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世界慢慢走出COVID-19大流行病毒所帶來的傷痛，美國的精英們開始對之前被駁回的武漢實驗室洩漏理論產生興趣。現在是時候將注意力集中在它的根源：懲罰對毫無戒心的世界造成巨大影響的中共流氓。
對我們許多人來說，從一開始就很清楚，COVID-19像是「中國版的切爾諾貝利（又譯：車諾比）核事故」。無論該病毒的起源到底是在海鮮市場的人畜共患病所傳播的，還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逃脫」出去的，先不論是否它被刻意開發成一種生物武器的可能性很低，但也不容忽視。總之，中共的嚴重疏忽、魯莽甚至惡意，都導致最初的地區性病毒擴展成為嚴重的全球現象。
這個劇本現在變得耳熟能詳：中共對武漢最初爆發的反應是逮捕科學家和摀住他們的嘴、壓制新聞調查，並積極向世界衛生組織和其它跨國機構散布虛假信息。英國南安普敦大學的一項研究，在一年多前得出結論，假使中共政府在病毒爆發時進行適當防止措施，最終可將其傳播影響減少多達95%。
如果以美國為首的調查為可靠信息，且得出病毒是有意被開發並武器化及作為中國生物武器的結論，那麼即使是最溫和的外交政策也必須被迫考慮轉換為正式（對中共）宣戰。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COVID-19數據儀表板（Dashboard）的顯示，美國在COVID-19中的死亡人數接近60萬。與之相比，促使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珍珠港事件中的死亡人數（2,403），簡直相形見絀。
與實力強大的中共發生戰爭，本來就是一個可怕的想法。大衛·P·高德曼（David P. Goldman）去年在《克萊蒙特書評》（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註：保守派智庫克萊蒙研究所旗下的一本季刊）中寫道：「悉尼大學在2019年的一項研究中警告說，中共的導彈武力可以在戰爭爆發後的幾個小時內，摧毀美國西太平洋的大部分資產。」那麼，對於中共是否真的「蓄意發展生化武器」的論點，我們還真該慶幸它目前的證據不夠充分啊。
如今關切的問題應在，如果這兩種病毒起源論點中的任何一個得到證實，美國以及自由世界的其它國家，應該怎麼做。
而重要的是，要注意更廣泛的地緣政治背景因素。中共管理著一個流氓、骯髒的專制政權。根據國際公認的術語定義，它正在新疆自治區積極實施種族滅絕。它直接採用如英國作家奧威爾在《1984》裡描述的監視行動；操縱貨幣；竊取大量知識產權；持續侵犯人權；以嚴厲的方式打擊中國的非傳統宗教的修煉；並先後強行對婦女進行絕育，以實行非人道的一胎化和二胎政策。
（注：《1984》是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所創作的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其中的形容詞「歐威爾式的」（Orwellian）已普遍用於形容官方欺騙、祕密監視，並且指修改歷史的極權主義或獨裁狀態。）
回想起來，很明顯地，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將中共納入新自由主義秩序的經濟和金融機構，儼然是個巨大的錯誤。事實上，經濟自由化的嘗試並沒有促成政治上的自由化。
COVID-19大劫過後，是美國領導全球譴責並糾正過去半個世紀造成巨大錯誤的絕佳機會。美國必須領導一群志同道合的國家組成聯盟，對中共及其眾多爪牙實施懲罰性關稅和嚴厲制裁。如果需要，美國也必須正大光明地使用國家權力，以阻止其公司在中國拓展業務。這可能是行政部門的權限，當然國會也需要參與才能發揮作用。
另一個有趣的可能——儼然非常適合放在討論「生物武器劇本」上，或是也可以說在其它劇本中依然適用——那就是根據現行法律，正式將中共標籤為支持恐怖主義的政權。這也會順道防止美國公司在當中陷入糾結。美國還應該嘗試領導一個國際性的集團組織，量化中共對病毒的災難性錯誤處理所造成的傷害，向受害者家屬和／或以主權債務減免的形式提出金額賠償。如果中共不履行義務，美國可以牽頭多國共同致力沒收中共所有資產。
中共所構成的威脅，更廣泛地說，乃是本世紀美國和西方，所面臨最大的挑戰。正確迎戰的方式，必然是要中共為其在COVID-19釀成全球災難中造成的破壞支付代價。
原文：Make Communist China Pay for COVID-19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喬希·哈默爾（Josh Hammer）是一位專業的憲法律師；並擔任《新聞週刊》（Newsweek）的專欄編輯；布萊茲電視台（BlazeTV）的播客；「第一自由協會」（First Liberty Institute）的法律顧問；聯合專欄作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