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3月19日讯】好莱坞制片人：从“喂龙者”到吹哨者；好莱坞应停止向中共磕头；我们如何联手抵御中共对自由及国家安全的侵蚀 | 热点互动 方菲 03/18/2021
嘉宾：
好莱坞制片人：克里斯·芬顿（Chris Fe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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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浩宇）
【热点互动】好莱坞制片人：从“喂龙者”到吹哨者
Jenny Chang：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今天我们要采访的是克里斯·芬顿（Chris Fenton）。他是好莱坞一位资深的策划人、电影制片人，也是《投喂中国龙》（Feeding the Dragon）一书的作者。克里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Chris Fenton：你好 Jenny。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谢谢。
Jenny Chang : 你好。那么我们先谈谈您的书《投喂中国龙》。这本书讲述了好莱坞和中共之间的关系。近年来，这个问题受到了许多关注。《投喂中国龙》的书名很有意思。您能不能谈一谈是怎么想到的这个书名？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
Chris Fenton：问得好。想这本书的名字一开始挺难的。我当时想写一本回忆录，纪录20年来我参与过的美中之间的商业和文化交流，以及我在这期间遭遇和经历的各种事情。我在写书的过程中，有一部分我记得很清晰，是我和我太太珍妮弗之间的一段记忆犹新的对话。我在书中常提到我太太。当时，我正在想办法让漫威影业（Marvel）修改《钢铁人3》的剧情，为的是安抚中共。
我太太认为我做得太过头了，她觉得我对于中共政府的命令过于迎合顺从，过于恭服听命。她跟我说：“你不觉得你把这头猛兽喂得太饱了吗？”我说：“不、不、不。这件事情就得这么做。如果你想让你的产品或服务进入中国，你就必须安抚中国政府，你必须确保中共批准你的产品或服务，认可你想给中国民众传达的信息。这是你能进入中国的唯一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接触到中国消费者。”
然后她说：“我觉得你做得过头了。你的好莱坞合作伙伴们也觉得你是不是用力太猛。或许你把猛兽喂得太饱了。”我说：“不、不、不。我们没有把猛兽喂得太饱。”然后我说：“由于是中国，我们实际上是在投喂一头龙，而且做得很聪明。”当时我并没有太把这事放在心上。其实它应该引起我更多重视的。只到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们不仅把中国龙喂得太饱，而且我们采用的方法让这头龙变得过于强大，以至于它在将来不再受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状。
Jenny Chang：稍后我们会再谈这个问题。我想先请您向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自己。您参与过不少卖座大片的制作，您跟很多一线影视演员合作过。听起来您的事业十分光鲜亮丽。您能谈一谈过去20年您在好莱坞从事哪些工作吗？
Chris Fenton：好的。我的书…它是回忆录。它有些像Michael Lewis写的《老千骗局》（Liar’s Poker）那本小说。我想让读者们了解我经历的起起伏伏、失败与成功，希望读者也能感同身受我的遭遇。坦白说，这段经历有很多挫折也很有趣。我进入好莱坞工作是从我踏入洛杉矶开始的。之前我完成了东岸的康奈尔大学的学业，我们学校当时就有很多中国学生。我修读的是工程学位，但是我对娱乐业感兴趣。所以我先是到洛杉矶当侍者，大家都是这样起步的。然后我一步步找到了当地最大的经纪公司的一份工作，参加了他们的叫做“邮寄室”的培训计划。那家经济公司叫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这家公司后来被奋进公司（Endeavor）买下来了。
