利亚防扩散法案》而受到美国制裁。保利文化集团计划利用温哥华进行“双向文化交流”。
温哥华总部促进局还宣称，南京志业光电精密技术有限公司是其“成功”故事之一，该公司生产用于望远镜和枪支瞄准器的光学元件。
中国光纤网络系统集团（China Fiber Fiber Network System Group）通过子公司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运营一家研发机构，温哥华总部促进局将此作为突出业绩，而该公司的财务报表受到了官员的调查。
温哥华总部促进局从未提到，中共在全球范围内的小型武器销售是最不透明的，因此很可能引发国际冲突和恐怖主义，导致每年数百万人死亡。
从一份据称胡元豹办公室多次从其网站上删除、但在2019年公开存档的文件来看，胡元豹领导论坛讨论的方式似乎有失偏颇，与加拿大拟议的外国代理注册法相抵触。
2018年，由参议员胡元豹主持的一场小组讨论，似乎从一开始就旨在将外国影响的问题降到最低，用种族主义来消除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并对加拿大外国代理人注册法的提案提出质疑。
根据该文件，该小组讨论“由自由党议员乔伊斯‧默里（Joyce Murray）、新民主党议员唐‧戴维斯（Don Davies）、保守党参议员胡子修（Victor Oh）和独立参议员胡元豹共同发起。”该活动从一开始就偏向北京，它被描述为“旨在促进议员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以尽量减少政治化的风险和公众对中国影响和干预的过度反应。通过借鉴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经验，加拿大可以避免这些国家的错误做法，而是制定适合我们情况、需求和优先事项的对策”。
这项活动似乎是为了向加拿大有影响力的议员和工作人员施加影响，遵照允许匿名传递信息的查塔姆宫规则（Chatham House rules）。
根据摘要，“在四位小组成员发言之后，参议员胡元豹主持了与听众的讨论，听众包括议员和国会工作人员，以及驻渥太华的中国政策和情报／安全分析人员。”“会议是根据查塔姆宫守则进行的。”通过秘密进行该活动，并且只发布活动摘要，而不是录音，胡参议员办公室控制了叙事方式。
据伯顿博士说，这份文件“在参议员的网站上有一段时间，后来不见了，但在一个记者问及为什么它不在那里之后又回来了”，“它最终是什么时候被再次删除的还不清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参议员网站上的摘要本身就有反种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混合体的嫌疑。
它这样写道：“对统一战线渗透加拿大华人社区的担忧，往往高估了统一战线的力量，而低估了社区中能够抵制宣传和操纵的抗体的力量。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围绕着华裔加拿大公民忠诚度的猜疑气氛，只会使这个社区更容易受到外国影响。”
担心统一战线对“加拿大华人社区”的渗透，却没有给出例子。据我所知，没有其他关于中国海外政治和经济影响的西方评论家，把有中国血统的加拿大公民单独列为“容易受到外国影响”。但在这里，胡参议员的文件似乎不仅给出了这个不正确的个案，而且提出对这个社区的怀疑“只会使其……更容易受到外国影响”这样不正确的逻辑。在胡参议员的网站上发现的这份文件的作者显然是在编造参议员指责他人的种族主义行为。
据我所知，唯一一个似乎认为华人可能更容易受到中国影响的实体是中共或其情报机构，据说，他们将那些华裔作为损害的目标。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华裔实际上比其它族裔的人更容易受到损害。
根据我的情报来源，决定与中共亲疏的不是种族，而是意识形态、金钱和其它人性的弱点。
埃文斯教授也是2018年小组研计会成员之一，根据胡参议员的文件，该小组旨在反驳支持美国和澳大利亚式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法》的意见。
据库珀的书和其它报导，埃文斯大约在2006年指导了声名狼藉的（加拿大皇家骑警前情报部门主管）卡梅伦‧奥蒂斯（Cameron Ortis）撰写与中国有关的博士论文。
论文探讨了中国香港和深圳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被破坏节点”和“数字黑市”，也帮助了奥蒂斯的职业生涯，他迅速崛起，成为一名加拿大皇家骑警的高级情报官员，据称从2015年开始，他就与香港和伊朗有关联的犯罪实体分享了皇家骑警的计划。
