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7月11日讯】发源于湖北武汉的中共病毒疫情祸殃全球，因中共瞒报和迟报疫情，引起全球的问责声浪。原湖北省长王晓东与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皆被问责下台。最新消息称，习近平当时曾想对湖北和武汉发戒严令，但最终没有发出，而是在武汉实施了比戒严令更为严酷的控制手段。
7月9日，自由亚洲电台刊发专栏文章说，前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前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至今没有受到开除党籍或留党查看等处分。
原因是在位的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被开除党籍处分并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都是在某次中央全会上进行并对外公开宣布的。从程序上讲，无法对外保密。
中共病毒2019年12月在武汉爆发，因中共多次谎称，疫情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导致疫情完全失控，并迅速蔓延全世界。引起各国的问责声浪。
2020年2月，疫情高峰期，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以及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被免职；由原上海市长应勇及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分别接任湖北省委书记及武汉市委书记。
蒋超良被免职至今也未有其另有任用的消息；今年6月23日闭幕中共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增补王晓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湖北省委人士消息透露，由湖北省委副书记兼省长位置上黯然下台、到全国政协去等待退休的王晓东，虽然没有在去年2月和蒋超良及马国强一同下台，但当时他们三人都被内部宣布了处以党内的警告处分和严重警告处分。
上述专栏文章说，蒋超良下台之后已完全没有可能被安排在党内提升，或者被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但既然被免去原来的职务，如再被安排任何一个同级别的新任职务，还是需要为时至少一年半的“沉寂”期。马国强也一样。
习近平问计发布戒严令的可行性
文章引述消息说，在武汉疫情失控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一度保持沉默的习近平其实也不是整天围着中南海游泳池转圈，而是几次招见王沪宁、栗战书、许其亮、张又侠等人，问计发布戒严令的可行性。
众所周知，中共政权自统治了中国大陆之后，由中央发布 “戒严令”的情况只出现过一次，那就是1989年“六四”镇压。
1996年中共正式生效了戒严法，戒严任务由警察、武装警察执行；必要时，国务院可以向中央军委提出，由中央军委决定派出军队协助执行戒严任务。
上述文章说，疫情爆发后，舆情汹涌，人民的怒火对准了官员。于是习近平派出亲信重整武汉。当时，习近平政权从中央部委和地方百官中，选中了都是职业警察出身的应勇和王忠林，前往接掌危机中的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
主要考虑因素是在决定暂时不直接公开宣布实施 “戒严令”的前提下，在当地实施比“戒严令”还严酷的控制手段。
文章认为，这两名职业警察出身的省级党政官员，是最可能胜任的。如果把湖北和武汉疫情爆发之前的中共所有任副省部和正省部级官员，职业警察出身者少之又少，而应勇和王忠林，均有数十年的职业警察生涯。
时政评论员郑中原2020年2月中旬也曾分析说，从表面上看，习近平湖北换帅是换下应对疫情不力的官员，换上新人来遏止疫情扩散。但是，从调来的陈一新、应勇、王忠林，三位有着政法背景的官员聚集湖北这个信号来看，他们似乎不是为了抗击肺炎疫情。
郑中原说，长期作为中共维稳暴力工具、在迫害人权方面，积累大量血债的政法委，已经冲在疫情处理的最前线指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将会制造更大人道灾难。
这也呼应了习近平下达给政法委系统的2020年确保政治安全指令，意思就是在疫情防控中，首先要考虑保政权稳定，然后才是人民的生命安全，这也是当局在2019年12月就爆发疫情但向中国民众隐瞒的原因。
郑中原说，这会让中共打着抗疫的旗号制造更大人道灾难，因为即使同样是强制隔离，在中共专制体制下的做法，与正常社会是不一样的。而且，当局会为了政权稳定，会继续隐瞒不想公开的情况，并对敢于反抗者下狠手。
自由亚洲专栏文章称，两个“临危受命”的职业警察到任湖北之后的“酷吏”，简直可以说是令习近平大喜过望。未来二十大上，肯定都会是首先考虑的犒赏对象之一。
（记者李芸综合报导/责任编辑：范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