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4月29日讯】“暴政正企图侵入人们的思想，扭曲它，使它无法反映你推崇的美德。”米利克表示。
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 ，CRT）从根本上是否与言论自由是相抵触的？
“当身份政治认为某些类型的言论是有害的，或者是不应该说的，对于某个将该观点激进化的人，他们的说法甚至是，你的思想应该属于我，属于作为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中的人；你内心的想法，应该反映出符合我对自尊的看法。”米利克说。
有没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将言论入罪是“合理”的？
为了深入挖掘围绕言论管制的意识形态之争，我决定采访亚瑟·米利克（Arthur Milikh），克拉蒙特学院美国生活方式中心（the Claremont Institute’s Center for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执行主任（Executive Director） 。
早在2020年5月，他就为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写了一篇有先见之明的报告《“仇恨言论”和对心灵的新暴政》（ “Hate Speech” and the New Tyranny over the Mind）。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杨杰凯：亚瑟·米利克（Arthur Milikh），欢迎你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米利克：谢谢你的邀请！
从言论自由到政治正确 再到身份政治
杨杰凯：亚瑟，美国生活方式的核心实际上就是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对美国人来说，我想，已经成问题了。当然，在我的祖国加拿大也是一样。在八九十年代，有一种政治正确的概念。你知道，有些事情在“礼貌社会”（in polite company），是不应该或者不会谈论的。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些似乎都在迅速推进中。那麽，请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米利克：好的。你说得对，在80年代和90年代，政治正确是施加在美国公众身上的一种社会压力，它限制了一个人在“礼貌社会”的言论和思考。但是如今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而其之所以得以发展，是因为它背后的教义变得越来越激进，而且压制这种言论的工具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加。
例如，在80年代和90年代，没有谷歌控制着90%左右的互联网或世界互联网搜索，而今天，谷歌在其“言论守则”（speech codes）下奉行一种身份政治学说，旨在限制可能被搜索到的某类信息，从而限制可能被思考到的某类思想。
此外，该学说的激进性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换句话说，在90年代，（政治正确）很大程度上是关乎礼貌原则——你不应该这么说，因为这会伤害别人的感情。可是今天，在控制所谓仇恨言论的背后隐藏着一套完整的教义。在这方面，基本上可以用一种比较粗略的方式来概括：它就是要“消音”所谓的压迫者群体的思想和言论，从而增加、释放所谓边缘化群体的言论。
持这一观点的理论家所声称，这两个群体是矛盾的。所以必须要达到的是，压迫者的言论必须减少，而被边缘化群体的言论必须越来越多。从而，“仇恨言论法律”（Hate speech laws），或“仇恨言论政策”和审查仇恨言论的公司，实际上就是想“消音”所谓的压迫者群体的意见和思想。
批判性种族理论／身份政治的“正义”浪潮
杨杰凯：这非常精彩。我们最近经常听到的一件事是批判性种族理论，以及它是如何在工作场所、在联邦政府中被传授的。最近有一项行政命令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结果该命令被撤销了。我们听说，“公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被提出——是公平（equity），而不是平等（equality），这是有区别的。请你稍后也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区别。批判性种族理论，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东西，与公平有什么关系呢？