奥蒂斯于2019年被捕，因涉嫌违反加拿大《信息安全法》而被监禁。根据库珀的书，奥蒂斯“通过他在UBC的学术研究，被介绍给中国大陆的国家消息来源”。根据库珀的说法，奥蒂斯“在大学的学术网络经常展示亲北京的信息”。
“例如，在2020年，《环球邮报》报导，UBC教授保罗‧埃文斯被华为加拿大公司视为‘关键意见领导’之一，可以帮助阻止中国电信巨头被禁止进入加拿大5G网络。”
据CTV新闻报导，“埃文斯说，他在UBC与奥蒂斯合作了几年，他们后来不时地在社交场合见面”。据报导，UBC的工作包括几个项目，包括奥蒂斯的博士论文。
加拿大缺乏像美国和澳大利亚那样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该法将外国影响政策辩论的企图公之于众，这使得中国和其它邪恶的外国利益集团相对容易拉拢加拿大的精英影响者。缺乏这样的法案和其它透明度措施，使人们对那些很可能是无辜的学术研究产生了质疑。
埃文斯和胡的种族主义指控
两位《环球邮报》的作者抗议说，那些不支持“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立场的人……往往不仅被视为天真，而且指责他们支持接触的做法是错误的，由于与中国的关系能够带来经济或其它回报，他们也被视为缺乏诚信。在极端形式下，持有所谓‘亲北京’观点的学者、社区领袖、商人和政治家被影射为对加拿大不忠，是中共的代理人——可怕地倒退到美国1950年代的麦卡锡时期。”
当埃文斯和胡元豹将种族主义与反中共的观点联系起来时，他们是在含沙射影。而且，这两位作者承认，一些亲北京的写手与中国有经济联系。例如，在美国注册的外国代理人为他们的外国主顾做宣传，每年可以很容易地赚到30万美元，有些外国代理人赚得钱更多。
学者和政客们，甚至在美国，即使有着悠久历史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法》，通常也不会披露自己的外国收入，因为他们利用了学术界的法律豁免，或者，就政客们而言，如果公开承认，将对他们的职业生涯造成打击，他们希望能够侥幸逃脱。在美国，1938年的《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很少执行，除了执法部门无法以任何其它方式起诉的所谓间谍。
批评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从印度尼西亚获取非法竞选捐款，或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每月20万美元为土耳其政府游说，并不是针对印尼人和土耳其人的种族主义。这是为了维护美国民主审议的完整性，不受外国资金的影响。对川普（特朗普）总统和拜登总统据称与俄罗斯和中国有联系的担忧也是如此，这种联系并不总是得到证实，但官阶越高，就越有理由担心，以减轻更高的风险。
与民主国家的联系，风险较小，引起的公众关注较少。例如，来自日本和台湾的类似外国影响，几乎没有引起公众辩论或执法关注。在这些例子中，几乎没有反亚裔的种族主义，也没有对中国政治影响力的担忧。
多年来，与中国建立桥梁并不限于华裔加拿大人，特鲁多总理不是华人，亨特‧拜登不是华人。像迈克‧布隆伯格和斯蒂芬‧施瓦茨曼这样的亿万富翁，与中共有广泛和有利可图的“桥梁”，他们都不是华人。对精英阶层被俘获的担忧，越是接近实权，就越是令人担忧。在美国和加拿大，大多数被怀疑受到中共过度影响的亿万富翁和政客都不是华人。
埃文斯和胡抱怨针对中共政府通过经济刺激手段俘获精英阶层的合理担忧，他们暗示这种审查可能会终结这一丰厚的收入，这种抱怨推翻了自己的观点。“大学与中国的关系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他们担心。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向中国大规模招生敞开大门、以及向研究伙伴关系和其它形式的合作保持开放，那么维护研究诚信和维护我们的学术自由原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我要强调的观点，而把学术自由和吸引中国资金混淆在一起是他们的观点。实际上，吸引中国资金的尝试与学术自由相矛盾，因为分散了学者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法关注自己的研究重点。
学术界是个大生意，埃文斯教授所在的UBC，2019/2020学年，学生支付的学费超过7.57亿加元。这两位作者显然想让“自由”站在一个专门剥夺他人自由的政权一边，来维持中国学生和研究拨款的收入。
阿尔伯塔省命令冻结与中共政府相关机构建立新的大学合作关系，他们称这项命令是“仓促的”，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他们在文章中隐射对华裔加拿大人的种族歧视。
