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4月29日訊】「暴政正企圖侵入人們的思想，扭曲它，使它無法反映你推崇的美德。」米利克表示。
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 ，CRT）從根本上是否與言論自由是相牴觸的？
「當身分政治認為某些類型的言論是有害的，或者是不應該說的，對於某個將該觀點激進化的人，他們的説法甚至是，你的思想應該屬於我，屬於作為一個被邊緣化的群體中的人；你內心的想法，應該反映出符合我對自尊的看法。」米利克說。
有沒有可能在某種情況下，將言論入罪是「合理」的？
為了深入挖掘圍繞言論管制的意識形態之爭，我決定採訪亞瑟·米利克（Arthur Milikh），克拉蒙特學院美國生活方式中心（the Claremont Institute’s Center for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執行主任（Executive Director） 。
早在2020年5月，他就為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寫了一篇有先見之明的報告《「仇恨言論」和對心靈的新暴政》（ “Hate Speech” and the New Tyranny over the Mind）。
這裡是《美國思想領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楊傑凱：亞瑟·米利克（Arthur Milikh），歡迎你做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米利克：謝謝你的邀請！
從言論自由到政治正確 再到身分政治
楊傑凱：亞瑟，美國生活方式的核心實際上就是言論自由。而言論自由對美國人來說，我想，已經成問題了。當然，在我的祖國加拿大也是一樣。在八九十年代，有一種政治正確的概念。你知道，有些事情在「禮貌社會」（in polite company），是不應該或者不會談論的。今天，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這些似乎都在迅速推進中。那麽，請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
米利克：好的。你說得對，在80年代和90年代，政治正確是施加在美國公眾身上的一種社會壓力，它限制了一個人在「禮貌社會」的言論和思考。但是如今已經有了很大發展，而其之所以得以發展，是因為它背後的教義變得越來越激進，而且壓制這種言論的工具的力量也在不斷增加。
例如，在80年代和90年代，沒有谷歌控制著90%左右的互聯網或世界互聯網搜索，而今天，谷歌在其「言論守則」（speech codes）下奉行一種身分政治學說，旨在限制可能被搜索到的某類信息，從而限制可能被思考到的某類思想。
此外，該學說的激進性也有了很大的發展。換句話說，在90年代，（政治正確）很大程度上是關乎禮貌原則——你不應該這麼說，因為這會傷害別人的感情。可是今天，在控制所謂仇恨言論的背後隱藏著一套完整的教義。在這方面，基本上可以用一種比較粗略的方式來概括：它就是要「消音」所謂的壓迫者群體的思想和言論，從而增加、釋放所謂邊緣化群體的言論。
持這一觀點的理論家所聲稱，這兩個群體是矛盾的。所以必須要達到的是，壓迫者的言論必須減少，而被邊緣化群體的言論必須越來越多。從而，「仇恨言論法律」（Hate speech laws），或「仇恨言論政策」和審查仇恨言論的公司，實際上就是想「消音」所謂的壓迫者群體的意見和思想。
批判性種族理論／身分政治的「正義」浪潮
楊傑凱：這非常精采。我們最近經常聽到的一件事是批判性種族理論，以及它是如何在工作場所、在聯邦政府中被傳授的。最近有一項行政命令阻止這種情況發生，結果該命令被撤銷了。我們聽說，「公平」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被提出——是公平（equity），而不是平等（equality），這是有區別的。請你稍後也能給我解釋一下這個區別。批判性種族理論，這是大多數人都知道的東西，與公平有什麼關係呢？
