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4月15日讯】《有冇搞错》。4月15日。
近日，中国有两起罚款事件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一个是河北的货车司机金德强，他因为被唐山公路检查站罚款2000元，一时悲愤之下喝农药自杀身亡。另一起，则是阿里巴巴公司被中国政府以垄断罪名罚款180多亿人民币。
阿里巴巴是世界上最大的所谓“网络科技公司”之一，每年盈利数以百亿，罚款180多亿，算是小儿科。但金德强一个月只能赚七八千，应付基本生活已经相当吃力，他自杀之后，银行存款只有七千元，可见他的生活相当拮据。
说起来，这两个罚款事件没什么联系，但实际上却都和中国的科技有关。货车司机被罚款，是因为他货车上的北斗定位系统断线，阿里巴巴则是因为垄断网络服务。
阿里巴巴最赚钱的业务来自支付宝，尤其在腾讯支付开始之前，基本是中国唯一。中国网络的电商行业由此而兴旺发达，阿里巴巴也赚了大钱。
公元2000年之后，全球互联网进入新时代，网络商务大行其道，但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却进退失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网络支付手段。海外网络商务，早期依托信用卡支付进行，但中国大陆很少信用卡，而由于缺乏社会信用，诈骗横行，所以缺乏互联网的支付手段，很长时间中国大陆的网络商务难以推动。
按照马云自己的说法，2006年他在海外参加互联网大会，忽有体会，于是致电公司下属，要求他们立即按照paypal模式，推出阿里巴巴自己的网络支付系统。他在后来的演讲中，强调他当时的指示是：如果引起法律上的问题，他负责去坐牢。他的说法是，后来才有阿里巴巴的井喷式增长，以及中国互联网商务行业的急速发展。
马云后来没有坐牢。虽然阿里巴巴抄袭了Paypal，触动了中国官营垄断的金融行业，也引起了中国官营银行的反击，但他始终没有在这方面碰到官司，没有被金融机构和银行起诉。虽然阿里巴巴破了中国金融管理的规矩，但银监会让开了一条路。
了解中国大陆中共特色的人都清楚，中共让开一条路给阿里巴巴，当然不是因为马云“坐牢”的决心，甚至不是欣赏马云发展互联网商务的眼光（因为当时很多家互联网企业都了解，限制大陆互联网商务发展的瓶颈就是没有支付系统），而是马云背后有一大批足以让中共官僚系统让步的政治势力。
这批势力，就是中共的裙带资本主义。排在第一位的，是江泽民的儿子和孙子。当然不仅是江泽民家族，当时阿里巴巴背后的股东，几乎囊括了所有中共政治局委员级别以上高官的家人，包括习近平家族。习近平姐夫，后来因为习近平正式上位中共最高权力而退出了阿里巴巴。但其他大部分高官没有退出，这才是阿里巴巴“垄断”的真正核心。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批政治势力，根本不会有阿里巴巴，也就谈不上阿里巴巴垄断的问题了。
第二种垄断也同样涉及权力，就是封闭市场。如果没有中共封锁外国信用卡，封锁外国网络支付工具，封锁外国电商企业，阿里巴巴也同样没这么容易崛起。
垄断的最大问题，在于控制市场和价格，使社会资源以较不有效的方式配置，最后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
而中国大陆常年以来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根本原因不在于企业垄断，而是权力垄断。从阿里巴巴的例子可以看出来，阿里巴巴背后并非资本，而是权力，所以它是垄断性的权力垄断了资本然后再垄断市场的过程。这是极权体制的必然结果。
马云绝对是一个优秀的经营人才，而且非常聪明，但没有背后的垄断性的政治势力，他绝对不可能完成阿里巴巴，不可能在短短十多年内，把一个几百万的小公司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网络科技公司。
中共宣布对阿里巴巴实施180多亿人民币罚款之后，阿里巴巴公司发表声明，表示接受处罚，也表示接受教训，更表示感激感恩。外国媒体对此大惑不解，政府罚了你180亿，然后你很高兴，还要谢谢他，太奇怪了。如果美国政府罚谷歌或者亚马逊几十亿美元，两家公司不但要和美国政府打官司，还会到处花钱刊登广告，四处表达不满。阿里巴巴的表现，在他们看来，简直是难以理喻。
如果他们了解阿里巴巴发家过程，了解中国企业的实际地位，大概就能了解为什么了。中国大陆企业并不是西方世界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大陆企业不是一个单独的独立的社会单位，而只是整个权力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所有企业都必须依靠权力存在和存活。所以，中国宪法上始终没有“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条，因为这是共产主义极权社会，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种奴隶制的残留。
中国企业家，大约一大半的经营活动，都和如何与权力打交道有关系。
我有个朋友，以前在大陆做房地产，以前通电话，他每次都神采飞扬，赚了不少钱。有时他会非常遗憾地说，这次差一点就拿到一个超级项目，就差一点，就可以跻身国家级富豪了。后来到了大概2014年，他说话的态度变了，他告诉我说，好几个当年拿到那些超级大项目的大老板，基本都进监狱了。原因很简单，那些大项目都是权力运作的结果，等到权力斗争激化，背后的省级人物落马，下面的所谓大项目老板，一个也跑不掉的。
