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7月11日訊】發源於湖北武漢的中共病毒疫情禍殃全球，因中共瞞報和遲報疫情，引起全球的問責聲浪。原湖北省長王曉東與原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皆被問責下台。最新消息稱，習近平當時曾想對湖北和武漢發戒嚴令，但最終沒有發出，而是在武漢實施了比戒嚴令更為嚴酷的控制手段。
7月9日，自由亞洲電台刊發專欄文章說，前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和前湖北省委副書記兼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至今沒有受到開除黨籍或留黨查看等處分。
原因是在位的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被開除黨籍處分並被清除出中央委員會，都是在某次中央全會上進行並對外公開宣布的。從程序上講，無法對外保密。
中共病毒2019年12月在武漢爆發，因中共多次謊稱，疫情可防可控，不會人傳人，導致疫情完全失控，並迅速蔓延全世界。引起各國的問責聲浪。
2020年2月，疫情高峰期，時任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以及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被免職；由原上海市長應勇及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分別接任湖北省委書記及武漢市委書記。
蔣超良被免職至今也未有其另有任用的消息；今年6月23日閉幕中共全國政協常委會會議，增補王曉東為全國政協委員和全國政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副主任。
湖北省委人士消息透露，由湖北省委副書記兼省長位置上黯然下台、到全國政協去等待退休的王曉東，雖然沒有在去年2月和蔣超良及馬國強一同下台，但當時他們三人都被內部宣布了處以黨內的警告處分和嚴重警告處分。
上述專欄文章說，蔣超良下台之後已完全沒有可能被安排在黨內提升，或者被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高於其原任職務的黨外職務。但既然被免去原來的職務，如再被安排任何一個同級別的新任職務，還是需要為時至少一年半的「沉寂」期。馬國強也一樣。
習近平問計發布戒嚴令的可行性
文章引述消息說，在武漢疫情失控的最初一段時間裡，一度保持沉默的習近平其實也不是整天圍著中南海游泳池轉圈，而是幾次招見王滬寧、栗戰書、許其亮、張又俠等人，問計發布戒嚴令的可行性。
眾所周知，中共政權自統治了中國大陸之後，由中央發布 「戒嚴令」的情況只出現過一次，那就是1989年「六四」鎮壓。
1996年中共正式生效了戒嚴法，戒嚴任務由警察、武裝警察執行；必要時，國務院可以向中央軍委提出，由中央軍委決定派出軍隊協助執行戒嚴任務。
上述文章說，疫情爆發後，輿情洶湧，人民的怒火對準了官員。於是習近平派出親信重整武漢。當時，習近平政權從中央部委和地方百官中，選中了都是職業警察出身的應勇和王忠林，前往接掌危機中的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
主要考慮因素是在決定暫時不直接公開宣布實施 「戒嚴令」的前提下，在當地實施比「戒嚴令」還嚴酷的控制手段。
文章認為，這兩名職業警察出身的省級黨政官員，是最可能勝任的。如果把湖北和武漢疫情爆發之前的中共所有任副省部和正省部級官員，職業警察出身者少之又少，而應勇和王忠林，均有數十年的職業警察生涯。
時政評論員鄭中原2020年2月中旬也曾分析說，從表面上看，習近平湖北換帥是換下應對疫情不力的官員，換上新人來遏止疫情擴散。但是，從調來的陳一新、應勇、王忠林，三位有著政法背景的官員聚集湖北這個信號來看，他們似乎不是為了抗擊肺炎疫情。
鄭中原說，長期作為中共維穩暴力工具、在迫害人權方面，積累大量血債的政法委，已經沖在疫情處理的最前線指揮，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將會製造更大人道災難。
這也呼應了習近平下達給政法委系統的2020年確保政治安全指令，意思就是在疫情防控中，首先要考慮保政權穩定，然後才是人民的生命安全，這也是當局在2019年12月就爆發疫情但向中國民眾隱瞞的原因。
鄭中原說，這會讓中共打著抗疫的旗號製造更大人道災難，因為即使同樣是強制隔離，在中共專制體制下的做法，與正常社會是不一樣的。而且，當局會為了政權穩定，會繼續隱瞞不想公開的情況，並對敢於反抗者下狠手。
自由亞洲專欄文章稱，兩個「臨危受命」的職業警察到任湖北之後的「酷吏」，簡直可以說是令習近平大喜過望。未來二十大上，肯定都會是首先考慮的犒賞對象之一。
（記者李芸綜合報導/責任編輯：范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