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4月15日訊】《有冇搞錯》。4月15日。
近日，中國有兩起罰款事件引起了外界的關注。一個是河北的貨車司機金德強，他因為被唐山公路檢查站罰款2000元，一時悲憤之下喝農藥自殺身亡。另一起，則是阿里巴巴公司被中國政府以壟斷罪名罰款180多億人民幣。
阿里巴巴是世界上最大的所謂「網絡科技公司」之一，每年盈利數以百億，罰款180多億，算是小兒科。但金德強一個月只能賺七八千，應付基本生活已經相當吃力，他自殺之後，銀行存款只有七千元，可見他的生活相當拮据。
說起來，這兩個罰款事件沒什麼聯繫，但實際上卻都和中國的科技有關。貨車司機被罰款，是因為他貨車上的北斗定位系統斷線，阿里巴巴則是因為壟斷網絡服務。
阿里巴巴最賺錢的業務來自支付寶，尤其在騰訊支付開始之前，基本是中國唯一。中國網絡的電商行業由此而興旺發達，阿里巴巴也賺了大錢。
公元2000年之後，全球互聯網進入新時代，網絡商務大行其道，但中國大陸那個時候卻進退失據。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網絡支付手段。海外網絡商務，早期依託信用卡支付進行，但中國大陸很少信用卡，而由於缺乏社會信用，詐騙橫行，所以缺乏互聯網的支付手段，很長時間中國大陸的網絡商務難以推動。
按照馬雲自己的說法，2006年他在海外參加互聯網大會，忽有體會，於是致電公司下屬，要求他們立即按照paypal模式，推出阿里巴巴自己的網絡支付系統。他在後來的演講中，強調他當時的指示是：如果引起法律上的問題，他負責去坐牢。他的說法是，後來才有阿里巴巴的井噴式增長，以及中國互聯網商務行業的急速發展。
馬雲後來沒有坐牢。雖然阿里巴巴抄襲了Paypal，觸動了中國官營壟斷的金融行業，也引起了中國官營銀行的反擊，但他始終沒有在這方面碰到官司，沒有被金融機構和銀行起訴。雖然阿里巴巴破了中國金融管理的規矩，但銀監會讓開了一條路。
了解中國大陸中共特色的人都清楚，中共讓開一條路給阿里巴巴，當然不是因為馬雲「坐牢」的決心，甚至不是欣賞馬雲發展互聯網商務的眼光（因為當時很多家互聯網企業都了解，限制大陸互聯網商務發展的瓶頸就是沒有支付系統），而是馬雲背後有一大批足以讓中共官僚系統讓步的政治勢力。
這批勢力，就是中共的裙帶資本主義。排在第一位的，是江澤民的兒子和孫子。當然不僅是江澤民家族，當時阿里巴巴背後的股東，幾乎囊括了所有中共政治局委員級別以上高官的家人，包括習近平家族。習近平姐夫，後來因為習近平正式上位中共最高權力而退出了阿里巴巴。但其他大部分高官沒有退出，這才是阿里巴巴「壟斷」的真正核心。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這批政治勢力，根本不會有阿里巴巴，也就談不上阿里巴巴壟斷的問題了。
第二種壟斷也同樣涉及權力，就是封閉市場。如果沒有中共封鎖外國信用卡，封鎖外國網絡支付工具，封鎖外國電商企業，阿里巴巴也同樣沒這麼容易崛起。
壟斷的最大問題，在於控制市場和價格，使社會資源以較不有效的方式配置，最後阻礙整個社會的發展。
而中國大陸常年以來社會資源配置效率低下，根本原因不在於企業壟斷，而是權力壟斷。從阿里巴巴的例子可以看出來，阿里巴巴背後並非資本，而是權力，所以它是壟斷性的權力壟斷了資本然後再壟斷市場的過程。這是極權體制的必然結果。
馬雲絕對是一個優秀的經營人才，而且非常聰明，但沒有背後的壟斷性的政治勢力，他絕對不可能完成阿里巴巴，不可能在短短十多年內，把一個幾百萬的小公司變成世界上最大的網絡科技公司。
中共宣布對阿里巴巴實施180多億人民幣罰款之後，阿里巴巴公司發表聲明，表示接受處罰，也表示接受教訓，更表示感激感恩。外國媒體對此大惑不解，政府罰了你180億，然後你很高興，還要謝謝他，太奇怪了。如果美國政府罰谷歌或者亞馬遜幾十億美元，兩家公司不但要和美國政府打官司，還會到處花錢刊登廣告，四處表達不滿。阿里巴巴的表現，在他們看來，簡直是難以理喻。
如果他們了解阿里巴巴發家過程，了解中國企業的實際地位，大概就能了解為什麼了。中國大陸企業並不是西方世界一般意義上的企業，大陸企業不是一個單獨的獨立的社會單位，而只是整個權力鏈條中的一個環節，所有企業都必須依靠權力存在和存活。所以，中國憲法上始終沒有「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一條，因為這是共產主義極權社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種奴隸制的殘留。
中國企業家，大約一大半的經營活動，都和如何與權力打交道有關係。
我有個朋友，以前在大陸做房地產，以前通電話，他每次都神采飛揚，賺了不少錢。有時他會非常遺憾地說，這次差一點就拿到一個超級項目，就差一點，就可以躋身國家級富豪了。後來到了大概2014年，他說話的態度變了，他告訴我說，好幾個當年拿到那些超級大項目的大老闆，基本都進監獄了。原因很簡單，那些大項目都是權力運作的結果，等到權力鬥爭激化，背後的省級人物落馬，下面的所謂大項目老闆，一個也跑不掉的。