他们写道：“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加拿大大学一直在与中国建立桥梁关系。”“这些桥梁中有许多是由华裔加拿大人建立的。他们现在所感受到的寒意和恐惧是可想而知的。当不合适的合作伙伴的定义包括所有与中国有联系的人时，这种恐惧就会被放大。”
但华裔加拿大人并不是唯一与中国有联系的人，如上所述，保罗‧埃文斯也与中共有联系。再说一次，这与种族无关，而是关乎影响和资金的输送渠道。
《环球邮报》的两位作者没有讨论中共如何针对公开批评中共的华裔加拿大人，也没有讨论加拿大如何未能充分保护他们。如果中共政府确实在进行种族灭绝，我们难道不应该限制与中共的联系，包括通过最温和的措施：公开曝光、对支持中共者施加社会压力？
在19世纪，同样的措施也被用于对付奴隶主，效果极佳。今天，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奴隶主，因为他们强迫维吾尔人劳作。
在作者谴责“媒体夸大描述”中共的影响力和间谍活动的同时，作者还精心挑选了麻省理工学院陈刚教授的例子来配合他们的故事，而忽略了哈佛大学化学和化学生物学教授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被捕的事实。
据称，利伯教授向美国联邦政府撒谎，他的小组从联邦获得了1,5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根据联邦调查局的一份新闻稿，利伯被指控对他在武汉理工大学的工作撒谎，他每月从该校获得五万多美元，外加150万美元用于建立一个实验室。
对间谍活动、撒谎、非法技术转让和不申报来自中国的收入的担忧，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种族。技术转让就是技术转让，不管是谁进行的转让并获得现金。任何受信任的专业人士，从教授到政治家，如果申报他们与一个施行种族灭绝的极权国家的财务关系，而这个国家的权力正在全球范围内挑战民主，那么无论哪个民族，都应该受到同样的谴责。
种族主义和中共的影响
《环球邮报》的作者暗示，炒作中国的行为并诬蔑与中国有联系的个人或团体“越过了种族主义的界限”。在这里，他们淡化、政治化、滥用和扩大了种族主义的概念，远远超出了对种族或族裔的偏见、敌对、差别待遇或歧视，这是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是一个跨文化和跨民族的对普遍受到谴责的社会问题的术语。
通过淡化种族主义的概念以符合他们的政治目的，像埃文斯和胡这样的作者对所有遭受最恶劣形式的种族主义、包括导致种族灭绝的种族主义的人，都是真正的不公。
当两位作者主张区别对待华裔时，他们自己也陷入了种族主义，他们说：“当批评要求忠诚声明，特别是华裔的忠诚声明，或根据他们所交往的群体，他们使用的电子设备和设备上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或强行进行测试时，批评就跨过了界限。”
根据种族主义的定义，要求公民，不论种族，向国旗宣誓效忠（我小时候，美国人在公立小学就是这样做的）显然是种族主义。不允许公民，无论种族，加入恐怖主义和犯罪集团是种族主义，而中共可以说就是这样的集团之一。
禁止任何种族的罪犯使用加拿大幻影安全（Phantom Secure）公司的非法通讯设备，这是种族主义行为，这家公司提供加密手机，可以逃避警方的监视。两位作者从未承认，根据他们自己的定义以及种族主义的标准定义，中国的种族主义程度远远超过加拿大或美国。
作者写道，“当把住房负担不起、洗钱和服用芬太尼死亡等问题的广泛责任归咎于华裔加拿大人时，批评过了界限。”这似乎部分地暗中批评了山姆‧库珀在温哥华的报导。
然而，作者并没有提供个人参与宣称的种族主义的实际例子。如果你读了库珀的书，很明显，他对所有参与非法赌博、洗钱和芬太尼致死的人都一视同仁，包括许多非华裔（比如特鲁多总理），他以批评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了报导。
在他的书中找不到种族主义的影子，我与他私下通信，可以证明他不是种族主义者。事实上，他称赞那些维护加拿大价值观的人，特别是加拿大华裔，是我们所有人的英雄和榜样。
温哥华住房研究员安迪‧严（Andy Yan）就是一个例子。库伯认为，严的城市研究和他希望温哥华成为一个住房负担得起、而非全球财富聚集地的想法非常聪明。
与库珀不同的是，《环球邮报》作者的语言过于宽泛，有可能将矛头指向严和他对温哥华住房负担不起的研究，严将其归结为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
严绝不是种族主义者，也不针对华裔加拿大人。如果埃文斯和胡在他们的《环球邮报》文章中说的是严，他们就会暗示一位华裔加拿大研究员是种族主义者，他的研究使埃文斯工作的汇丰银行和其它银行处于负面形象中，因为他们在中国─温哥华的房地产购买中赚了大钱，并可能进行洗钱。