所以，我们把阿里巴巴的声明重新组合，应该这么看：北京的权力垄断，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空间，也为我们驱逐了无数竞争对手，即使当年我们以违法的方式发展，仍然获得北京的支持，如果没有这种权力的祝福，我们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北京的权力，是无限而且完全可以决定生死的。所以，现在北京的权力要求我们改变，要求我们给钱，而不是把我们抓起来，把公司财产全部收缴，反而让我们继续生存，我们对此非常感激，非常感恩。
这样是不是比较合情合理一些。说实话，现在中国大陆的BAT，正在和美国进行AI竞争。BAT是中国大陆三家大型科技创新公司，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阿里巴巴之后，北京要调查腾讯的垄断，腾讯主要垄断音乐和游戏。实际上，这些公司的结构，和阿里巴巴非常非常接近和类似。
前几天，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和前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一起开了一个尼克松研讨会（Nixon Seminer），在会上要求硅谷最有名的风险投资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参加。泰尔谈了很多中美科技竞争的问题。
他说美国人善于创新创造，中国人善于偷。说偷不太好听，有些朋友不喜欢，我们把偷翻译成学习，这样好些。他的意思是，过去几十年，几乎所有的科技创新创造，都是美国人搞出来的，中国则是在美国的创新基础上发挥完善，把它变成比较中国特色的市场化。
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样。中国近年几乎所有的科技成果，都是这个模式。
在研讨会上，蓬佩奥问说，中国是不是可以开始自己创造了，不用再“学习”美国了？泰尔说，不是的，因为创造是一种文化和一种社会机制，中国好像还没有形成这种文化和机制。
美国有关企业创新创造的书很多，大部分都谈到几个特点，第一是明确目标，这个没问题，中国有目标；第二是权威式人物损害创新；第三是创新创业必须有一个“建设性冲突”的环境（constructive confrontation），就是说，没有冲突，没有质疑，没有争论，就不可能有创新；第四，就是鼓励尝试，这个鼓励不是口头的，你做的好，继续努力，尽管去试吧，不是这样，而是有实际社会机制的，比如说风险投资；第五，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鼓励失败。
泰尔说中国还没有建立创新机制和文化的时候，他所指出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面，有些中国已经具备，比如说鼓励尝试，中国已经有自己的风险投资系统了。但有的还没有，有的可能根本不可能有。
记得全球最有名的企业管理大师杜拉克（Peter Drucker）曾经说过，中央计划是创新经济的最大敌人。而中共体制所谓最大优势，就是中央计划。再比如说，威权体制的核心就是权威性人物的存在，而且中国是全体制都是同样模式，权威人物不光是一种国家级，下面各级都是如此。还有建设性冲突，鼓励和包容不同想法不同意见，以及鼓励失败，这些都是中国创新创业体制上的硬伤，可能根本就不太可能改善的。
当然，科技创新还有很多其他领域，但在美国的环境下，大部分作者都集中在以上几个点上。
所以，蓬佩奥、奥布莱恩和泰尔，就谈到了中国留学生的问题。美国有33万中国留学生，想一下美国人口才3亿多，33万中国留学生，意思是一千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中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很多都智商超高，聪明过人，在中国大陆大学中受过非常扎实的科学基础训练，但却从未有过创新创业训练，这个训练是在美国的机构中进行的，包括在大学、研究院和大公司中进行的。
美国讨论国家安全的论坛上谈到了中国留学生，就是因为美国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竞争，涉及不仅是政治军事外交，而且还有经济，而最重要的是科技，尤其是创新科技的竞争。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断定，和科学有关的中国留学生，获得来美国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少。
回到阿里巴巴公司这些近年崛起的中国大陆的“科技公司”，未来会发生什么？首先是背后的权力垄断越来越严重，第二是缺乏真正的自己的创新机制，第三是从美国“学习”的机会也可能越来越少，越来越难。所以，中国大陆科技公司的未来会越来越困难，新型独角兽巨无霸可能不会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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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