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主義的概念正在被劫持，對中共態度溫和的人，從加拿大總理到抖音上的年輕網紅，利用這個概念來反對中共的批評者。這些政客、教授和網紅都以意識形態來說事，他們往往不用他們聲稱是種族主義者的個人作為真實例子，相反，他們詆毀批評「中國」或批評「中國」在西方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影響力的群體，在這個例子中，年輕人用「中國」來代替「中國政府」。
今年5月，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將中共技術盜竊的批評與種族主義聯繫在一起。加拿大廣播公司（CBC）報導：「在關於溫尼伯國家微生物實驗室兩名中國科學家被解僱的辯論中，特魯多暗示，保守黨議員的提問助長了反亞裔情緒，『我希望保守黨同仁的言論沒有引起對亞裔加拿大人的恐懼。』特魯多告訴下議院。」議員們根本沒有這樣做，在那次辯論中，是特魯多第一次負面使用了這種寬泛的種族化語言。
作為回應，加拿大的維吾爾族和藏族活動人士合理地批評總理，他們一直是中共的迫害對象。藏族活動人士齊美拉姆（Chemi Lhamo）說：「那些聲稱要站出來反對反亞裔仇恨和種族主義的人們，請聽一聽你們的選民和亞裔的聲音。」齊美拉姆此前參加競選多倫多大學（士嘉堡校區）學生會主席的活動，曾受到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威脅。
今年夏天，齊美拉姆在下議院特別委員會上表示：「作為一名亞裔女性，我成為了一個更大的攻擊目標，將反共和反亞裔混為一談實際上是更大的不尊重。」
「我們的總理真是糊塗」，維吾爾族活動人士突多什（Rukiye Turdush）告訴該委員會，「我們反對中共，並不意味著我們反對中國人民，這與反亞裔的種族主義沒有關係。我真的不明白他為什麼這麼說。」
最近最突出的例子是與中國政治和商業網絡有聯繫的兩名加拿大人，他們聲稱「反華」情緒與「反亞裔仇恨」有某種聯繫，反對中共在加拿大的影響力活動「越過了種族主義的界限」。
保羅‧埃文斯（Paul Evans）教授和卑詩省華人參議員胡元豹（Yuen Pau Woo）在加拿大最具影響力的報紙《環球郵報》上寫道：「兩個事實很突出：反華情緒在全國範圍內上升，反亞裔仇恨也在上升，這兩者之間有什麼聯繫？」這兩個加拿大人，其中一個是政治學教授，沒有提到這兩個數據點之間沒有隱含任何相關性，更不用說證明有因果關係。然而，這兩人卻把有關中國的公開討論貼上了有毒的、種族主義的和麥卡錫主義的標籤。
加拿大著名智庫麥克唐納-勞里埃研究所（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簡稱MLI）與康考迪亞大學（Concordia University）合作，認為埃文斯和胡元豹的《環球郵報》文章是無法證實其說法的「虛假信息」，他們聲稱「媒體對統一戰線、孔子學院和千人計劃等中國組織的影響力的誇大描述助長了對華裔的種族定性和污名化」。
埃文斯教授和參議員胡都拒絕了發表評論的請求。
對於兩位作者所說的種族主義和「反華」情緒（幾乎總是反共情緒）之間的聯繫，了解中國和種族主義的人很少會認真對待。那些對中共態度最強硬的人，比如經營本報的人，往往自己就是中國人。《大紀元時報》的編輯就在中國出生、長大，並在中國大陸工作多年。
種族主義指控對年輕人的影響
但「有毒」的種族主義指稱可能會嚇到那些天真的人，使他們不敢互相談論中共在加拿大、美國、印度、日本和全球其它國家的精英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使用「種族主義」這樣的恐嚇性詞語，對追究中共的種族滅絕和其它侵犯人權行為的責任，產生了寒蟬效應，中共侵犯人權的少數群體包括：維吾爾族、藏族、法輪功學員、基督徒和香港人等（是的，香港現在是中國事實上的一部分）。
一位在日本的美國高中教師、活動人士最近寫信給我，說他認識的兩個年輕人對把批評中共和種族主義混為一談感到擔憂。
林德爾‧露西（Lindell Lucy）6月25日寫道：「當停止仇恨亞裔運動開始時……日本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的一名大學生告訴我，暫時不要再推動我的請願書『讓台灣在東京奧運會上以台灣名義出席，而不是中國台北』，並且不要爭取獲得任何媒體的關注。
「他認為我會被貼上種族主義者的標籤。他在天普大家有過一段不愉快的經歷，他自己也受到了不公正的種族歧視指控，他有一半白人血統，一半日本血統。」