我从培训计划开始，一步步成为了一名经纪人。当时我的工作主要是为影视作品前期选定主创团队。我那时候代表着一大批演员、编剧和导演。然后在2001年末、2002年初时，我的老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跟我说：“公司眼下正在经历转型，我们决定解雇你。”如果你看过《征服情海》（Jerry Maguire）这部电影，我当时好像经历了电影里的那一刻：我的天哪！我原本构想好了我的整个事业蓝图，包括给演员、编剧和导演当经纪人，做电影前期筹备工作，比如说我筹备过《王牌大贱谍》（Austin Powers）、《赌王之王》（Rounders）、迪斯尼的许多卖座大片等，我们给这些作品安排过一线演员、一线导演等等。突然，这一切都崩塌了。我当时走出公司的时候，手里既没有金鱼缸，也没有蕾妮·齐薇格当我的助理。我唯一有的就是一间在中国与我合作的公司。
那家公司叫做DMG娱乐传媒。我给他们打电话说：我已经不在威廉·莫里斯做了，我来加入你们吧？他们说：威廉·莫里斯也没有跟我们联系，我们就雇你好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就出现了。之后不久，我就登上了飞机。我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商机。
Jenny Chang：之后你开始代表美国公司，帮助他们进入中国市场？
Chris Fenton：是的。我们在北京的业务规模很大。我本人从来没有在中国居住过。我给中国这家公司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找有兴趣跟他们合作的美国的或国际合作伙伴。然后说服他们与中国这家公司合作，让他们相信如果要把产品或服务引入中国，与该公司合作是最佳途径。
我一开始帮他们做的是广告领域的业务。我们给一系列商家客户做代理，包括大众汽车、耐克、安德玛（UA）、强生公司。后来我们的业务拓展到娱乐界，这对我再好不过了，因为这是我的本行。
Chris Fenton：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要说服美国这边的合作伙伴，我们是他们最合适的中方合伙人，因为我们能帮他们与中国政府牵线。我们能促成中国政府批准让美国这边的产品或服务进入中国市场。然后我们可以借助在中国的业务基础，进行市场营销，让中国消费者注意到并喜爱我们推广的产品或服务。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要跟好莱坞这边的公司沟通，无论是漫威、迪斯尼或其他影业公司。我会跟他们说：你看，你们的电影现在无法打入中国市场。我们就是来帮你们的。我们知道应该找中国政府里的哪些官员。我们知道如何让这些官员认可你们要推广的内容，让他们意识到这些内容和他们要实现的总体目标和计划是有关联的。我们也知道如何恰当的向中国消费者做营销和推广。
Chris Fenton：但是问题是，我们渐渐发现中国市场的商机太巨大了，我们开始把推广产品变成强制性的品牌整合工作，也就是把中共的宣传融入到电影里去，讨中共的欢心，使他们愿意把我们推广的内容投放到中国市场。以《回路杀手》（Looper）这部影片举例：这部电影的背景设定本来是未来的法国。但是我们把它修改成了未来的中国。我们不仅把地点修改成未来的中国，我们甚至与上海市政府合作，设计他们预想的40年后上海市天际线的景观。我们把上海市变成了未来都市、世界中心。世界中心变成了中国。上海变成了地球上最具创新力、科技最发达的都市。
我们其实是把中国变成了电影里的一个品牌，把中国打造成40年之后，全世界的人都向往的地方。现在回顾这段经历，令人不可思议：哇，我们等于是为中共的宣传部打了一则广告，通过这部电影，去营造民族自豪感。而且推广了中共想要推广的信息，不仅是在中国境内，也是在世界范围。
而且我们的推广手法并没影响电影的成功。那部电影的反响非常好，大部分看过这部电影的人甚至没有意识到影片里有中共的宣传因素。顺道一提，这部电影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剧本好，所以电影也好。当我告诉人们电影里的宣传因素时，他们虽然也觉得不太舒服，但是他们也没当回事，因为电影本身是好电影。
但是现在，影视公司为了安抚中共，修改剧情、剪掉情节，这已经很普遍了。而且这么做不仅是为了在中国市场发行，也包括在全世界发行。同时，影视公司会与中共政府合作，以特定的方式塑造中国，避开敏感话题，包括西藏、台湾、香港、或对维吾尔人的暴行等。总之，好莱坞现在确实以一致的方式在预先自我审查，或者主动通过我们电影的内容在全世界替中共做宣传。