所以，我們把阿里巴巴的聲明重新組合，應該這麼看：北京的權力壟斷，為我們提供了發展空間，也為我們驅逐了無數競爭對手，即使當年我們以違法的方式發展，仍然獲得北京的支持，如果沒有這種權力的祝福，我們根本不可能發展起來。北京的權力，是無限而且完全可以決定生死的。所以，現在北京的權力要求我們改變，要求我們給錢，而不是把我們抓起來，把公司財產全部收繳，反而讓我們繼續生存，我們對此非常感激，非常感恩。
這樣是不是比較合情合理一些。說實話，現在中國大陸的BAT，正在和美國進行AI競爭。BAT是中國大陸三家大型科技創新公司，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阿里巴巴之後，北京要調查騰訊的壟斷，騰訊主要壟斷音樂和遊戲。實際上，這些公司的結構，和阿里巴巴非常非常接近和類似。
前幾天，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和前白宮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一起開了一個尼克松研討會（Nixon Seminer），在會上要求矽谷最有名的風險投資人彼得•泰爾（Peter Thiel）參加。泰爾談了很多中美科技競爭的問題。
他說美國人善於創新創造，中國人善於偷。說偷不太好聽，有些朋友不喜歡，我們把偷翻譯成學習，這樣好些。他的意思是，過去幾十年，幾乎所有的科技創新創造，都是美國人搞出來的，中國則是在美國的創新基礎上發揮完善，把它變成比較中國特色的市場化。
大家想一下，是不是這樣。中國近年幾乎所有的科技成果，都是這個模式。
在研討會上，蓬佩奧問說，中國是不是可以開始自己創造了，不用再「學習」美國了？泰爾說，不是的，因為創造是一種文化和一種社會機制，中國好像還沒有形成這種文化和機制。
美國有關企業創新創造的書很多，大部分都談到幾個特點，第一是明確目標，這個沒問題，中國有目標；第二是權威式人物損害創新；第三是創新創業必須有一個「建設性衝突」的環境（constructive confrontation），就是說，沒有衝突，沒有質疑，沒有爭論，就不可能有創新；第四，就是鼓勵嘗試，這個鼓勵不是口頭的，你做的好，繼續努力，儘管去試吧，不是這樣，而是有實際社會機制的，比如說風險投資；第五，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鼓勵失敗。
泰爾說中國還沒有建立創新機制和文化的時候，他所指出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這裡面，有些中國已經具備，比如說鼓勵嘗試，中國已經有自己的風險投資系統了。但有的還沒有，有的可能根本不可能有。
記得全球最有名的企業管理大師杜拉克（Peter Drucker）曾經說過，中央計劃是創新經濟的最大敵人。而中共體制所謂最大優勢，就是中央計劃。再比如說，威權體制的核心就是權威性人物的存在，而且中國是全體制都是同樣模式，權威人物不光是一種國家級，下面各級都是如此。還有建設性衝突，鼓勵和包容不同想法不同意見，以及鼓勵失敗，這些都是中國創新創業體制上的硬傷，可能根本就不太可能改善的。
當然，科技創新還有很多其他領域，但在美國的環境下，大部分作者都集中在以上幾個點上。
所以，蓬佩奧、奧布萊恩和泰爾，就談到了中國留學生的問題。美國有33萬中國留學生，想一下美國人口才3億多，33萬中國留學生，意思是一千個人裡面就有一個中國留學生。中國留學生很多都智商超高，聰明過人，在中國大陸大學中受過非常紮實的科學基礎訓練，但卻從未有過創新創業訓練，這個訓練是在美國的機構中進行的，包括在大學、研究院和大公司中進行的。
美國討論國家安全的論壇上談到了中國留學生，就是因為美國人認為這可能是一個長期競爭，涉及不僅是政治軍事外交，而且還有經濟，而最重要的是科技，尤其是創新科技的競爭。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斷定，和科學有關的中國留學生，獲得來美國的機會將會越來越少。
回到阿里巴巴公司這些近年崛起的中國大陸的「科技公司」，未來會發生什麼？首先是背後的權力壟斷越來越嚴重，第二是缺乏真正的自己的創新機制，第三是從美國「學習」的機會也可能越來越少，越來越難。所以，中國大陸科技公司的未來會越來越困難，新型獨角獸巨無霸可能不會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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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