還是這位老師給我發了一段讓他的一名印度裔學生很不高興的抖音視頻。視頻顯示，年輕的抖音網紅、「中西部馬克思主義者」埃迪‧利格爾‧史密斯（Eddie Liger Smith，有1,670萬個點讚），批評反「中」的觀點是種族主義，並鼓勵人們閱讀習近平的書籍，他舉起書，讓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在另一個視頻中，他舉著馬克思的《資本論》。
史密斯的視頻以一條橫幅開始，上面寫著「停止仇華」。史密斯接著說，「美帝總是把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以及對他人的恐懼武器化，這是一場反恐戰爭。『啊，美國人，你們害怕穆斯林，他們是恐怖分子。』」在這裡，史密斯用誇張和虛假的陳述，在他的聽眾中製造憤怒情緒。事實上，反恐戰爭有穆斯林國家和支持者的廣泛參與，美國絕不是一個「帝國」。
史密斯的目標受眾是年輕的左派，視頻背景中醒目的一條橫幅上寫著「伯尼（桑德斯）」。這位馬克思主義網紅說：「現在（美國人）正在對中國做同樣的事情（將種族主義武器化），很多左派人士甚至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如果你看看任何一家媒體對中國的報導，除了把這個國家描繪成邪惡的超級惡棍之外，別無它物。」史密斯再次用虛假和誇張的說法，而事實上主流媒體經常稱讚中國防控COVID-19措施的所謂效率。
然後，史密斯將批評中共與「仇恨」中國人民混為一談。他說：「現在在左派中，恨中國真的成了一種潮流，是的，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F***中國，兄弟。真的嗎？F****整個14億人口的國家？」
然後，他把對「中國」的批評與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聯繫起來，但沒有闡明這兩者之間的聯繫是什麼。「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到處發生，你就忍心地說[去他的中國]嗎？」史密斯告訴他的28萬粉絲。
「我看到有人指責我崇拜中國，我不崇拜中國，我也批評他們，主要圍繞腐敗和剝削工人的巨大私人市場。」在這裡，史密斯試圖通過批評中國來鞏固自己作為一名獨立分析師的信譽，但他是從中共的角度批評的，因為他批評的內容是習近平本人提出的。
「我不恨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而且[舉起習近平的書]我選擇從真正生活在他們國家的人那裡了解這個國家。因為我知道西方媒體在對我撒謊。」他說。
西方媒體所謂的謊言是中共的另一個話題。史密斯沒有承認，在中國幾乎沒有言論自由，只閱讀住在中國的作家的作品，就可能得出偏向中共觀點的分析。他在結尾說道：讀習近平的書「不是崇拜中國，而是花時間研究中國，這樣我就不會傳播仇華的廢話。」
反精英捕獲論的俄羅斯和中國假信息
在埃文斯和胡的文章中也發現了許多相同的主題，並通過中共統戰部（UFWD）在全球運作的組織擴散開來。
MLI經常報導俄羅斯的虛假信息，並將其與《環球郵報》的觀點文章進行了比較。
MLI的作者寫道：「將批評專制和極權主義政權的人說成是種族主義，是蘇聯時代的首創，也是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政府以極大的熱情採用的一種策略。」「對俄羅斯人有偏見或『仇俄』（Russophobia）的標籤被用在了那些批評克里姆林宮鎮壓人權的人身上……。這一策略的目的是詆毀持不同政見者和批評者，轉移人們對俄羅斯政府濫用權力的注意力。」
MLI指出，作者貶低性地引用「1950年代麥卡錫時期」是遵循克里姆林宮和北京的論調。根據MLI的分析，「這是獨裁政權經常使用的一種策略，他們試圖詆毀政策的批評者，指控他們沒有理性。」「當俄羅斯干涉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時，克里姆林宮開始認真使用這個標籤。」
《環球郵報》的作者們挑出了「精英捕獲」（elite capture）論進行批評。他們稱，質疑親北京人士的忠誠是「極端的」。但是MLI的高級研究員查爾斯‧伯頓（Charles Burton）解釋說：「中國黨-國家-軍事-安全-工業綜合體的『精英捕獲』在加拿大是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