米利克：很多人，以右翼人士为主，他们说，“这个国家真的会从某种宗教复兴觉醒中受益。”他们经常忽略的是，我们现在其实正经历着一个（“宗教觉醒”），它的名字叫“批判性种族理论”，或者叫“身份政治”，这是一种净化和清除世界上邪恶的尝试，而它将邪恶定义为压迫——如你所说的，缺乏公平。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用法律、使用言论、使用压力机制，来夺取他们所谓的压迫者集团的权力和自尊。批判性种族理论是一种复杂的、或者应该说是貌似复杂的说法，试图教导——在我看来是宣传——人们所有的历史都是压迫，过去什么好事都没有。
我们正在经历一股“正义”的浪潮，为了让它开花，我用个比喻的说法，为了用“善良”覆盖世界，一定要做的是，消灭压迫者团体或他们的支持者的理性能力，把它清洗干净，让他们承认自己很邪恶，是各种特权的无意识受益者。因此当被告知什么是“正义”时，他们应该保持沉默，当他们被告知“你不属于这间教室”或“（你不属于）这间宿舍”时，他们应该保持沉默。在我看来，这就是它的目的。
杨杰凯：这其中意味深长的还有，这很大程度是关于群体认同的，而不是个人认同。这是怎么回事？
米利克：它确实把世界划分成不同的群体，但就像我说的，采用了一种相当粗鲁的方式，认为有纯粹的邪恶，也有纯粹的善良，纯粹（善良）的是被边缘化的人，他们毫不避讳地说，他们所有的文学、政客们现在都在公开这么说，美国白人包含着邪恶。现在，需要回答的一件重要问题是：这种道德观、这种形而上学的含义是什么？
在我看来，有两个相当令人震惊的结论：首先，被边缘化的人在道德上和智力上，都优越于他们的压迫者。他们在道德上是优越的，因为压迫者群体被其权力、特权和制度从根本上扭曲了，因此无法听到被边缘化人群的正义请求或哭诉。而被边缘化的人呢，尽管他们声称自己受到了压迫和扭曲，但是他们理解正义、理解孰是孰非，而压迫者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其次，他们声称自己在智力上也更优越，他们智力上优越，因为他们可以理解所有这些所谓“白色上层建筑”（white superstructures），可以理解特权的本质，可以理解美国赖以建立的法律体系，并称它是种族主义的，它是不公正的，它是邪恶的。
而另一方面，当所谓的压迫者试图理解他们的文化，例如他们的观点，就被称为剽窃，被称为无法领会，却要求你，仅仅去赞成，因你不能从根本上理解这种困境。
为什么要有言论自由？
杨杰凯：你最近在《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标题就是“言论自由与身份政治”（Freedom of Speech Versus Identity Politics），把两者明显地、鲜明地放在了一起，为什么要把两者如此紧密地并列在一起？
米利克：也许进入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谈谈为什么我们有言论自由。理由有三个：第一个对有一些政治自由经验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如果你想成为自我约束的自由人，你必须拥有言论自由，对涉及当地社区、所在州、国家的问题发表意见。你必须能够把你的想法告诉你的议员。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但是，其它两个理由虽不那么明显，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更发人深省。
第二个理由，言论自由与这个国家赖以建立的传统理念有关，就是追求至善，追求真理。换句话说，为了追求真理，你必须有思想自由，要在哲学、宗教和科学中寻找真理。那麽，这就要重点的提醒一下，那就是言论自由是一种权利，因为你的思想属于你，所以你的言论也属于你。
当身份政治认为某些类型的言论是有害的，或者是不应该说的，对于某个将该观点激进化的人，他们的说法甚至是，你的思想应该属于我，属于作为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中的人；你内心的想法，应该反映出符合我对自尊的看法。
建国者们预见到会出现这样的要求，他们认为要有一道“绝对的堤防”（absolute wall），确保你的思想、你的理性、你的观点和你的良心都属于你，因为暴政正企图侵入人们的思想，扭曲它，使它无法反映你推重的美德。
第三个理由，很遗憾，我认为是今天人们最不理解的一个理由，就是言论自由发展了一个民族的某种性格，这种性格就是理性。我的意思是，它意味着发展一种能力，既能通过论证说服别人，同时又能拥有一种被理性论证说服的开放性灵魂。这种性格的形成需要几代人来培养，这是非常罕见的。
有时你可能会在YouTube或者什么地方看到一些视频，看到某些外国议会因为一些分歧而发生打斗。你可以说言论自由还没有完全开花结果，还没有完全发展成熟。因为以理服人的反面是暴力强迫，是我命令你相信我，如果你不愿意，我就强迫你。