米利克：很多人，以右翼人士為主，他們說，「這個國家真的會從某種宗教復興覺醒中受益。」他們經常忽略的是，我們現在其實正經歷著一個（「宗教覺醒」），它的名字叫「批判性種族理論」，或者叫「身分政治」，這是一種淨化和清除世界上邪惡的嘗試，而它將邪惡定義為壓迫——如你所說的，缺乏公平。
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使用法律、使用言論、使用壓力機制，來奪取他們所謂的壓迫者集團的權力和自尊。批判性種族理論是一種複雜的、或者應該說是貌似複雜的說法，試圖教導——在我看來是宣傳——人們所有的歷史都是壓迫，過去什麼好事都沒有。
我們正在經歷一股「正義」的浪潮，為了讓它開花，我用個比喻的說法，為了用「善良」覆蓋世界，一定要做的是，消滅壓迫者團體或他們的支持者的理性能力，把它清洗乾淨，讓他們承認自己很邪惡，是各種特權的無意識受益者。因此當被告知什麼是「正義」時，他們應該保持沉默，當他們被告知「你不屬於這間教室」或「（你不屬於）這間宿舍」時，他們應該保持沉默。在我看來，這就是它的目的。
楊傑凱：這其中意味深長的還有，這很大程度是關於群體認同的，而不是個人認同。這是怎麼回事？
米利克：它確實把世界劃分成不同的群體，但就像我說的，採用了一種相當粗魯的方式，認為有純粹的邪惡，也有純粹的善良，純粹（善良）的是被邊緣化的人，他們毫不避諱地說，他們所有的文學、政客們現在都在公開這麼說，美國白人包含著邪惡。現在，需要回答的一件重要問題是：這種道德觀、這種形而上學的含義是什麼？
在我看來，有兩個相當令人震驚的結論：首先，被邊緣化的人在道德上和智力上，都優越於他們的壓迫者。他們在道德上是優越的，因為壓迫者群體被其權力、特權和制度從根本上扭曲了，因此無法聽到被邊緣化人群的正義請求或哭訴。而被邊緣化的人呢，儘管他們聲稱自己受到了壓迫和扭曲，但是他們理解正義、理解孰是孰非，而壓迫者卻無法做到這一點。
其次，他們聲稱自己在智力上也更優越，他們智力上優越，因為他們可以理解所有這些所謂「白色上層建築」（white superstructures），可以理解特權的本質，可以理解美國賴以建立的法律體系，並稱它是種族主義的，它是不公正的，它是邪惡的。
而另一方面，當所謂的壓迫者試圖理解他們的文化，例如他們的觀點，就被稱為剽竊，被稱為無法領會，卻要求你，僅僅去贊成，因你不能從根本上理解這種困境。
為什麼要有言論自由？
楊傑凱：你最近在《大紀元時報》發表了一篇專欄文章，標題就是「言論自由與身分政治」（Freedom of Speech Versus Identity Politics），把兩者明顯地、鮮明地放在了一起，為什麼要把兩者如此緊密地並列在一起？
米利克：也許進入這個問題之前，需要談談為什麼我們有言論自由。理由有三個：第一個對有一些政治自由經驗的人來說，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如果你想成為自我約束的自由人，你必須擁有言論自由，對涉及當地社區、所在州、國家的問題發表意見。你必須能夠把你的想法告訴你的議員。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理由。但是，其它兩個理由雖不那麼明顯，但是在某種程度上更發人深省。
第二個理由，言論自由與這個國家賴以建立的傳統理念有關，就是追求至善，追求真理。換句話說，為了追求真理，你必須有思想自由，要在哲學、宗教和科學中尋找真理。那麽，這就要重點的提醒一下，那就是言論自由是一種權利，因為你的思想屬於你，所以你的言論也屬於你。
當身分政治認為某些類型的言論是有害的，或者是不應該說的，對於某個將該觀點激進化的人，他們的説法甚至是，你的思想應該屬於我，屬於作為一個被邊緣化的群體中的人；你內心的想法，應該反映出符合我對自尊的看法。
建國者們預見到會出現這樣的要求，他們認為要有一道「絕對的堤防」（absolute wall），確保你的思想、你的理性、你的觀點和你的良心都屬於你，因為暴政正企圖侵入人們的思想，扭曲它，使它無法反映你推重的美德。
第三個理由，很遺憾，我認為是今天人們最不理解的一個理由，就是言論自由發展了一個民族的某種性格，這種性格就是理性。我的意思是，它意味著發展一種能力，既能通過論證說服別人，同時又能擁有一種被理性論證說服的開放性靈魂。這種性格的形成需要幾代人來培養，這是非常罕見的。
有時你可能會在YouTube或者什麼地方看到一些視頻，看到某些外國議會因為一些分歧而發生打鬥。你可以說言論自由還沒有完全開花結果，還沒有完全發展成熟。因為以理服人的反面是暴力強迫，是我命令你相信我，如果你不願意，我就強迫你。