一批有影響力的加拿大人直接或間接地從中國獲得利益，他們通過董事會成員身分或其它有償協會（如諮詢公司）從中共政權獲得收入，或者他們從與中共政權做生意的加拿大公司獲得收入，或者他們與代表中國公司或與中共政權做生意的加拿大公司有聯繫，或者他們從加拿大的政策智庫獲得收入，而這些智庫從與中共有聯繫的來源獲得資金，如與中共政權做生意的加拿大公司。
伯頓博士寫道，「可以確定的是，這些人以支持中共地緣政治利益的方式，對加拿大的對華政策制定施加影響。」
與中國有經濟聯繫的西方學者和政治家（或前政治家），在世界各地推廣中共的論調，這樣的例子有幾十個。
最近出版了三本關於中共全球滲透的力作，就包括了這些例子，它們是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的《無聲的入侵》（Silent Invasion），該書討論了澳大利亞的問題；漢密爾頓和馬雷克‧奧爾堡（Mareike Ohlberg）的《隱藏的手》（Hidden Hand），該書探討了中共的全球影響力；其次是最近的山姆‧庫珀（Sam Cooper）的《視而不見》（Wilful Blindness），關於中共在加拿大的影響力。（全面披露：後兩本書在北美由我的出版商多倫多的Optimum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出版。）
種族主義指控的背景
埃文斯教授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滙豐銀行亞洲研究主席，最後一本書中談到了他。根據我們對埃文斯教授和胡參議員的了解，兩人有時似乎是在自辯。奇怪的是，《環球郵報》沒有向讀者提供編輯背景就發表了他們的文章。
正如杜克大學記者實驗室（Duke Reporters 『 Lab）聯合主任馬克‧斯坦塞爾（Mark Stencel）和美國國家新聞俱樂部（National Press Club）的顧問埃里克‧麥克迪肯（Eric MacDicken）在《哥倫比亞新聞評論》（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簡稱CJR）上所寫的那樣，觀眾想要的信息不僅是評論員的觀點，還包括「近期的政治活動和收入來源」。CJR的作者建議「為有眼光的媒體消費者提供營養標籤」。
這裡提供了一些必要的背景。
埃文斯教授在UBC的簡介中列出了他參與中共外交部的一個項目，並得到了中共政府的資助。根據UBC的說法，從1990年到2002年，「埃文斯組織了二十多次會議，北朝鮮也曾派人參加。」據報導，埃文斯教授與華為有聯繫，包括2019年前往中國深圳的華為總部與該公司創始人會面。
《環球郵報》文章的另一位作者，參議員胡的職位是特魯多總理任命的，而特魯多本人也與中共有聯繫。
根據庫珀的書，特魯多在「收錢給會面機會」（cash-for-access）的活動中會見了與中共政府有關聯的個人。2016年，他的家族基金會從一名中共官員那裡獲得了100萬美元。與這筆捐款相關的是，特魯多與一位地產大亨見了兩次面，這位大亨經營著加拿大有史以來最大的非法賭場。
埃文斯教授被任命為滙豐銀行的教授，這家銀行向UBC捐贈了數百萬美元，在中國大陸（包括香港和澳門）迅速賺錢。曾擔任滙豐亞洲業務首席執行官10年的埃文斯，是中共一個政治諮詢機構的成員。他領導了一項2020年戰略，將1,000億美元重新部署到亞洲，並通過出售在法國和美國的零售分支機構，裁減3.5萬個工作崗位。
埃文斯在UBC公共政策與全球事務學院（SPPGA）和亞洲研究所（IAR）的角色，聽起來像是UBC和中共影響力運作的理想載體。
「這項為期兩年的任命旨在加強IAR和SPPGA在亞洲政策方面的政策參與工作；促進與適當的亞洲機構和對口單位更好地合作；擴大和深化學院與加拿大政界的聯繫，特別是聯邦政府和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政府。」
據伯頓說，埃文斯的角色「暗示著一種遊說功能」。難道學生、家長和報紙讀者不應該堅持讓他們的教授和文章作者，尤其是那些與極權國家有聯繫的人，成為公正的教師和研究人員，而不是有任何不當行為或偏見的遊說者嗎？
儘管滙豐銀行與中共有大量的金融聯繫，並被指控為「對世界上最大的鎮壓香港民主的行動助紂為虐」，一位滙豐銀行教授在《環球郵報》發表的觀點文章，而該教授與中共政府至少有一種金融關係，《環球郵報》卻沒有按照聲譽良好的報紙的標準做法，聲明沒有利益衝突。
自2016年以來，一些報紙通過《中國日報》看似合理的插頁文章賺取了超過400萬美元的收入。《環球郵報》的出版商兼首席執行官菲利普‧克勞利（Phillip Crawley）表示，《環球郵報》也為《中國日報》製作了付費閱讀的文章，但這些文章卻被不恰當地標示為讀者廣告。