这就是言论自由对我们如此重要的三个主要原因。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言论自由的消失才如此有害。它剥夺了政治自由，剥夺了思想的自由，剥夺了我们理性的能力，说服和被说服的能力。这些能力最终与我们的政治判断能力有关，你的推理，你的思考问题的能力，都是通过训练得到的。
它能防止人们追求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能实现的“革命理想”。你可以看到，在美国，激进的思想经常在公共场合出现，它们被讨论，然后变得温和，如果它们是馊主意，它们通常会消失。
限制言论自由的危险在于，那些激进的思想不会（有机会因自由辩论而）消失。它们会在法律和制度中扎根，并且根深蒂固，没有人能提供任何理性的反对，不管这种反对是多么合理。
限制仇恨言论的法律反而增加了暴力？
杨杰凯：我想除美国外，几乎每个国家都有限制仇恨言论的法律。人们会说，“这有一个否认大屠杀的例子，很明显应该受到谴责，这样的事情应该被定罪。”坦白说，我也觉得这应该受到谴责，希望很多观众都同意。但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允许（限制言论）这种情况发生？为什么说这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是必要的？
米利克：公众的观点是：将仇恨言论定为犯罪，实际上意味着消除公众广场（public square）上的种族主义以及否认大屠杀的言论。事实是，这并不是这些法律的作用。其实，这些声称阻止这种言论，就能消除暴力的法律也是不正确的。
在欧洲，公众广场上充满了仇恨，只不过仇恨是针对一个群体的，那就是“压迫者群体”，也就是那些国家的传统人口，基督教徒。说他们的坏话是完全可以的。
因此，这些法律的重点并不是保护所有人，尽管它们被界定为同等适用的“一般法”（general laws，注：在一国范围内不分地域、对一切人或特定种类的人适用、涉及一般性事项的法律，不同于特别法或地方法）。其目的是防止任何可能对所谓的边缘化群体，造成尊严伤害的言论。但实际上，这些法律并没有打击暴力，反而增加了暴力。
我给你举个例子。在英国，犹太人遭受反犹太暴力的可能性，是美国的13倍，而美国并不将仇恨言论定为犯罪。在法国，这一比例是美国的4倍，而且法国也将反犹太仇恨言论定为犯罪。所以法律实际上并没有按照所宣称的那样有效。在现实中，否认大屠杀的人是一小部分名誉扫地、令人反感的人，没有人关注他们。但是，你在美国拥有的是某种表面上的政治自由，你可以讨论几乎任何一个自由的民族应该讨论的问题。而在欧洲，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比利时一名议员被禁止担任公职以及竞选公职达10年之久，因为他散布反对移民的小册子。现在，无论人们如何看待移民，是否赞成开放边境，是否接受一个全封闭的社会，每个人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这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问题之一。在那个特定的欧洲国家，因为这些有关仇恨言论的法律，讨论它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有大量的民众，他们感觉到了这种暴政，感觉到了谎言。他们一方面被告知，“你们是自由社会”，同时又被告知，“不，你们不能深思熟虑或讨论这类问题。”这些人变得愤怒而激进，这类法律会造成很多伤害，并没有真正履行承诺。
“身份政治”洗脑从小做起 文化上进行根本性改变
杨杰凯：一个人早在上小学时，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以不同的形式接受了这方面教育。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福克斯新闻频道政论节目主持人）最近有一集讲，早在五年级有了高级BLM课程，其中一个要素是破坏西方规范性的核心家庭结构，正如你描述的，这是你必须对抗或清理的东西之一。这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东西竟然能在那种年级里传授。
米利克：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又顺理成章。有一位非常有意思的左派作家，他是十大法学院的教授。他从“给仇恨言论定罪”运动一开始就在那里，他说了一件很有趣也很有启发性的事情，那就是在他看来，民权运动是失败的。
（在他看来，）那是一个失败，因为它的确消除了公共设施（public accommodations）中的歧视。的确，它消除了就业和住房方面的歧视，但是并没有完成它的使命，它的使命是在总体上消除歧视。最后一个存在歧视的地方，是压迫者的头脑，虽然美国的法律几乎完全是反歧视的法律。根据他的观点，最后一条战线是存在真正歧视的战线，是压迫者的思想，实质上，他说的（压迫者的思想）是“白人思想”。这是他说的话。