埃文斯教授是否在以一种隐密的方式，充当汇丰银行的打手，攻击一名威胁汇丰收入来源的加拿大记者和加拿大籍华人？《环球邮报》怎么会如此疏忽，没有在发表埃文斯的观点文章的同时发表一份利益冲突声明呢？
“根据我的经验，对于那些试图淡化来自中国的威胁的人，人们应该提出质疑。”专注于加拿大安全问题的关键风险团队（Critical Risk Team）的高级助理卡尔文‧克里斯蒂（Calvin Chrustie）写道，“例如，他们是否在加中企业的业务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当被问及埃文斯和胡的问题时，克里斯蒂给我回复说：
“在21世纪，人们应该始终关注的问题是，是否有人利用种族或社会问题，以及种族主义作为武器或盾牌，来掩盖商业发展、政治或经济利益？
“当谈到种族主义时，人们会希望它的精神是保护个人，而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被政府和他们的代理人用作施加影响的武器。一位著名的加拿大法官曾经说过，法律是盾，而不是剑。”
克里斯蒂指出，“当国家和他们的代理人使用种族主义作为武器时，也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些政府破坏其它国家稳定的新方式之一，加拿大人需要警惕这些策略，不要成为它们的牺牲品。”
克里斯蒂还指出，学术界和商界领袖往往缺乏关于中国影响力运作的所有信息，因为他们无法接触到机密信息。可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前情报专业人士往往是第一批、也是最强烈地支持制定更强有力的法律，反对中共对我们民主的恶意影响的原因。他们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只是比普通公民能够获得更多关于中共，及其制度化的影响行动的数据，包括通过非华裔个人进行的最有力的影响。
克里斯蒂“担心学术界、政界和商界领袖会反驳CSIS（加拿大情报机构）等专家对来自中共的重大威胁的说法。”他继续说：“要问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反驳这种说法？为什么他们觉得自已比CSIS和国际民主盟友所阐述的说法更可信？”
数据遗漏和虚假信息战术
MLI的报告指出，《环球邮报》“作者没有提及中共对其本国人民和居住在加拿大的人权活动人士进行的有记录在案的跨国镇压。加拿大国家安全和情报委员会已经清楚地概述了中共在加拿大的影响以及恐吓行动，活动人士受到暴力、谋杀甚至强奸的威胁。”
据DisinfoWatch.org网站报导，埃文斯和胡还将迈克尔‧科夫里奇（Michael Kovrig）和迈克尔‧斯帕弗（Michael Spavor）的人质事件与孟晚舟的合法逮捕和审判混为一谈。根据MLI，“作者没有为孟晚舟和两个迈克尔的情况提供必要的背景介绍，混淆了重要的区别，使之符合中共的利益，对他们的描述与中共的说法有相似之处。”
“这也与两位作者明显不愿意将这种‘有害的’公共讨论归咎于中共的行为相吻合。他们甚至将‘有害’的氛围归因于FBI和美国司法部以间谍活动为由起诉学者的行动，而不是一开始指责那些就从事间谍活动的人的行为。”
同样，《环球邮报》的作者们也声称，“当把批评中国的行为渲染得耸人听闻时，就越过了种族主义的界限。”
根据MLI的作者所说，“我们的分析表明，‘轰动效应’的指控经常针对批评中国政府的活动人士、政府和媒体。”他们指出，在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网站上搜索，会发现“超过20页，西方政府、媒体、民选官员和批评者被直接指控为‘炒作’与中国有关的问题。”
“埃文斯和胡似乎没有意识到或承认的是，被反亚裔仇恨所瞄准的华人社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群体。”MLI的作者说。“中国政府的许多行动，埃文斯和胡试图把对这些行动的批评定性为‘耸人听闻’，对华裔和持不同政见者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
据MLI报导，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面临网络骚扰、死亡和性暴力威胁、人肉，甚至人身攻击。埃文斯和胡虽然表面上关注种族主义，但却忽略了华裔和持不同政见者所面临的这些实际挑战”。
DisinfoWatch.Org继续说：“当任命的官员和当选官员重复这些说法时，他们就把这些说法、国家媒体的宣传机构和宣传它们的媒体都合法化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把自己变成了活动人士——如果天真或不知情——参与到他们对外国批评家的跨国镇压中来。”