《環球郵報》為湯姆森家族所有，2021年其淨資產為456億美元。大衛‧湯姆森（David Thomson）是全球主要新聞提供商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公司的董事長。他不應該讓自己的報紙為一個極權的共產政權搖旗吶喊，從而貶低加拿大的新聞報紙或路透社的名聲，因為他有能力在沒有那些骯髒收入的情況下經營這家報紙。
有時，一個億萬富翁應該站出來，為他的國家做正確的事情。如果他不願意這麼做，他的國家應該立法反對他的報紙刊發極權主義的宣傳廣告。
在成為參議員之前，胡元豹是溫哥華總部促進局（HQ Vancouver）的總裁，該公司於2015年成立，是一家由政府和企業共同出資的合資企業，斥資數百萬加拿大元，為不列顛哥倫比亞省（BC）帶來「亞洲」業務。這個項目帶來的大多是中國公司，卡爾頓大學（Carleton University） 的一位教授批評說，它帶來的是那些所有權結構「模糊」的公司，可能不會給BC省帶來任何「實際」的東西。
溫哥華總部促進局吹噓說，中國企業可以申請加拿大聯邦和省級稅收抵免。
然而，加拿大的納稅人並不知道哪些公司（如果有的話）獲得了這種信貸。溫哥華總部促進局帶來的一些公司有技術或軍事聯繫，使它們成為向中共轉讓敏感軍事技術的完美工具。
大型國有國防承包商中國保利集團（China Poly）在溫哥華開設了保利文化集團（Poly Culture Group）辦事處。中國保利的管理和所有權都不明朗。2013年至2015年，中國保利集團因涉嫌違反《伊朗、朝鮮和敘利亞防擴散法案》而受到美國制裁。保利文化集團計劃利用溫哥華進行「雙向文化交流」。
溫哥華總部促進局還宣稱，南京志業光電精密技術有限公司是其「成功」故事之一，該公司生產用於望遠鏡和槍枝瞄準器的光學元件。
中國光纖網絡系統集團（China Fiber Fiber Network System Group）通過子公司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運營一家研發機構，溫哥華總部促進局將此作為突出業績，而該公司的財務報表受到了官員的調查。
溫哥華總部促進局從未提到，中共在全球範圍內的小型武器銷售是最不透明的，因此很可能引發國際衝突和恐怖主義，導致每年數百萬人死亡。
從一份據稱胡元豹辦公室多次從其網站上刪除、但在2019年公開存檔的文件來看，胡元豹領導論壇討論的方式似乎有失偏頗，與加拿大擬議的外國代理註冊法相抵觸。
2018年，由參議員胡元豹主持的一場小組討論，似乎從一開始就旨在將外國影響的問題降到最低，用種族主義來消除對這一問題的擔憂，並對加拿大外國代理人註冊法的提案提出質疑。
根據該文件，該小組討論「由自由黨議員喬伊斯‧默裡（Joyce Murray）、新民主黨議員唐‧戴維斯（Don Davies）、保守黨參議員鬍子修（Victor Oh）和獨立參議員胡元豹共同發起。」該活動從一開始就偏向北京，它被描述為「旨在促進議員們對這些問題的理解，以儘量減少政治化的風險和公眾對中國影響和干預的過度反應。通過借鑑美國和澳大利亞的經驗，加拿大可以避免這些國家的錯誤做法，而是制定適合我們情況、需求和優先事項的對策」。
這項活動似乎是為了向加拿大有影響力的議員和工作人員施加影響，遵照允許匿名傳遞信息的查塔姆宮規則（Chatham House rules）。
根據摘要，「在四位小組成員發言之後，參議員胡元豹主持了與聽眾的討論，聽眾包括議員和國會工作人員，以及駐渥太華的中國政策和情報／安全分析人員。」「會議是根據查塔姆宮守則進行的。」通過祕密進行該活動，並且只發布活動摘要，而不是錄音，胡參議員辦公室控制了敘事方式。
據伯頓博士說，這份文件「在參議員的網站上有一段時間，後來不見了，但在一個記者問及為什麼它不在那裡之後又回來了」，「它最終是什麼時候被再次刪除的還不清楚」。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胡參議員網站上的摘要本身就有反種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混合體的嫌疑。
它這樣寫道：「對統一戰線滲透加拿大華人社區的擔憂，往往高估了統一戰線的力量，而低估了社區中能夠抵制宣傳和操縱的抗體的力量。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圍繞著華裔加拿大公民忠誠度的猜疑氣氛，只會使這個社區更容易受到外國影響。」