Jenny Chang：我觉得您属于了解中国和好莱坞之间关系的最内核的知情者，所以您非常明白这里面的事情如何运作，而且您可能是为数不多的、甚至是唯一一个公开讲出实情的好莱坞知情者。您刚才说，当年您太太质疑您是否把这头猛兽喂得太饱，那时候您不以为然。那么您后来为什么决定要把情况讲出来？转折点是什么？
Chris Fenton：有几个因素。第一，我不想成为唯一站出来讲这件事的人。不幸的事，我好像确实是唯一一个，除非我能让更多人公开发声。问题的关键是，我作为美国人，我相信让美国和西方同盟国家变得伟大的基础，它们激励着我们，是我们那么多人向往的家园，所以我们希望能保护它。但是当我们为了进入像中国这样的市场而伤害我们的家园时，就出现问题了。
我希望能够让人们注意两个问题，并开始思考与讨论我们如何解决它们。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审查问题，这个我们已经谈过，无论是主动审查还是被动审查去取悦中共，不仅为了投放中国市场，在全世界市场也是如此。第二个问题是：要进入中国市场就必须建立合资公司的想法。我们需要讲授运作方法，需要进行双向交流，我们要让他们懂得我们的业务能力，懂得我们能提供最好的内容，让他们有一天也能够学会这些。
这种事情不仅在好莱坞发生，在各个行业领域都在发生。中共在下一盘很强势的棋，一场时间延续很长的棋。他们利用资本主义的动机和自由市场企业的特点，诱骗我们上了当，使他们能够以光速赶超我们。他们采用的策略脚本是美国在19世纪初用过的，我们当时要赶超工业革命速度远远超前于我们的欧洲。我们窃取过智慧产权，窃取过技术。我们还制定了很多保护主义政策和关税，以便我们可以在工业革命中赶超欧洲。后来，欧洲说“够了！”他们不允许美国继续这样做下去。但是他们没有跟我们开战。他们说：“我们要借助你们的市场赚钱，但是要有公平的环境，而且我们要保护对我们欧洲重要的东西。”
在中国的问题上，美国也需要做相同的事情。我不想和中国开战。我甚至不想和中国打冷战。但是我同样不想我们过去40年来这种关系再延续40年，因为我们会输掉这盘棋，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有效的去扳回局势了。您刚才问我觉醒的时刻对吧？这要归功于我太太。事实上，每位做先生的都应该听太太的话。当你太太有话要说的时候，你最好听进去，因为她肯定是对的。你猜怎样？2012年时，我没有听我太太的话。但是到了2019年，我终于听进去了。当时，休士顿火箭队的总管莫雷（Daryl Morey）发推文支持香港的抗议者。随后，中共立刻终止了NBA在中国的相关合约。我当时本以为NBA对这件事会保持沉默。但是我没有料到，美国公众会因这件事觉醒过来，美国的领导者们也醒悟过来，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保持沉默？莫雷行使了他的言论自由权利。你们怎么回事？”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公众意识到，NBA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向中共低头了。
然后我就开始思考。人有时候需要在镜子里反思一下自己：“等一等。我是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我就是那时候意识到：“我的天！我自己20年来也是同谋。”这太糟糕了！我就是在那个时刻告诉自己，我需要写一本回忆录，讲述我这样一个“机器里的小齿轮”是怎样走到今天的。我想帮助人们从我的经历反思到其他的领域、其他的行业，让人们明白：他们也做了相似的事情，才走到了今天。而现在，我们必须要改变做法，我们必须要明白这对美国或西方盟友长久的福祉是有害的。因此我们需要严肃对待它，在为时已晚之前采取措施。
Jenny Chang：我猜，部分让您醒悟的原因是您前不久刚刚去过香港，对吗？您看到了香港人民是如何为他们的自由而抗争的。
Chris Fenton：是的。那太令人震撼了。谢谢您提到这个。那段经历很不寻常，因为我当时刚刚才去过香港和中国。我们之前在线下也谈过，我当时陪同由三位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进行为期11天的访问。他们是：Kirkpatrick、 Titus、Blumenthal。