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主要有两种处方：第一是教育，越年轻越好。教育的核心目标根本上是针对压迫者的，具体来说，就是让他们（首先）从表面上理解他们的特权，理解他们有意或无意参与和维护的上层建筑。然后在一个稍微低一点或者说稍微深一点的层次（理解），目标是让他们鄙视自己，放弃所谓的压迫者的身份。
但是这位作家更进了一步，说这还不够，还需要对压迫者群体的文化，进行根本性的改变，要改变所有的社会形象、电影、商业广告、情景喜剧和广告，这样，边缘化的人就会被视为英雄，这是他的原话，让人们——边缘化的人、或者（称之为）压迫者，即使不被视为邪恶，也应该被忽视，被边缘化，就像在K-12教育中一样。这样做的目的是消除或扭曲压迫者的身份，同时建立所谓被边缘化者的自尊。
这是一种世俗化的、没有上帝、没有宽恕的宗教
杨杰凯：你为什么把这叫做宗教？
米利克：它具有许多宗教虔诚和狂热的特点，说到这个，我感到有些不安。它说，所有的历史都是邪恶的，有一只替罪羊，那就是压迫者集团。为了清除世界上的邪恶，为了净化它，为了使被边缘化的人的纯粹（善良）得以崛起，让善良的人或者像《圣经》说的“温顺的人将继承那地”，必须进行这种清洗、净化、散播。
我的一位同事也是乔治城大学的教授，乔什·米切尔（Josh Mitchell），最近写了一本关于这方面的书，我认为这本书很发人深省，令人印象深刻。他解释说，这是一种世俗化的基督教，预示着世界末日灾难，要求某种净化。但遗憾的是，这是一种没有上帝、没有宽恕的基督教，因此它导致了一场永恒的斗争，在某个时候上可能必然会变成暴力。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杨杰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角色互换，如何运作？
米利克：我不认为他们有一个完整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是你所说的角色互换。他们似乎认为，他们能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当然，没有人知道。但是，他们的成功将带来的后果，要么是强烈的抵制，就像人们已经在这个国家看到的那样，要么是某种形式的暴政。
在这种暴政下，这个国家的许多美好的东西将会消失，不仅是政治上的自由，不仅是法律的平等保护，还有繁荣的经济都会消失。科学进步和创新也将消失。你已经在今天的大学里看到了这方面的迹象，一个人想成为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无论想成为什么，需要的资格就是必须是一个边缘群体的成员。
在这些条件下，科学不会进步。科学进步只要求优秀，与你的性别、肤色无关，只有最聪明的头脑才能有所发现。当你取消了这个标准，科学首先停滞，然后倒退。
杨杰凯：似乎还有这样一个考量因素：如果科学不符合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会取而代之。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
米利克：是的，我想这是真的。你看，这几年我一直在谈论仇恨言论。刚开始时，我看到了观众的表情，他们说“你疯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每个人都看到了，某些事实竟然被当作种族主义、仇外、反对跨性别，就算是真话，那也不能说，而必须从思想上除掉。这就是非常根深蒂固的身份政治思维。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目前正在进行一场论战，一方是医学专业人士、医生、生物学家，另一方是变性活动人士。医学专家说“性是与生俱来的”，变性活动人士说“不，完全不对，那只是在出生时被分配的，我们决定我们是什么性别。”越来越明显的是，人们对拒绝这类科学事实非常感兴趣。即使科学证明他们是错误的，他们仍然被看成对变性人的恐惧症。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面对不同群体之间的犯罪差异，很多人强词夺理，“嗯，理论上可能是真的，但是这并不重要。”那应该是一个难以启齿的事实。很遗憾，这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不管怎样，很多宣扬这种意识形态的人认为，只有心怀恶意的人才会站在另一边，他们认为摆出这些事实的目的，是试图贬低人、伤害人。
这根本不是真的。不同群体中完全不一样的犯罪案例表明，每个群体，每个美国人，都希望生活在安全的社区。你剥夺了人们谈论这些事实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剥夺了社区的安全，最终剥夺了解决社区问题的能力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这根本上是一种扭曲的思维，认为你的大脑不应该那么想，因为那个特定的事实是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或者是对变性人的恐惧。遗憾的是，我认为，很多人低估了引用这些事实的人，他们并不相信这些事情，他们只是保持沉默，但他们越来越愤怒，因为他们知道真相已经被破坏了。