這就是言論自由對我們如此重要的三個主要原因。正是因為這些原因，言論自由的消失才如此有害。它剝奪了政治自由，剝奪了思想的自由，剝奪了我們理性的能力，說服和被說服的能力。這些能力最終與我們的政治判斷能力有關，你的推理，你的思考問題的能力，都是通過訓練得到的。
它能防止人們追求不可能實現的東西、不切實際的幻想、不能實現的「革命理想」。你可以看到，在美國，激進的思想經常在公共場合出現，它們被討論，然後變得溫和，如果它們是餿主意，它們通常會消失。
限制言論自由的危險在於，那些激進的思想不會（有機會因自由辯論而）消失。它們會在法律和制度中扎根，並且根深蒂固，沒有人能提供任何理性的反對，不管這種反對是多麼合理。
限制仇恨言論的法律反而增加了暴力？
楊傑凱：我想除美國外，幾乎每個國家都有限制仇恨言論的法律。人們會說，「這有一個否認大屠殺的例子，很明顯應該受到譴責，這樣的事情應該被定罪。」坦白說，我也覺得這應該受到譴責，希望很多觀眾都同意。但問題是，我們為什麼要允許（限制言論）這種情況發生？為什麼說這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是必要的？
米利克：公眾的觀點是：將仇恨言論定為犯罪，實際上意味著消除公眾廣場（public square）上的種族主義以及否認大屠殺的言論。事實是，這並不是這些法律的作用。其實，這些聲稱阻止這種言論，就能消除暴力的法律也是不正確的。
在歐洲，公眾廣場上充滿了仇恨，只不過仇恨是針對一個群體的，那就是「壓迫者群體」，也就是那些國家的傳統人口，基督教徒。說他們的壞話是完全可以的。
因此，這些法律的重點並不是保護所有人，儘管它們被界定為同等適用的「一般法」（general laws，註：在一國範圍內不分地域、對一切人或特定種類的人適用、涉及一般性事項的法律，不同於特別法或地方法）。其目的是防止任何可能對所謂的邊緣化群體，造成尊嚴傷害的言論。但實際上，這些法律並沒有打擊暴力，反而增加了暴力。
我給你舉個例子。在英國，猶太人遭受反猶太暴力的可能性，是美國的13倍，而美國並不將仇恨言論定為犯罪。在法國，這一比例是美國的4倍，而且法國也將反猶太仇恨言論定為犯罪。所以法律實際上並沒有按照所宣稱的那樣有效。在現實中，否認大屠殺的人是一小部分名譽掃地、令人反感的人，沒有人關注他們。但是，你在美國擁有的是某種表面上的政治自由，你可以討論幾乎任何一個自由的民族應該討論的問題。而在歐洲，情況往往並非如此。
我再給你舉個例子。比利時一名議員被禁止擔任公職以及競選公職達10年之久，因為他散布反對移民的小冊子。現在，無論人們如何看待移民，是否贊成開放邊境，是否接受一個全封閉的社會，每個人都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承認，這是決定一個國家命運的問題之一。在那個特定的歐洲國家，因為這些有關仇恨言論的法律，討論它幾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有大量的民眾，他們感覺到了這種暴政，感覺到了謊言。他們一方面被告知，「你們是自由社會」，同時又被告知，「不，你們不能深思熟慮或討論這類問題。」這些人變得憤怒而激進，這類法律會造成很多傷害，並沒有真正履行承諾。
「身分政治」洗腦從小做起 文化上進行根本性改變
楊傑凱：一個人早在上小學時，甚至更早的時候，就已經以不同的形式接受了這方面教育。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福克斯新聞頻道政論節目主持人）最近有一集講，早在五年級有了高級BLM課程，其中一個要素是破壞西方規範性的核心家庭結構，正如你描述的，這是你必須對抗或清理的東西之一。這在我看來是不可思議的，這樣的東西竟然能在那種年級裡傳授。
米利克：這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又順理成章。有一位非常有意思的左派作家，他是十大法學院的教授。他從「給仇恨言論定罪」運動一開始就在那裡，他說了一件很有趣也很有啟發性的事情，那就是在他看來，民權運動是失敗的。
（在他看來，）那是一個失敗，因為它的確消除了公共設施（public accommodations）中的歧視。的確，它消除了就業和住房方面的歧視，但是並沒有完成它的使命，它的使命是在總體上消除歧視。最後一個存在歧視的地方，是壓迫者的頭腦，雖然美國的法律幾乎完全是反歧視的法律。根據他的觀點，最後一條戰線是存在真正歧視的戰線，是壓迫者的思想，實質上，他說的（壓迫者的思想）是「白人思想」。這是他說的話。