那次行程，我们竟然获得了中共的允许去香港。而且我们还见到了抗议者们，这是2019年8月，正值抗议活动的高峰期。随后在同一天，我们还和林郑月娥吃了午餐。所以我们看到了两方的情况，听到了两个方面的控诉、来自两方的不同的问题、要传递的信息–那次经历令我大开眼界。
但是与此同时，我当时仍然相信，全球主义、外交手段、还有我们一直以来打开中国市场的方法对美国是有利的。直到一个月后，莫雷推文事件给了我当头一棒，我才真正明白和醒悟过来，这个办法并没有那么好。事实上，它非常不好，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去改变。
Jenny Chang：是的，您意识到您可能给猛兽投喂过头了。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赵婷导演（Chloé Zhao）的事情现在引起了广泛关注。她出生在北京，刚刚问鼎了金球奖最佳导演奖。但是中国社交平台现在封杀了她和她的作品，因为她多年前说了一句批评中国的话。我觉得这个例子完美证实了您刚才的说法，那就是中共在压制言论自由，甚至是在中国境外。
Chris Fenton：我觉得您说的100%正确。赵婷的事情可以联系到新的国家安全法，该法律实际上在限制和压制中国境外的人说话的方式。所以您说的100%正确。我现在想的是：这个事件的宏观关注点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要把它变成一起地缘政治性的争议事件？
此外，它不仅是与《无依之地》（Nomadland）这部电影有关，这部电影本身的票房很有限。其实这里面还牵涉着11月陆续出台的漫威和迪斯尼的数部电影。所以迪斯尼和漫威也不得不应对这次的争议事件。我们知道漫威现在是全球影视娱乐界价值最高的。疫情之前推出的最后一部漫威电影是2019年，是《复仇者联盟》的最后一集，当时的票房仅在（中国）市场就有$7亿美金。
Jenny：是的。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们亲身目睹并经历了中共对人民所做的事情。我觉得他们知道中共是不会让步的，只会变本加厉。所以往往不仅是言论自由的问题。例如：迪斯尼的电影《花木兰》，他们与中国新疆地方政府合作，而恰恰是这群人把当地居民关进了集中营。您觉得我们的底线应该是什么，什么时候对中共说不？
Chris Fenton：其实在《花木兰》争议发生之后，我给《南华早报》写了一篇评论文，他们竟然没有修改就刊登了。这太好了。后来在一次北京举行的关于中国的论坛上，我也谈了相同的问题。在《花木兰》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关键是人们要能够被允许讨论这个问题。《花木兰》的争议发生之后，迪斯尼就开始保持沉默，他们什么都不说。
他们之所以不说话，原因和刚才说的NBA以及莫雷事件相同。他们知道一旦说话，中方就会报复。他们可能会被禁止进入中国市场，中共可能会关闭上海迪斯尼，可能会把商机给万达或者复星来运作。无论后果是什么，都牵涉到太大的利害关系，所以他们沉默了。
我的看法可能和您的有些不同。我觉得中共政府有些方面像个青少年，比如你规定一个晚上的宵禁时间，你不想因为违反宵禁而遭致的后果，那么他们会把时间从11点改到午夜、改到凌晨1点、再改到凌晨2点。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许多时候不愿意发生冲突。在许多方面，他们更善于采取防守，而不是进攻。当然，我们过去在越南也发生过问题等等。但是我觉得，如果能找到方法，如果能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他们会退步，他们不会坚持非常强硬的立场。只不过我们还没有想出正确的扭转局面的切入点。
在《花木兰》的问题上，我认为迪斯尼应该站出来，发表一个简单的声明，就可以稳住批评他们的人、新闻记者以及所有谴责他们的政府官员。他们说：Bob Chapek，你是首席执行官，你应该站出来说话。迪斯尼应该发表声明，承认自己犯了个错。他们应该承认：我们感谢错了人。我们不应该感谢那些人，我们不支持新疆维吾尔人遭遇的暴行。就是这样。我们不支持这件事。而且我们会站出来发声，因为我们是言论自由的堡垒。这样就行了。