擔心統一戰線對「加拿大華人社區」的滲透，卻沒有給出例子。據我所知，沒有其他關於中國海外政治和經濟影響的西方評論家，把有中國血統的加拿大公民單獨列為「容易受到外國影響」。但在這裡，胡參議員的文件似乎不僅給出了這個不正確的個案，而且提出對這個社區的懷疑「只會使其……更容易受到外國影響」這樣不正確的邏輯。在胡參議員的網站上發現的這份文件的作者顯然是在編造參議員指責他人的種族主義行為。
據我所知，唯一一個似乎認為華人可能更容易受到中國影響的實體是中共或其情報機構，據說，他們將那些華裔作為損害的目標。然而，沒有證據表明華裔實際上比其它族裔的人更容易受到損害。
根據我的情報來源，決定與中共親疏的不是種族，而是意識形態、金錢和其它人性的弱點。
埃文斯教授也是2018年小組研計會成員之一，根據胡參議員的文件，該小組旨在反駁支持美國和澳大利亞式的《外國代理人註冊法》的意見。
據庫珀的書和其它報導，埃文斯大約在2006年指導了聲名狼藉的（加拿大皇家騎警前情報部門主管）卡梅倫‧奧蒂斯（Cameron Ortis）撰寫與中國有關的博士論文。
論文探討了中國香港和深圳跨國有組織犯罪的「被破壞節點」和「數字黑市」，也幫助了奧蒂斯的職業生涯，他迅速崛起，成為一名加拿大皇家騎警的高級情報官員，據稱從2015年開始，他就與香港和伊朗有關聯的犯罪實體分享了皇家騎警的計劃。
奧蒂斯於2019年被捕，因涉嫌違反加拿大《信息安全法》而被監禁。根據庫珀的書，奧蒂斯「通過他在UBC的學術研究，被介紹給中國大陸的國家消息來源」。根據庫珀的說法，奧蒂斯「在大學的學術網絡經常展示親北京的信息」。
「例如，在2020年，《環球郵報》報導，UBC教授保羅‧埃文斯被華為加拿大公司視為『關鍵意見領導』之一，可以幫助阻止中國電信巨頭被禁止進入加拿大5G網絡。」
據CTV新聞報導，「埃文斯說，他在UBC與奧蒂斯合作了幾年，他們後來不時地在社交場合見面」。據報導，UBC的工作包括幾個項目，包括奧蒂斯的博士論文。
加拿大缺乏像美國和澳大利亞那樣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該法將外國影響政策辯論的企圖公之於眾，這使得中國和其它邪惡的外國利益集團相對容易拉攏加拿大的精英影響者。缺乏這樣的法案和其它透明度措施，使人們對那些很可能是無辜的學術研究產生了質疑。
埃文斯和胡的種族主義指控
兩位《環球郵報》的作者抗議說，那些不支持「對北京採取更強硬立場的人……往往不僅被視為天真，而且指責他們支持接觸的做法是錯誤的，由於與中國的關係能夠帶來經濟或其它回報，他們也被視為缺乏誠信。在極端形式下，持有所謂『親北京』觀點的學者、社區領袖、商人和政治家被影射為對加拿大不忠，是中共的代理人——可怕地倒退到美國1950年代的麥卡錫時期。」
當埃文斯和胡元豹將種族主義與反中共的觀點聯繫起來時，他們是在含沙射影。而且，這兩位作者承認，一些親北京的寫手與中國有經濟聯繫。例如，在美國註冊的外國代理人為他們的外國主顧做宣傳，每年可以很容易地賺到30萬美元，有些外國代理人賺得錢更多。
學者和政客們，甚至在美國，即使有著悠久歷史的《外國代理人註冊法》，通常也不會披露自己的外國收入，因為他們利用了學術界的法律豁免，或者，就政客們而言，如果公開承認，將對他們的職業生涯造成打擊，他們希望能夠僥倖逃脫。在美國，1938年的《外國代理人註冊法》很少執行，除了執法部門無法以任何其它方式起訴的所謂間諜。
批評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從印度尼西亞獲取非法競選捐款，或邁克爾‧弗林（Michael Flynn）每月20萬美元為土耳其政府遊說，並不是針對印尼人和土耳其人的種族主義。這是為了維護美國民主審議的完整性，不受外國資金的影響。對川普（特朗普）總統和拜登總統據稱與俄羅斯和中國有聯繫的擔憂也是如此，這種聯繫並不總是得到證實，但官階越高，就越有理由擔心，以減輕更高的風險。
與民主國家的聯繫，風險較小，引起的公眾關注較少。例如，來自日本和台灣的類似外國影響，幾乎沒有引起公眾辯論或執法關注。在這些例子中，幾乎沒有反亞裔的種族主義，也沒有對中國政治影響力的擔憂。
多年來，與中國建立橋梁並不限於華裔加拿大人，特魯多總理不是華人，亨特‧拜登不是華人。像邁克‧布隆伯格和斯蒂芬‧施瓦茨曼這樣的億萬富翁，與中共有廣泛和有利可圖的「橋梁」，他們都不是華人。對精英階層被俘獲的擔憂，越是接近實權，就越是令人擔憂。在美國和加拿大，大多數被懷疑受到中共過度影響的億萬富翁和政客都不是華人。