美国要对仇恨言论定罪 安全机构宣布也将管制言论
杨杰凯：你在这里说明了为什么将“仇恨言论”（hate speech）或“一般性言论”（speech in general）定为犯罪，是一个潜在的问题。你也在你写的一些东西中提到，实际上，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一些做（言论定罪）这件事的“构建模块”（building blocks）已经存在了。
米利克：有两个领域出现了这种情况。首先，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是民权法，尤其是因为1960年代民权法，官僚机构猛增。同样，目标是消除在住房、就业和公共设施方面的歧视，这些都是崇高的任务。但当这还不够时，很明显，官僚机构就会扩展到工作场所，可以扩展到公立大学，可以无限扩展，封杀它不喜欢的言论，它认为的歧视性言论。
例如，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试水，如他们的一些指令已经表明的。法律中的下一个领域已经有了一个先例，即2015年“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ersus Hodges，注：是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对于同性婚姻的重要判例，判决中称同性婚姻的权利受到宪法保障，各州不得立法禁止）的裁决，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大法官说我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身份，这一身份必须得到他人的承认。
这在本质上意味着，如果别人不承认我选择的性别身份，例如，我的变性身份，那就伤害了我。如果他们不承认我，如果他们批评我，或者他们对我的身份保持沉默，那就在根本上伤害了我，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沉默是一种暴力形式。我认为那些雄心勃勃的律师、那些有兴趣推动这种仇恨言论管理机制的政党会采取行动，会主张援引这两类先例。
我要提的最后一件事，可能最令人担忧，就是最近，我们的国家安全机构宣布它也将管制言论，管制激进言论，他们所说的（白人）至上主义言论，无论其含义如何。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会特别注意一件事，或者可以说两件事，你不能提到“深层政府”（deep state，，又译为深层集团、深暗势力等）和“全球精英”（global elite）（的阴谋论）。
所以，他们到目前为止，以其尚未完全想好的方式，宣布这种想法会受到追踪，由他们新招募的人员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包括我们根本不知道的、还有哪儿的公共领域。这是过去一代人最重要的转变之一，如今，国家安全机构将公开关注它不赞成的言论，没有任何事情能减缓他们所做的事情，以及对即将受到惩罚的人作出裁决。这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
如何应对在监督言论和思想方面滥用权力
杨杰凯：我们已经讨论了关于言论自由和身份政治的各种观点以及它们的关联。我同意，你刚才的描述听起来非常令人不安。可能很多观众都有这种感觉。在这种气候下人们能做什么？就像你描述的，它似乎在加速。
米利克：有几种路径。首先，我们应该考虑哪些机构，在监督言论和思想方面滥用权力。我之前提到过的是谷歌，一家公司控制着全世界90%的搜索量，因此基本上是控制着进入互联网的门户，我认为这很不合理。
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了公众广场（public square）。印刷业在衰落，有线电视每天都在衰落，越来越快。互联网是许多政治言论出现的地方，在这里，公民们自己规管自己，彼此劝导说服，等等。任何一个自由国家都不能容忍，一个公司定义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甚至试图通过歪曲现有的信息，来传播他们自己的道德观。这是其一。
其二是大学。我的观点是，长期以来，大学已经被一些非常激进的左翼分子占据。我不认为一个自由的民族，需要容忍这种事情。这些大学，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依靠联邦和州的预算。在佛罗里达州，居民可以很容易地切断给佛罗里达大学的资金。我无意冒犯，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有些途径还没有尝试过，但明显是可行的，而且是光明正大的、合法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尽管言论自由仍然存在于美国，我们必须大声反对这些非常危险和不公正的意识形态，揭露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所言所语、他们想要塑造的美国。双方都有很多善良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会发现这种种族化的种姓制度，以及对压迫者群体的惩罚，是不合理的。所以大声谈论这些事情是极其重要的。