中共政府可能会利用防火墙，让中国国内的民众根本看不到迪斯尼的这条声明。而同时，迪斯尼又可以稳住国外的局面。但是如果他们要这样做，同时又不遭致中共的报复，那么唯一的办法是，整个好莱坞都需要站在迪斯尼这边做后盾，如果中共报复迪斯尼行使言论自由权，报复迪斯尼代表所有美国人为新疆的事情发表了重要的声明，好莱坞要愿意联合抵制与中共做生意，直至中共改邪归正。也就是说：迪斯尼，你现在因为说了真话，你进不去中国市场了。因为我们是中共，所以我们封杀了你。随后，好莱坞所有的影业公司，比如Paramount、IMAX、Activision、Hasbro、Mattel等等，大家同仇敌忾的说：我们共同抵制中共，直到你们改正。
如果是这样，群体力量就可以保护孤狼效应，人多力量大嘛。而如果中国民众突然之间看不到任何好莱坞电影或西方影视，那么中共政府就不得不做出让步。因为他们需要让14亿中国人民高兴，不然民众会起来造反。其中一种方法就是为他们提供娱乐内容，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但是如果你只封杀迪斯尼一家公司，中国民众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可是如果你封杀所有的西方影视内容，所有与西方文化内容相关的东西，中国民众就会注意到。这就是通过群体力量来迫使中共让步。这是关键。当然，这并不能解决新疆问题。它唯一能解决的是，我们至少可以谈论新疆问题了。
Jenny：是的。大家当然希望这些大影业公司或大集团公司能够勇敢捍卫大家公认的基本价值、基本自由。但我和某些中共强硬派人物谈过话，他们区分开了中共和中国；他们讲，中共一直在用贪婪和恐惧来控制美国精英。因此对于这些大影业公司或大集团公司的高层主管，您认为他们也应该做某种反思吗？ 也许他们应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否该权衡利润和价值观？ 假如我们继续按中共要求行事，最终我们会不会损失更多？”
Chris Fenton：好，第一，你说得很对，那就是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我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们都特别好；我把他们当作最亲密的朋友。在美国发生的针对中国人的暴力、骚扰事件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不是美国精神，我们必须制止它。仅仅因为人们意见有分歧，或者不喜欢某国政府的行为，不该就此发泄到该国民众身上。
第二，您提到贪婪、资本主义或其他各种动机的问题，这些原因导致我们陷入眼下的困局。我100％认同，是需要内省。但是如果要内省，就需要大家都内省。我讲过爱国主义在资本主义之上，对吧？ 但是反对的人会说：“不，我们想要自由市场，你把爱国主义置于资本主义之上，就是搞社会主义。不是的，我支持自由市场，我喜欢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让我们免于权贵资本主义和其他腐败因素。”但是，若没有国家的强大基础，资本主义就无法蓬勃发展，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
而我们现在所做的是，我们在出卖这个国家所拥有的基础实力，正是那基础容许我们200年来一直拥有一种很好的资本主义模式。因此我们需要对此重新思考：等一等，如果没有强劲兴旺的经济和国家为后盾，我们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因此我们不得不想一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大家都要反思。如果只有一位执行长站出来说话，那么其他投资者和股东们的态度就是：
“等一下，中国是我们增长的最大推动力，那是我们的利润来源，那是我们的收入来源，那是我们制造商品和提供服务的低成本来源；如果他站出来反对，而我们公司因此遭到惩罚，那么我们股价就会下跌，我们的投资额就会减值；因此我们需要替换该执行长，聘用一位愿意保持沉默的人。”如果每次都是“一只孤狼”站出来，那么情况一直都会这样。