埃文斯和胡抱怨針對中共政府通過經濟刺激手段俘獲精英階層的合理擔憂，他們暗示這種審查可能會終結這一豐厚的收入，這種抱怨推翻了自己的觀點。「大學與中國的關係正受到越來越多的審查。」他們擔心。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向中國大規模招生敞開大門、以及向研究夥伴關係和其它形式的合作保持開放，那麼維護研究誠信和維護我們的學術自由原則是至關重要的。」這是我要強調的觀點，而把學術自由和吸引中國資金混淆在一起是他們的觀點。實際上，吸引中國資金的嘗試與學術自由相矛盾，因為分散了學者們的注意力，使他們無法關注自己的研究重點。
學術界是個大生意，埃文斯教授所在的UBC，2019/2020學年，學生支付的學費超過7.57億加元。這兩位作者顯然想讓「自由」站在一個專門剝奪他人自由的政權一邊，來維持中國學生和研究撥款的收入。
阿爾伯塔省命令凍結與中共政府相關機構建立新的大學合作關係，他們稱這項命令是「倉促的」，充滿了「意想不到的後果」，他們在文章中隱射對華裔加拿大人的種族歧視。
他們寫道：「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加拿大大學一直在與中國建立橋梁關係。」「這些橋梁中有許多是由華裔加拿大人建立的。他們現在所感受到的寒意和恐懼是可想而知的。當不合適的合作夥伴的定義包括所有與中國有聯繫的人時，這種恐懼就會被放大。」
但華裔加拿大人並不是唯一與中國有聯繫的人，如上所述，保羅‧埃文斯也與中共有聯繫。再說一次，這與種族無關，而是關乎影響和資金的輸送渠道。
《環球郵報》的兩位作者沒有討論中共如何針對公開批評中共的華裔加拿大人，也沒有討論加拿大如何未能充分保護他們。如果中共政府確實在進行種族滅絕，我們難道不應該限制與中共的聯繫，包括通過最溫和的措施：公開曝光、對支持中共者施加社會壓力？
在19世紀，同樣的措施也被用於對付奴隸主，效果極佳。今天，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奴隸主，因為他們強迫維吾爾人勞作。
在作者譴責「媒體誇大描述」中共的影響力和間諜活動的同時，作者還精心挑選了麻省理工學院陳剛教授的例子來配合他們的故事，而忽略了哈佛大學化學和化學生物學教授查爾斯‧利伯（Charles Lieber）被捕的事實。
據稱，利伯教授向美國聯邦政府撒謊，他的小組從聯邦獲得了1,500萬美元的研究經費。根據聯邦調查局的一份新聞稿，利伯被指控對他在武漢理工大學的工作撒謊，他每月從該校獲得五萬多美元，外加150萬美元用於建立一個實驗室。
對間諜活動、撒謊、非法技術轉讓和不申報來自中國的收入的擔憂，並不局限於任何一個種族。技術轉讓就是技術轉讓，不管是誰進行的轉讓並獲得現金。任何受信任的專業人士，從教授到政治家，如果申報他們與一個施行種族滅絕的極權國家的財務關係，而這個國家的權力正在全球範圍內挑戰民主，那麼無論哪個民族，都應該受到同樣的譴責。
種族主義和中共的影響
《環球郵報》的作者暗示，炒作中國的行為並誣衊與中國有聯繫的個人或團體「越過了種族主義的界限」。在這裡，他們淡化、政治化、濫用和擴大了種族主義的概念，遠遠超出了對種族或族裔的偏見、敵對、差別待遇或歧視，這是一個普遍接受的定義，是一個跨文化和跨民族的對普遍受到譴責的社會問題的術語。
通過淡化種族主義的概念以符合他們的政治目的，像埃文斯和胡這樣的作者對所有遭受最惡劣形式的種族主義、包括導致種族滅絕的種族主義的人，都是真正的不公。
當兩位作者主張區別對待華裔時，他們自己也陷入了種族主義，他們說：「當批評要求忠誠聲明，特別是華裔的忠誠聲明，或根據他們所交往的群體，他們使用的電子設備和設備上的社交媒體應用程序，或強行進行測試時，批評就跨過了界限。」
根據種族主義的定義，要求公民，不論種族，向國旗宣誓效忠（我小時候，美國人在公立小學就是這樣做的）顯然是種族主義。不允許公民，無論種族，加入恐怖主義和犯罪集團是種族主義，而中共可以說就是這樣的集團之一。
禁止任何種族的罪犯使用加拿大幻影安全（Phantom Secure）公司的非法通訊設備，這是種族主義行為，這家公司提供加密手機，可以逃避警方的監視。兩位作者從未承認，根據他們自己的定義以及種族主義的標準定義，中國的種族主義程度遠遠超過加拿大或美國。
作者寫道，「當把住房負擔不起、洗錢和服用芬太尼死亡等問題的廣泛責任歸咎於華裔加拿大人時，批評過了界限。」這似乎部分地暗中批評了山姆‧庫珀在溫哥華的報導。
然而，作者並沒有提供個人參與宣稱的種族主義的實際例子。如果你讀了庫珀的書，很明顯，他對所有參與非法賭博、洗錢和芬太尼致死的人都一視同仁，包括許多非華裔（比如特魯多總理），他以批評的方式對他們進行了報導。
