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互動】好萊塢製片人:從「餵龍者」到吹哨者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3月19日訊】好萊塢製片人:從「餵龍者」到吹哨者;好萊塢應停止向中共磕頭;我們如何聯手抵禦中共對自由及國家安全的侵蝕 | 熱點互動 方菲​ 03/18/2021

嘉賓:

好萊塢製片人:克里斯·芬頓(Chris Fe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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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浩宇)

【熱點互動】好萊塢製片人:從「餵龍者」到吹哨者
Jenny Chang:大家好,歡迎收看「熱點互動」。今天我們要採訪的是克里斯·芬頓(Chris Fenton)。他是好萊塢一位資深的策劃人、電影製片人,也是《投喂中國龍》(Feeding the Dragon)一書的作者。克里斯,歡迎您來到我們的節目。

Chris Fenton:你好 Jenny。很高興來到這個節目。謝謝。

Jenny Chang : 你好。那麼我們先談談您的書《投喂中國龍》。這本書講述了好萊塢和中共之間的關係。近年來,這個問題受到了許多關注。《投喂中國龍》的書名很有意思。您能不能談一談是怎麼想到的這個書名?這本書講的是什麼呢?

Chris Fenton:問得好。想這本書的名字一開始挺難的。我當時想寫一本回憶錄,紀錄20年來我參與過的美中之間的商業和文化交流,以及我在這期間遭遇和經歷的各種事情。我在寫書的過程中,有一部分我記得很清晰,是我和我太太珍妮弗之間的一段記憶猶新的對話。我在書中常提到我太太。當時,我正在想辦法讓漫威影業(Marvel)修改《鋼鐵人3》的劇情,為的是安撫中共。

我太太認為我做得太過頭了,她覺得我對於中共政府的命令過於迎合順從,過於恭服聽命。她跟我說:「你不覺得你把這頭猛獸喂得太飽了嗎?」我說:「不、不、不。這件事情就得這麼做。如果你想讓你的產品或服務進入中國,你就必須安撫中國政府,你必須確保中共批准你的產品或服務,認可你想給中國民眾傳達的信息。這是你能進入中國的唯一途徑。只有這樣才能接觸到中國消費者。」

然後她說:「我覺得你做得過頭了。你的好萊塢合作伙伴們也覺得你是不是用力太猛。或許你把猛獸喂得太飽了。」我說:「不、不、不。我們沒有把猛獸喂得太飽。」然後我說:「由於是中國,我們實際上是在投喂一頭龍,而且做得很聰明。」當時我並沒有太把這事放在心上。其實它應該引起我更多重視的。只到多年以後,我才意識到我們不僅把中國龍喂得太飽,而且我們採用的方法讓這頭龍變得過於強大,以至於牠在將來不再受控。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現狀。

Jenny Chang:稍後我們會再談這個問題。我想先請您向我們的觀眾介紹一下自己。您參與過不少賣座大片的製作,您跟很多一線影視演員合作過。聽起來您的事業十分光鮮亮麗。您能談一談過去20年您在好萊塢從事哪些工作嗎?

Chris Fenton:好的。我的書…它是回憶錄。它有些像Michael Lewis寫的《老千騙局》(Liar’s Poker)那本小說。我想讓讀者們了解我經歷的起起伏伏、失敗與成功,希望讀者也能感同身受我的遭遇。坦白說,這段經歷有很多挫折也很有趣。我進入好萊塢工作是從我踏入洛杉磯開始的。之前我完成了東岸的康奈爾大學的學業,我們學校當時就有很多中國學生。我修讀的是工程學位,但是我對娛樂業感興趣。所以我先是到洛杉磯當侍者,大家都是這樣起步的。然後我一步步找到了當地最大的經紀公司的一份工作,參加了他們的叫做「郵寄室」的培訓計劃。那家經濟公司叫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這家公司後來被奮進公司(Endeavor)買下來了。

我從培訓計劃開始,一步步成為了一名經紀人。當時我的工作主要是為影視作品前期選定主創團隊。我那時候代表著一大批演員、編劇和導演。然後在2001年末、2002年初時,我的老闆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跟我說:「公司眼下正在經歷轉型,我們決定解僱你。」如果你看過《征服情海》(Jerry Maguire)這部電影,我當時好像經歷了電影裡的那一刻:我的天哪!我原本構想好了我的整個事業藍圖,包括給演員、編劇和導演當經紀人,做電影前期籌備工作,比如說我籌備過《王牌大賤諜》(Austin Powers)、《賭王之王》(Rounders)、迪斯尼的許多賣座大片等,我們給這些作品安排過一線演員、一線導演等等。突然,這一切都崩塌了。我當時走出公司的時候,手裡既沒有金魚缸,也沒有蕾妮·齊薇格當我的助理。我唯一有的就是一間在中國與我合作的公司。

那家公司叫做DMG娛樂傳媒。我給他們打電話說:我已經不在威廉·莫里斯做了,我來加入你們吧?他們說:威廉·莫里斯也沒有跟我們聯繫,我們就僱你好了。這麼好的一個機會就出現了。之後不久,我就登上了飛機。我看到了中國的巨大商機。

Jenny Chang:之後你開始代表美國公司,幫助他們進入中國市場?