我们需要投资者和股东们同样相信爱国主义在资本主义原则之上，就是说，我们需要想清楚是什么会使美国兴旺发达，从而为美国奠定坚实的基础，使我们以正当的方式在中国市场赚钱；而且使我们能保护供应链（也许是国安问题），使我们可以缔造正确类型的科技研发，与即将自制微晶片的中国竞争。我们最好开始研发这个领域，我们最好也像中国那样，开始思考5G、6G和人工智慧。我们最好想想什么会让我们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 包括创新观念、积极性、驱动力，以及想要成为世界第一的感觉。我们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因为如果我们只考虑两到四年的选举周期，或者只考虑每天的股价波动，或者只考虑季度业绩，我们永远无法与中共竞争。因为中共在下一盘长期的棋…是以25年、50年、100年为考量的。如果我们在赚钱之前，不先想明白是什么让我们国家成为地球上最兴旺发达的国家，那我们就永远无法与他们竞争。我完全赞成赚钱，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基础，让我们能够首先拥有一个很好的资本主义形式。
Jenny：我认为您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更多人需要意识到后果。可以请您详细说明一下，竞争不过中共会导致什么后果吗？ 若是我们让这情况继续下去，美国和美国老百姓最终会担什么风险？会给美国最后造成什么伤害？
Chris Fenton：假如我们允许这情况继续下去，在短期内，如果讲的是中共的微晶片和科技提升，那么他们推动这事的最快方法就是拿下台湾。这是其一。我们不得不考虑“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知道中共实际会采取行动的，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我的意思是，据称，冬季过后一旦台湾海峡风平浪静下来了（因为这部分海域显然在冬季非常恶劣），一旦风平浪静，就有可能入侵台湾。或者可能会有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会严重妨碍台湾的自卫能力。我们要结盟日本、韩国、澳洲以及我们的欧洲盟友吗？ 还是美国要单干？还是说，会不会有任何人来捍卫台湾？
我不知道。我曾以为我们会在某个时刻去捍卫香港，但那从没发生过。因此短期看来，这是个大问题。随着中国羽翼渐丰，比较世界其他地区，随着中国变得更强大、更具创新性、科技更加先进，他们会展翅采取多少行动呢？那对美国老百姓有多少影响呢？我觉得会有很多影响。
然后第二件事是，作为美国人，我们能接受“排在第二”的想法吗？ 我可以接受中国成为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我也可以接受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他们已经是了。但我也想被看作是世界领袖“美国”的一员，跟其他朋友和盟友合作，用相比于中国更自由、更民主的方式，真正领导世界。
假如我们失去了领导地位，那么中国的那种政府类型，即欠缺自由的类型，会成为他国仰慕的目标；他们会认为是那种治理模式令中国成为“老大”，对吧？事实胜于雄辩。如果一个国家借助这种体制、政府、无视人权的方式超越另一个国家，那么其他国家就要跟着效仿。我们不能让那种情况发生。
Jenny：是的，我认为对许多逃出共产中国的中国人而言，他们不希望中共政府控制世界其他地区，因为中共压制取缔中国老百姓的自由，并且在中国迫害有宗教信仰的人；当然逃出了中国的中国人不想要再受折磨。我认为这确实与中共本质有很大关系；因此跟着中共，可能无法找到您刚才描述的那种幸运的中间立场。因此公司终究会发现自己不可能两面讨好，那么您认为可以选择与中共“脱钩”吗？
Chris Fenton：首先，若是我们要用正确方式解决这问题，我们就无法两面讨好。我的意思是，首先，我不认为我们能够与中国完全脱钩，而且我不认为我们想这样做。我的意思是，他们利用我们和西方联盟，建成了我们这辈子会看到的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他们加速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且规模如此庞大；我们应该去赚他们的钱。对吧？ 因为他们是靠着我们发展起来的，所以让我们收回我们的钱财。
但是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双方在贸易竞争上的互动状态。对吧？ 那会对现况造成冲击，会冲击股票行情，并造成资产问题，而导致这些资产值出现通货紧缩的曲线。要想纠正这竞争环境，就需要有一番挣扎，并且需要非常强劲有效的谈判策略。