如果是這樣，那麼他主要有兩種處方：第一是教育，越年輕越好。教育的核心目標根本上是針對壓迫者的，具體來說，就是讓他們（首先）從表面上理解他們的特權，理解他們有意或無意參與和維護的上層建築。然後在一個稍微低一點或者說稍微深一點的層次（理解），目標是讓他們鄙視自己，放棄所謂的壓迫者的身分。
但是這位作家更進了一步，說這還不夠，還需要對壓迫者群體的文化，進行根本性的改變，要改變所有的社會形象、電影、商業廣告、情景喜劇和廣告，這樣，邊緣化的人就會被視為英雄，這是他的原話，讓人們——邊緣化的人、或者（稱之為）壓迫者，即使不被視為邪惡，也應該被忽視，被邊緣化，就像在K-12教育中一樣。這樣做的目的是消除或扭曲壓迫者的身分，同時建立所謂被邊緣化者的自尊。
這是一種世俗化的、沒有上帝、沒有寬恕的宗教
楊傑凱：你為什麼把這叫做宗教？
米利克：它具有許多宗教虔誠和狂熱的特點，說到這個，我感到有些不安。它說，所有的歷史都是邪惡的，有一隻替罪羊，那就是壓迫者集團。為了清除世界上的邪惡，為了淨化它，為了使被邊緣化的人的純粹（善良）得以崛起，讓善良的人或者像《聖經》說的「溫順的人將繼承那地」，必須進行這種清洗、淨化、散播。
我的一位同事也是喬治城大學的教授，喬什·米切爾（Josh Mitchell），最近寫了一本關於這方面的書，我認為這本書很發人深省，令人印象深刻。他解釋說，這是一種世俗化的基督教，預示著世界末日災難，要求某種淨化。但遺憾的是，這是一種沒有上帝、沒有寬恕的基督教，因此它導致了一場永恆的鬥爭，在某個時候上可能必然會變成暴力。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楊傑凱：最後的結果是什麼？是角色互換，如何運作？
米利克：我不認為他們有一個完整的答案。在某種程度上是你所說的角色互換。他們似乎認為，他們能在這方面取得成功。當然，沒有人知道。但是，他們的成功將帶來的後果，要麼是強烈的抵制，就像人們已經在這個國家看到的那樣，要麼是某種形式的暴政。
在這種暴政下，這個國家的許多美好的東西將會消失，不僅是政治上的自由，不僅是法律的平等保護，還有繁榮的經濟都會消失。科學進步和創新也將消失。你已經在今天的大學裡看到了這方面的跡象，一個人想成為物理學家或化學家，無論想成為什麼，需要的資格就是必須是一個邊緣群體的成員。
在這些條件下，科學不會進步。科學進步只要求優秀，與你的性別、膚色無關，只有最聰明的頭腦才能有所發現。當你取消了這個標準，科學首先停滯，然後倒退。
楊傑凱：似乎還有這樣一個考量因素：如果科學不符合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就會取而代之。如果我說錯了請糾正我。
米利克：是的，我想這是真的。你看，這幾年我一直在談論仇恨言論。剛開始時，我看到了觀眾的表情，他們說「你瘋了！這是不可能的。」但是現在每個人都看到了，某些事實竟然被當作種族主義、仇外、反對跨性別，就算是真話，那也不能說，而必須從思想上除掉。這就是非常根深蒂固的身分政治思維。
我給你舉幾個例子。目前正在進行一場論戰，一方是醫學專業人士、醫生、生物學家，另一方是變性活動人士。醫學專家說「性是與生俱來的」，變性活動人士說「不，完全不對，那只是在出生時被分配的，我們決定我們是什麼性別。」越來越明顯的是，人們對拒絕這類科學事實非常感興趣。即使科學證明他們是錯誤的，他們仍然被看成對變性人的恐懼症。
我再給你舉個例子。面對不同群體之間的犯罪差異，很多人強詞奪理，「嗯，理論上可能是真的，但是這並不重要。」那應該是一個難以啟齒的事實。很遺憾，這就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不管怎樣，很多宣揚這種意識形態的人認為，只有心懷惡意的人才會站在另一邊，他們認為擺出這些事實的目的，是試圖貶低人、傷害人。
這根本不是真的。不同群體中完全不一樣的犯罪案例表明，每個群體，每個美國人，都希望生活在安全的社區。你剝奪了人們談論這些事實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你就剝奪了社區的安全，最終剝奪了解決社區問題的能力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這根本上是一種扭曲的思維，認為你的大腦不應該那麼想，因為那個特定的事實是有種族主義傾向的或者是對變性人的恐懼。遺憾的是，我認為，很多人低估了引用這些事實的人，他們並不相信這些事情，他們只是保持沉默，但他們越來越憤怒，因為他們知道真相已經被破壞了。