杨杰凯：我最近听到的一个建议，实际上是迪尼希·迪索萨（Dinesh D’souza，作家、电影人、公知）提出的。他的建议是以非常合理的成本，创建新的在线大学，这可以迅速取代这个国家的各种学术机构。你有什么想法？
米利克：我希望如此，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太相信证书。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你能想像亚伯拉罕·林肯，这个自学成才的天才，如果他今天去了哈佛，会变成什么样子吗？”很多美国人都有很好的判断力和很好的实践智慧。
事实上，我认为大学已经开始扭曲、摧残他们，无论是在思想还是道德方面。所以，也许在线的替代选择是好的。我是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忠实信徒。但是广义上讲，我们需要建立起可靠的、有智慧的学徒计划，以避免大学成为最终的、最重要的认证机构。
杨杰凯：那么谷歌呢？你是否主张通过反垄断法拆分谷歌？我们不只是关注谷歌，而是普遍关注科技巨头，你期望如何应对？
米利克：谷歌是主要的一个。它是最强大、最成功、覆盖面最广的。我认为，保守派在谈论“230条款”改革时，走进了这个奇怪的陷阱，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只是试图把它当作一种棍棒和威胁。这永远不会产生他们想要的效果。
我们有利用《反垄断法》的悠久传统，目的是让公众广场（public square）更能体现共和精神（republican）、更自由。假如在1950年，《纽约时报》聚集了足够的资金购买了90%的美国报纸，于是利用这种力量有效地说服人们什么是错误，或者限制信息的流动，以此决定选举结果，没有美国人认为“这很正常，我们应该接受，这是个好主意。”
所以我们有很多可行的途径。但是遗憾的是，很多人都睡了很长时间，总以为事情会自行解决，这不是政治家的风范。
杨杰凯：我猜测，你说的“共和”精神，是小写的“共和”（注：大写的意思是“共和党”）吗？
米利克：绝对的。
杨杰凯：好。
米利克：我指的是自治，无论是在地方层面、州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绝对的，我说的不是党派。
美国把言论自由奉为神圣
杨杰凯：据我所知，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这种方式，把言论自由奉为神圣的国家。你说失去了言论自由就等于失去了国家，但是也有其它国家做得相当不错，所以这些国家的人们可能会想，“它看起来没有你说的那么极端。”你怎么看？
米利克：这个问题有道理，你说得对，我们是一个宪法规定言论自由的国家。但其它许多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语圈，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的言论自由。大约从70年代开始，他们就一直在进行一项非常危险的实验。
这个实验就是通过立法反对仇恨言论来消除言论自由，看看这是否会带来和平、秩序和繁荣。答案基本上很明朗了，这些国家越来越多地由行政管理而不是政治管理，大量的动乱被掩盖起来，特别是在各民族之间。
最终结果是一种通过分散财富而延续下来的轻度暴政。问题是，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吗？难道这些国家的许多真实的敌意永远无法化解吗？言论自由是一种手段，既可以用来防止这种情况，也可以用来找到某种适度的妥协。
杨杰凯：在我们结束之前你还有什么想法吗？
米利克：许多人，尤其是在华盛顿，都有自己的专长。他们制定农业政策、税收政策等等，这些问题都很重要。我的观点是，言论自由确实是一个文明层面的问题，我们一旦失去了它，这个国家将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不会恢复。
如果我们保护它，那么美国将能够存留，因为它能够支持所有的优势，能继续吸引我们去爱这个国家，包括平等的法治、科技繁荣、商业繁荣，这些都依赖于这个国家存在言论自由，这样就能纠正滥用，繁荣会持续下去。随着言论自由的丧失，这个国家将令人遗憾地陷入了面目全非的一种形式，即某种“软专制”（soft despotism），我们几乎不可能从中摆脱出来。
杨杰凯：亚瑟·米利克，谢谢你接受采访！
米利克：非常感谢！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