现在我们可以做些简单的事情，这些事情会带给各个公司很多问题，因为这些公司依赖着事情维持原样；其一是证管会（SEC ），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它允许中共国有企业使用不同的计帐方式或隐瞒某些会计实务；因为它们严格来说是国有企业，可以用国家机密法作挡箭牌。那就允许了他们进入美国资本市场推动其发展，而无需对他们的投资者提供同样的保护措施。这种情况必须终止，他们必须在同一个竞争环境里竞争。
在贸易方面，我认为也是如此。世贸组织允许了中国加入，我们美国为此努力过。是我们大力促成的。在2001年，他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了WTO。我认为20年后的今天，中国现在是一个发达国家；他们需要被认定为发达国家，并遵守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所遵循的规则。
我们还需要终止各种保护政策、关税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问题，这些问题与世界各地同类事物相比是完全不公平的。例如，就在我这行业，好莱坞行业，一家电影公司在中国发行电影时，从那里电影院赚的每一块钱可以收到25分钱；在世界各地发行，可以收到50分钱；因此中国付款给电影公司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一半。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容忍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改变它。如果要改变，我们各行各业、各个公司以及我们政府都要采取强硬立场，迫使改变成功；而这将冲击美国资本市场。我所谈到的所有不同事物都可能会使个别执行长们丢掉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团结阵线、大家共同努力，我们就可以办得到。
Jenny：是的，我想您的意思是，我们需要面对中共，但是我们应该一步一步地做，应该以一个国家的立场来做。因此我最后还有两个问题想问，您以前有一次采访中提到，您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把国家团结起来的议题。可以请您详细说明一下吗？
Chris Fenton：是的，其实我搁置了很多事业和生活上的事情，为的是想补偿令我感到非常愧疚的那段时间，我做的那些同流合污的事情。我只是机器里的一个齿轮，我无法对这所有的一切负责，但是我曾经遵循的职业使命也是这问题的一部分，对吧？ 所以我想解决它。但是当我面对它，我会变得非常沮丧和极度焦虑，它永远行不通，因为这问题太大而无从着手。但我也想到我们在中国一直以来开展业务的方式，你会想：噢，一切均有可能，赚他个几十亿，我们一定可以达到心目中的“北极星”。
（参考 https://englishhome.org/the-world-is-ones-oyster.html）
（参考 https://theminimalistvegan.com/north-star/
Metaphorically speaking, your North Star is your personal mission statement. It’s a fixed destination that you can depend on in your life as the world changes around you.）
但是大多数人在设定了自己的北极星目标时，他们却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小小的步伐，去一步步走到那个北极星。因此，把生意做成的关键之一是制定小目标、小的短期目标，最终实现大目标。我们跟中国之间的问题是一样的，解决方式也是同样的。我们必须先一路解决各种小问题，完成一件小事，打一个勾，然后继续做下一件事，继续做下一件事，继续做下一件事，直至最终达到北极星的目标。所以我相信我们可以达到那里。
但是我们红象和蓝驴都需要参与进来。无论是什么人，民主党人士、共和党人士、绿党人士、自由主义者。我们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认为我们都可以达成共识，像是国安问题、经济安全问题、人权问题、正义问题。这些是所有美国人都能同意的事情，它不涉及上帝、不涉及枪支、不涉及美国国内的内部文化战，它关系到所有让人类感到踏实的本能。
