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慢慢走出COVID-19大流行病毒所带来的伤痛，美国的精英们开始对之前被驳回的武汉实验室泄漏理论产生兴趣。现在是时候将注意力集中在它的根源：惩罚对毫无戒心的世界造成巨大影响的中共流氓。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从一开始就很清楚，COVID-19像是“中国版的切尔诺贝利（又译：车诺比）核事故”。无论该病毒的起源到底是在海鲜市场的人畜共患病所传播的，还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逃脱”出去的，先不论是否它被刻意开发成一种生物武器的可能性很低，但也不容忽视。总之，中共的严重疏忽、鲁莽甚至恶意，都导致最初的地区性病毒扩展成为严重的全球现象。
这个剧本现在变得耳熟能详：中共对武汉最初爆发的反应是逮捕科学家和摀住他们的嘴、压制新闻调查，并积极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其它跨国机构散布虚假信息。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一项研究，在一年多前得出结论，假使中共政府在病毒爆发时进行适当防止措施，最终可将其传播影响减少多达95%。
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调查为可靠信息，且得出病毒是有意被开发并武器化及作为中国生物武器的结论，那么即使是最温和的外交政策也必须被迫考虑转换为正式（对中共）宣战。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COVID-19数据仪表板（Dashboard）的显示，美国在COVID-19中的死亡人数接近60万。与之相比，促使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珍珠港事件中的死亡人数（2,403），简直相形见绌。
与实力强大的中共发生战争，本来就是一个可怕的想法。大卫·P·高德曼（David P. Goldman）去年在《克莱蒙特书评》（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注：保守派智库克莱蒙研究所旗下的一本季刊）中写道：“悉尼大学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警告说，中共的导弹武力可以在战争爆发后的几个小时内，摧毁美国西太平洋的大部分资产。”那么，对于中共是否真的“蓄意发展生化武器”的论点，我们还真该庆幸它目前的证据不够充分啊。
如今关切的问题应在，如果这两种病毒起源论点中的任何一个得到证实，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其它国家，应该怎么做。
而重要的是，要注意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背景因素。中共管理着一个流氓、肮脏的专制政权。根据国际公认的术语定义，它正在新疆自治区积极实施种族灭绝。它直接采用如英国作家奥威尔在《1984》里描述的监视行动；操纵货币；窃取大量知识产权；持续侵犯人权；以严厉的方式打击中国的非传统宗教的修炼；并先后强行对妇女进行绝育，以实行非人道的一胎化和二胎政策。
（注：《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所创作的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其中的形容词“欧威尔式的”（Orwellian）已普遍用于形容官方欺骗、秘密监视，并且指修改历史的极权主义或独裁状态。）
回想起来，很明显地，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将中共纳入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经济和金融机构，俨然是个巨大的错误。事实上，经济自由化的尝试并没有促成政治上的自由化。
COVID-19大劫过后，是美国领导全球谴责并纠正过去半个世纪造成巨大错误的绝佳机会。美国必须领导一群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联盟，对中共及其众多爪牙实施惩罚性关税和严厉制裁。如果需要，美国也必须正大光明地使用国家权力，以阻止其公司在中国拓展业务。这可能是行政部门的权限，当然国会也需要参与才能发挥作用。
另一个有趣的可能——俨然非常适合放在讨论“生物武器剧本”上，或是也可以说在其它剧本中依然适用——那就是根据现行法律，正式将中共标签为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这也会顺道防止美国公司在当中陷入纠结。美国还应该尝试领导一个国际性的集团组织，量化中共对病毒的灾难性错误处理所造成的伤害，向受害者家属和／或以主权债务减免的形式提出金额赔偿。如果中共不履行义务，美国可以牵头多国共同致力没收中共所有资产。
中共所构成的威胁，更广泛地说，乃是本世纪美国和西方，所面临最大的挑战。正确迎战的方式，必然是要中共为其在COVID-19酿成全球灾难中造成的破坏支付代价。
原文：Make Communist China Pay for COVID-19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乔希·哈默尔（Josh Hammer）是一位专业的宪法律师；并担任《新闻周刊》（Newsweek）的专栏编辑；布莱兹电视台（BlazeTV）的播客；“第一自由协会”（First Liberty Institute）的法律顾问；联合专栏作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