美國要對仇恨言論定罪 安全機構宣布也將管制言論
楊傑凱：你在這裡說明了為什麼將「仇恨言論」（hate speech）或「一般性言論」（speech in general）定為犯罪，是一個潛在的問題。你也在你寫的一些東西中提到，實際上，在我們說話的時候，一些做（言論定罪）這件事的「構建模塊」（building blocks）已經存在了。
米利克：有兩個領域出現了這種情況。首先，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是民權法，尤其是因為1960年代民權法，官僚機構猛增。同樣，目標是消除在住房、就業和公共設施方面的歧視，這些都是崇高的任務。但當這還不夠時，很明顯，官僚機構就會擴展到工作場所，可以擴展到公立大學，可以無限擴展，封殺它不喜歡的言論，它認為的歧視性言論。
例如，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已經在這方面進行了試水，如他們的一些指令已經表明的。法律中的下一個領域已經有了一個先例，即2015年「奧貝格費爾訴霍奇斯案」（Obergefell versus Hodges，註：是2015年美國最高法院對於同性婚姻的重要判例，判決中稱同性婚姻的權利受到憲法保障，各州不得立法禁止）的裁決，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大法官說我們有權利選擇自己的身分，這一身分必須得到他人的承認。
這在本質上意味著，如果別人不承認我選擇的性別身分，例如，我的變性身分，那就傷害了我。如果他們不承認我，如果他們批評我，或者他們對我的身分保持沉默，那就在根本上傷害了我，因為我們現在知道，沉默是一種暴力形式。我認為那些雄心勃勃的律師、那些有興趣推動這種仇恨言論管理機制的政黨會採取行動，會主張援引這兩類先例。
我要提的最後一件事，可能最令人擔憂，就是最近，我們的國家安全機構宣布它也將管制言論，管制激進言論，他們所說的（白人）至上主義言論，無論其含義如何。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他們會特別注意一件事，或者可以說兩件事，你不能提到「深層政府」（deep state，，又譯為深層集團、深暗勢力等）和「全球精英」（global elite）（的陰謀論）。
所以，他們到目前為止，以其尚未完全想好的方式，宣布這種想法會受到追蹤，由他們新招募的人員在社交媒體上進行，包括我們根本不知道的、還有哪兒的公共領域。這是過去一代人最重要的轉變之一，如今，國家安全機構將公開關注它不贊成的言論，沒有任何事情能減緩他們所做的事情，以及對即將受到懲罰的人作出裁決。這是一件令人震驚的事情。
如何應對在監督言論和思想方面濫用權力
楊傑凱：我們已經討論了關於言論自由和身分政治的各種觀點以及它們的關聯。我同意，你剛才的描述聽起來非常令人不安。可能很多觀眾都有這種感覺。在這種氣候下人們能做什麼？就像你描述的，它似乎在加速。
米利克：有幾種路徑。首先，我們應該考慮哪些機構，在監督言論和思想方面濫用權力。我之前提到過的是谷歌，一家公司控制著全世界90%的搜索量，因此基本上是控制著進入互聯網的門戶，我認為這很不合理。
但是在我們的時代，互聯網已經成了公眾廣場（public square）。印刷業在衰落，有線電視每天都在衰落，越來越快。互聯網是許多政治言論出現的地方，在這裡，公民們自己規管自己，彼此勸導說服，等等。任何一個自由國家都不能容忍，一個公司定義什麼可以說，什麼不可以說，甚至試圖通過歪曲現有的信息，來傳播他們自己的道德觀。這是其一。
其二是大學。我的觀點是，長期以來，大學已經被一些非常激進的左翼分子占據。我不認為一個自由的民族，需要容忍這種事情。這些大學，幾乎所有的大學，都依靠聯邦和州的預算。在佛羅里達州，居民可以很容易地切斷給佛羅里達大學的資金。我無意冒犯，我對此一無所知，我只想舉一個例子。有些途徑還沒有嘗試過，但明顯是可行的，而且是光明正大的、合法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儘管言論自由仍然存在於美國，我們必須大聲反對這些非常危險和不公正的意識形態，揭露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的所言所語、他們想要塑造的美國。雙方都有很多善良的男人和女人，他們會發現這種種族化的種姓制度，以及對壓迫者群體的懲罰，是不合理的。所以大聲談論這些事情是極其重要的。