在他的書中找不到種族主義的影子，我與他私下通信，可以證明他不是種族主義者。事實上，他稱讚那些維護加拿大價值觀的人，特別是加拿大華裔，是我們所有人的英雄和榜樣。
溫哥華住房研究員安迪‧嚴（Andy Yan）就是一個例子。庫伯認為，嚴的城市研究和他希望溫哥華成為一個住房負擔得起、而非全球財富聚集地的想法非常聰明。
與庫珀不同的是，《環球郵報》作者的語言過於寬泛，有可能將矛頭指向嚴和他對溫哥華住房負擔不起的研究，嚴將其歸結為來自中國大陸的投資。
嚴絕不是種族主義者，也不針對華裔加拿大人。如果埃文斯和胡在他們的《環球郵報》文章中說的是嚴，他們就會暗示一位華裔加拿大研究員是種族主義者，他的研究使埃文斯工作的滙豐銀行和其它銀行處於負面形象中，因為他們在中國─溫哥華的房地產購買中賺了大錢，並可能進行洗錢。
埃文斯教授是否在以一種隱密的方式，充當滙豐銀行的打手，攻擊一名威脅滙豐收入來源的加拿大記者和加拿大籍華人？《環球郵報》怎麼會如此疏忽，沒有在發表埃文斯的觀點文章的同時發表一份利益衝突聲明呢？
「根據我的經驗，對於那些試圖淡化來自中國的威脅的人，人們應該提出質疑。」專注於加拿大安全問題的關鍵風險團隊（Critical Risk Team）的高級助理卡爾文‧克里斯蒂（Calvin Chrustie）寫道，「例如，他們是否在加中企業的業務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當被問及埃文斯和胡的問題時，克里斯蒂給我回覆說：
「在21世紀，人們應該始終關注的問題是，是否有人利用種族或社會問題，以及種族主義作為武器或盾牌，來掩蓋商業發展、政治或經濟利益？
「當談到種族主義時，人們會希望它的精神是保護個人，而不是像我們看到的那樣，被政府和他們的代理人用作施加影響的武器。一位著名的加拿大法官曾經說過，法律是盾，而不是劍。」
克里斯蒂指出，「當國家和他們的代理人使用種族主義作為武器時，也可以這樣說，這是一些政府破壞其它國家穩定的新方式之一，加拿大人需要警惕這些策略，不要成為它們的犧牲品。」
克里斯蒂還指出，學術界和商界領袖往往缺乏關於中國影響力運作的所有信息，因為他們無法接觸到機密信息。可以說，這就是為什麼前情報專業人士往往是第一批、也是最強烈地支持制定更強有力的法律，反對中共對我們民主的惡意影響的原因。他們不是種族主義者，他們只是比普通公民能夠獲得更多關於中共，及其制度化的影響行動的數據，包括通過非華裔個人進行的最有力的影響。
克里斯蒂「擔心學術界、政界和商界領袖會反駁CSIS（加拿大情報機構）等專家對來自中共的重大威脅的說法。」他繼續說：「要問的問題是，他們為什麼反駁這種說法？為什麼他們覺得自已比CSIS和國際民主盟友所闡述的說法更可信？」
數據遺漏和虛假信息戰術
MLI的報告指出，《環球郵報》「作者沒有提及中共對其本國人民和居住在加拿大的人權活動人士進行的有記錄在案的跨國鎮壓。加拿大國家安全和情報委員會已經清楚地概述了中共在加拿大的影響以及恐嚇行動，活動人士受到暴力、謀殺甚至強姦的威脅。」
據DisinfoWatch.org網站報導，埃文斯和胡還將邁克爾‧科夫裡奇（Michael Kovrig）和邁克爾‧斯帕弗（Michael Spavor）的人質事件與孟晚舟的合法逮捕和審判混為一談。根據MLI，「作者沒有為孟晚舟和兩個邁克爾的情況提供必要的背景介紹，混淆了重要的區別，使之符合中共的利益，對他們的描述與中共的說法有相似之處。」
「這也與兩位作者明顯不願意將這種『有害的』公共討論歸咎於中共的行為相吻合。他們甚至將『有害』的氛圍歸因於FBI和美國司法部以間諜活動為由起訴學者的行動，而不是一開始指責那些就從事間諜活動的人的行為。」
同樣，《環球郵報》的作者們也聲稱，「當把批評中國的行為渲染得聳人聽聞時，就越過了種族主義的界限。」
根據MLI的作者所說，「我們的分析表明，『轟動效應』的指控經常針對批評中國政府的活動人士、政府和媒體。」他們指出，在中國極端民族主義的官方媒體《環球時報》網站上搜索，會發現「超過20頁，西方政府、媒體、民選官員和批評者被直接指控為『炒作』與中國有關的問題。」
「埃文斯和胡似乎沒有意識到或承認的是，被反亞裔仇恨所瞄準的華人社區並不是一個單一的群體。」MLI的作者說。「中國政府的許多行動，埃文斯和胡試圖把對這些行動的批評定性為『聳人聽聞』，對華裔和持不同政見者產生了最深刻的影響。」
據MLI報導，中國「持不同政見者面臨網絡騷擾、死亡和性暴力威脅、人肉，甚至人身攻擊。埃文斯和胡雖然表面上關注種族主義，但卻忽略了華裔和持不同政見者所面臨的這些實際挑戰」。