种族主义指控对关于中共的论述的影响
MLI的作者指出，“将合理批评极权主义和专制政权指控为‘种族主义’所制造寒蝉效应，是对所有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话语的严重威胁。”作者们主张对加拿大的政府官员进行外国干涉和虚假信息培训。
应该向全球的政府官员提供同样的服务，至少对重视其独立和主权的国家是如此。依靠中国学生学费和研究经费的大学教师，以及那些允许教授接受外国丰厚佣金和企业咨询合同的大学，也应该提供反虚假信息培训。
全球的教授，尤其是精英大学的教授，有时已经失去了其公正研究和教学的角色。相反，有些学校追求的是金钱，而不是保持中立，立法和学术管理部门应该引导他们回归自己的主要职能。
指控那些担忧中共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的人是种族主义，这是搞狗哨政治，是对那些冒着巨大的职业风险将一系列非常容易引起麻烦的事实曝光的人的一种污名化。以中国为一方，北美、欧洲和日本为另一方，双方价值超过一万亿美元的贸易（更不用说对其它较小经济体的影响），正在影响这些地区的政治和学术精英，使他们对中共不可接受的侵犯人权行为，甚至是种族灭绝的问题视而不见。
（狗哨政治指的是政客们以某种方式说一些取悦特定群体的话，使之仅仅传入目标群体的耳目中，尤其是为了掩盖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信息。）
通过以虚假的种族主义指控对中共进行必要的批评，作者淡化了关于中共政治影响力的辩论，使种族灭绝成为可能，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最恶劣形式的种族主义。
需要更强有力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除非我们今天以更为敏捷和果断的态度反对中共及其影响力的受益者，否则这种种族主义可能会及时出现在加拿大、美国或任何其它盟国。我们未能为正确的事情采取行动，是因为虚假信息和为专制利益服务的虚假的政治正确，以及我们对廉价外国商品的贪婪，尽管有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的证据，这是一个战略和道德上的疏失，为了保护我们未来的自由，必须尽快加以纠正。
保守党议员庄文浩（Michael Chong）6月23日告诉iPolitics，加拿大政府“早就应该”解决中共对加拿大科学研究的威胁。
庄议员说，加拿大应该禁止资助与中共在生物技术、电信、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纳米技术等领域的敏感研究伙伴关系。也许这个禁令也应该延伸到那些行为方式与政治游说并无二致的教授身上。还有什么比我们自己的民主政治程序对北京的钱更敏感呢？
加拿大的数字间谍机构CSE最近发现，中共以科研人员为目标，转让知识产权，提高其军事、商业和外交优势。因此，禁止中共与科研人员的资金往来需要扩大到那些涉及军事或军民两用技术的学者，以及那些就商业或外交事务进行游说的学者。
对北京影响力的指控的关注和透明度不是种族主义，而是试图维护加拿大和其它民主政府的独立性、透明度、完整性，并最终维护主权。
种族主义是对整个种族的反感，而对精英腐败的关注则影响到每个种族，这两者区别极大。那些不喜欢中共及其同伙的人，通常喜欢香港的民主抗议者和勇敢的台独倡导者。他们通常是华裔美国人或华裔加拿大人。这种区分是意识形态的，而不是种族的。
原文：Playing the Race Card for China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安德斯‧科尔（Anders Corr）拥有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及硕士学位（2001年），和哈佛大学行政学博士学位（2008年）。他是政治情报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主管，《政治风险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发行人，其研究领域涉及北美、欧洲和亚洲。他撰写了书籍《凝聚权力》（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即将于2021年出版）和《禁止侵入》（No Trespassing），并编辑了《大国大战略》（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一书。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