我在经济上安全吗？ 我在军事或国防上有保障吗？ 我觉得有正义吗？ 我觉得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吗？ 这些都是容易让人达成共识的东西。因此我觉得中国问题，若是我们所有人团结一致并通过努力追求短期目标，我们最终会达到北极星目的地。在这过程中，我们实际上会更好地建立国家凝聚力；我们会变得更加团结，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挑战，我们用我们过去200年习惯了的方式共同解决问题。
Jenny：是的，我同意。我认为什么都不做的风险太高了。您知道中国人有句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和您刚才说的很类似。所以我最后的问题是：对于关心局势者以及可能想提供更多帮助者，他们可以做什么呢？ 您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Chris Fenton：好，首先，我扮演了一个“吱吱叫的轮子”的角色。因此我请求所有观众关注我：@dragonfeeder，给我批评意见，表达您对事情的看法，您同意我或不同意我，都告诉我。因为通过与大家对话，我想找出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和解决它的最好办法，因为我必须得到很多支援。这不是我自己就能做的事，但我需要想办法得到尽可能多的人的认同。我知道我会犯错，我知道我没有所有的解决办法，所以我需要大家的反馈。
我有一个播客也叫《投喂中国龙》（Feeding the Dragon），我喜欢在那里得到反馈，还有在社交媒体上听到您对我们所讨论之主题的看法。除此之外，无论您住在美国、或住在我们西方盟友国家，还是你在那些地区之外，我希望大家能积极与您政府官员和您公司沟通，向他们表达中共的变化发展给您具体的地区带来哪些担忧；因此至少是引起他们注意，让人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注："Feeding the Dragon" 中文书名是《投喂中国龙》）
因为越大的呼声势头，越多人在谈论，就会施加越大的压力于领导者，无论是我们的政界领袖还是我们的商界领袖，迫使他们解决问题。因为当大家不认同一个公司的宗旨时，可能会影响到该公司的生意，对吧？ 有很多人不想去看《花木兰》，因为迪斯尼公司没有为新疆情况说话。这类事情发生的次数越多，公司被迫做对的事情的次数就越多，对吧？
既然他们是资本家，就利用资本主义的软肋制服他们，那很关键。我并不是讲要抵制迪斯尼，因为我在迪斯尼有很多朋友。但随着我们造势，我们实际上可以迫使商界领袖和政界领袖做出改变，可以稍微帮助扭转局势，让大家团结一致。那将是关键。
每个人都从地方层面和个人层面开始，所以不要以为你只是一个人而不能有所作为。因为我就是一个人试着以自己微小的方式发挥作用，而且我似乎偶尔会吱吱地打开一些门。所以，谢谢您邀请我来，让我谈谈这事。我知道您也对这问题有很强烈的感受，而且我知道您的平台对此非常诚心实意。感谢您在这里为一些优秀人士提供平台；我喜欢看您的访谈，也在社交网络上作了交流互动。我也很高兴您今天做这期节目。
Jenny：非常感谢。我觉得您已经敲开了好多扇门。也感谢您花时间分享这个重要议题，我认为您在做正确的事情。我同意您讲的“有些人尝试做正确的事、有勇气站出来做正确的事、甚至带头做正确的事，大家应该提供他们更多的支持。”因此希望有更多人共同努力。再次感谢您与我们分享这个重要议题。
Chris Fenton：顺便提一下，如果您看过这本书，如果有人读过我的书，我也很想听听任何反馈。因为我在着手写另一本与中国相关的书，我真的很想以精准的方式做成眼下这件事。因为我确实相信我们可以做到；从长远看，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和中国有更好关系。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先经历一些阵痛期。
Jenny：是的，我认为来自中共的恐吓确实威胁着世界各地的每个人。因此谢谢您，我们会试着把您的播客链接放在这个视频下方。非常感谢，希望不久后再次与您谈话。
Chris Fenton：
谢谢，再见。
Jenny：好的。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热点互动》，这就是我们这期的采访。下次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