楊傑凱：我最近聽到的一個建議，實際上是迪尼希·迪索薩（Dinesh D’souza，作家、電影人、公知）提出的。他的建議是以非常合理的成本，創建新的在線大學，這可以迅速取代這個國家的各種學術機構。你有什麼想法？
米利克：我希望如此，我認為這是可能的。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太相信證書。我的一個朋友曾經說過，「你能想像亞伯拉罕·林肯，這個自學成才的天才，如果他今天去了哈佛，會變成什麼樣子嗎？」很多美國人都有很好的判斷力和很好的實踐智慧。
事實上，我認為大學已經開始扭曲、摧殘他們，無論是在思想還是道德方面。所以，也許在線的替代選擇是好的。我是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忠實信徒。但是廣義上講，我們需要建立起可靠的、有智慧的學徒計劃，以避免大學成為最終的、最重要的認證機構。
楊傑凱：那麼谷歌呢？你是否主張通過反壟斷法拆分谷歌？我們不只是關注谷歌，而是普遍關注科技巨頭，你期望如何應對？
米利克：谷歌是主要的一個。它是最強大、最成功、覆蓋面最廣的。我認為，保守派在談論「230條款」改革時，走進了這個奇怪的陷阱，在過去的幾年裡，他們只是試圖把它當作一種棍棒和威脅。這永遠不會產生他們想要的效果。
我們有利用《反壟斷法》的悠久傳統，目的是讓公眾廣場（public square）更能體現共和精神（republican）、更自由。假如在1950年，《紐約時報》聚集了足夠的資金購買了90%的美國報紙，於是利用這種力量有效地說服人們什麼是錯誤，或者限制信息的流動，以此決定選舉結果，沒有美國人認為「這很正常，我們應該接受，這是個好主意。」
所以我們有很多可行的途徑。但是遺憾的是，很多人都睡了很長時間，總以為事情會自行解決，這不是政治家的風範。
楊傑凱：我猜測，你說的「共和」精神，是小寫的「共和」（註：大寫的意思是「共和黨」）嗎？
米利克：絕對的。
楊傑凱：好。
米利克：我指的是自治，無論是在地方層面、州層面還是國家層面。絕對的，我說的不是黨派。
美國把言論自由奉為神聖
楊傑凱：據我所知，美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以這種方式，把言論自由奉為神聖的國家。你說失去了言論自由就等於失去了國家，但是也有其它國家做得相當不錯，所以這些國家的人們可能會想，「它看起來沒有你說的那麼極端。」你怎麼看？
米利克：這個問題有道理，你說得對，我們是一個憲法規定言論自由的國家。但其它許多國家，如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英語圈，已經實行了很長時間的言論自由。大約從70年代開始，他們就一直在進行一項非常危險的實驗。
這個實驗就是通過立法反對仇恨言論來消除言論自由，看看這是否會帶來和平、秩序和繁榮。答案基本上很明朗了，這些國家越來越多地由行政管理而不是政治管理，大量的動亂被掩蓋起來，特別是在各民族之間。
最終結果是一種通過分散財富而延續下來的輕度暴政。問題是，這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模式嗎？難道這些國家的許多真實的敵意永遠無法化解嗎？言論自由是一種手段，既可以用來防止這種情況，也可以用來找到某種適度的妥協。
楊傑凱：在我們結束之前你還有什麼想法嗎？
米利克：許多人，尤其是在華盛頓，都有自己的專長。他們制定農業政策、稅收政策等等，這些問題都很重要。我的觀點是，言論自由確實是一個文明層面的問題，我們一旦失去了它，這個國家將處於非常糟糕的狀態，不會恢復。
如果我們保護它，那麼美國將能夠存留，因為它能夠支持所有的優勢，能繼續吸引我們去愛這個國家，包括平等的法治、科技繁榮、商業繁榮，這些都依賴於這個國家存在言論自由，這樣就能糾正濫用，繁榮會持續下去。隨著言論自由的喪失，這個國家將令人遗憾地陷入了面目全非的一種形式，即某種「軟專制」（soft despotism），我們幾乎不可能從中擺脫出來。
楊傑凱：亞瑟·米利克，謝謝你接受採訪！
米利克：非常感謝！
（責任編輯：李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