DisinfoWatch.Org繼續說：「當任命的官員和當選官員重複這些說法時，他們就把這些說法、國家媒體的宣傳機構和宣傳它們的媒體都合法化了。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們把自己變成了活動人士——如果天真或不知情——參與到他們對外國批評家的跨國鎮壓中來。」
種族主義指控對關於中共的論述的影響
MLI的作者指出，「將合理批評極權主義和專制政權指控為『種族主義』所製造寒蟬效應，是對所有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公民話語的嚴重威脅。」作者們主張對加拿大的政府官員進行外國干涉和虛假信息培訓。
應該向全球的政府官員提供同樣的服務，至少對重視其獨立和主權的國家是如此。依靠中國學生學費和研究經費的大學教師，以及那些允許教授接受外國豐厚佣金和企業諮詢合同的大學，也應該提供反虛假信息培訓。
全球的教授，尤其是精英大學的教授，有時已經失去了其公正研究和教學的角色。相反，有些學校追求的是金錢，而不是保持中立，立法和學術管理部門應該引導他們回歸自己的主要職能。
指控那些擔憂中共日益增長的全球影響力的人是種族主義，這是搞狗哨政治，是對那些冒著巨大的職業風險將一系列非常容易引起麻煩的事實曝光的人的一種污名化。以中國為一方，北美、歐洲和日本為另一方，雙方價值超過一萬億美元的貿易（更不用說對其它較小經濟體的影響），正在影響這些地區的政治和學術精英，使他們對中共不可接受的侵犯人權行為，甚至是種族滅絕的問題視而不見。
（狗哨政治指的是政客們以某種方式說一些取悅特定群體的話，使之僅僅傳入目標群體的耳目中，尤其是為了掩蓋一個容易引起爭議的信息。）
通過以虛假的種族主義指控對中共進行必要的批評，作者淡化了關於中共政治影響力的辯論，使種族滅絕成為可能，從而進一步加劇了最惡劣形式的種族主義。
需要更強有力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除非我們今天以更為敏捷和果斷的態度反對中共及其影響力的受益者，否則這種種族主義可能會及時出現在加拿大、美國或任何其它盟國。我們未能為正確的事情採取行動，是因為虛假信息和為專制利益服務的虛假的政治正確，以及我們對廉價外國商品的貪婪，儘管有強迫勞動和種族滅絕的證據，這是一個戰略和道德上的疏失，為了保護我們未來的自由，必須儘快加以糾正。
保守黨議員莊文浩（Michael Chong）6月23日告訴iPolitics，加拿大政府「早就應該」解決中共對加拿大科學研究的威脅。
莊議員說，加拿大應該禁止資助與中共在生物技術、電信、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納米技術等領域的敏感研究夥伴關係。也許這個禁令也應該延伸到那些行為方式與政治遊說並無二致的教授身上。還有什麼比我們自己的民主政治程序對北京的錢更敏感呢？
加拿大的數字間諜機構CSE最近發現，中共以科研人員為目標，轉讓知識產權，提高其軍事、商業和外交優勢。因此，禁止中共與科研人員的資金往來需要擴大到那些涉及軍事或軍民兩用技術的學者，以及那些就商業或外交事務進行遊說的學者。
對北京影響力的指控的關注和透明度不是種族主義，而是試圖維護加拿大和其它民主政府的獨立性、透明度、完整性，並最終維護主權。
種族主義是對整個種族的反感，而對精英腐敗的關注則影響到每個種族，這兩者區別極大。那些不喜歡中共及其同夥的人，通常喜歡香港的民主抗議者和勇敢的台獨倡導者。他們通常是華裔美國人或華裔加拿大人。這種區分是意識形態的，而不是種族的。
原文：Playing the Race Card for China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安德斯‧科爾（Anders Corr）擁有耶魯大學政治學學士及碩士學位（2001年），和哈佛大學行政學博士學位（2008年）。他是政治情報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主管，《政治風險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發行人，其研究領域涉及北美、歐洲和亞洲。他撰寫了書籍《凝聚權力》（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即將於2021年出版）和《禁止侵入》（No Trespassing），並編輯了《大國大戰略》（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一書。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