Chris Fenton:是的。我們在北京的業務規模很大。我本人從來沒有在中國居住過。我給中國這家公司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尋找有興趣跟他們合作的美國的或國際合作夥伴。然後說服他們與中國這家公司合作,讓他們相信如果要把產品或服務引入中國,與該公司合作是最佳途徑。

我一開始幫他們做的是廣告領域的業務。我們給一系列商家客戶做代理,包括大眾汽車、耐克、安德瑪(UA)、強生公司。後來我們的業務拓展到娛樂界,這對我再好不過了,因為這是我的本行。

Chris Fenton:我們主要的工作就是要說服美國這邊的合作夥伴,我們是他們最合適的中方合夥人,因為我們能幫他們與中國政府牽線。我們能促成中國政府批准讓美國這邊的產品或服務進入中國市場。然後我們可以藉助在中國的業務基礎,進行市場營銷,讓中國消費者注意到並喜愛我們推廣的產品或服務。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要跟好萊塢這邊的公司溝通,無論是漫威、迪斯尼或其他影業公司。我會跟他們說:你看,你們的電影現在無法打入中國市場。我們就是來幫你們的。我們知道應該找中國政府裡的哪些官員。我們知道如何讓這些官員認可你們要推廣的內容,讓他們意識到這些內容和他們要實現的總體目標和計劃是有關聯的。我們也知道如何恰當的向中國消費者做營銷和推廣。

Chris Fenton:但是問題是,我們漸漸發現中國市場的商機太巨大了,我們開始把推廣產品變成強制性的品牌整合工作,也就是把中共的宣傳融入到電影裡去,討中共的歡心,使他們願意把我們推廣的內容投放到中國市場。以《迴路殺手》(Looper)這部影片舉例:這部電影的背景設定本來是未來的法國。但是我們把它修改成了未來的中國。我們不僅把地點修改成未來的中國,我們甚至與上海市政府合作,設計他們預想的40年後上海市天際線的景觀。我們把上海市變成了未來都市、世界中心。世界中心變成了中國。上海變成了地球上最具創新力、科技最發達的都市。

我們其實是把中國變成了電影裡的一個品牌,把中國打造成40年之後,全世界的人都嚮往的地方。現在回顧這段經歷,令人不可思議:哇,我們等於是為中共的宣傳部打了一則廣告,通過這部電影,去營造民族自豪感。而且推廣了中共想要推廣的信息,不僅是在中國境內,也是在世界範圍。

而且我們的推廣手法並沒影響電影的成功。那部電影的反響非常好,大部分看過這部電影的人甚至沒有意識到影片裡有中共的宣傳因素。順道一提,這部電影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劇本好,所以電影也好。當我告訴人們電影裡的宣傳因素時,他們雖然也覺得不太舒服,但是他們也沒當回事,因為電影本身是好電影。

但是現在,影視公司為了安撫中共,修改劇情、剪掉情節,這已經很普遍了。而且這麼做不僅是為了在中國市場發行,也包括在全世界發行。同時,影視公司會與中共政府合作,以特定的方式塑造中國,避開敏感話題,包括西藏、台灣、香港、或對維吾爾人的暴行等。總之,好萊塢現在確實以一致的方式在預先自我審查,或者主動通過我們電影的內容在全世界替中共做宣傳。

Jenny Chang:我覺得您屬於瞭解中國和好萊塢之間關係的最內核的知情者,所以您非常明白這裡面的事情如何運作,而且您可能是為數不多的、甚至是唯一一個公開講出實情的好萊塢知情者。您剛才說,當年您太太質疑您是否把這頭猛獸喂得太飽,那時候您不以為然。那麼您後來為什麼決定要把情況講出來?轉折點是什麼?

Chris Fenton:有幾個因素。第一,我不想成為唯一站出來講這件事的人。不幸的事,我好像確實是唯一一個,除非我能讓更多人公開發聲。問題的關鍵是,我作為美國人,我相信讓美國和西方同盟國家變得偉大的基礎,它們激勵著我們,是我們那麼多人嚮往的家園,所以我們希望能保護它。但是當我們為了進入像中國這樣的市場而傷害我們的家園時,就出現問題了。

我希望能夠讓人們注意兩個問題,並開始思考與討論我們如何解決它們。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審查問題,這個我們已經談過,無論是主動審查還是被動審查去取悅中共,不僅為了投放中國市場,在全世界市場也是如此。第二個問題是:要進入中國市場就必須建立合資公司的想法。我們需要講授運作方法,需要進行雙向交流,我們要讓他們懂得我們的業務能力,懂得我們能提供最好的內容,讓他們有一天也能夠學會這些。

這種事情不僅在好萊塢發生,在各個行業領域都在發生。中共在下一盤很強勢的棋,一場時間延續很長的棋。他們利用資本主義的動機和自由市場企業的特點,誘騙我們上了當,使他們能夠以光速趕超我們。他們採用的策略腳本是美國在19世紀初用過的,我們當時要趕超工業革命速度遠遠超前於我們的歐洲。我們竊取過智慧產權,竊取過技術。我們還制定了很多保護主義政策和關稅,以便我們可以在工業革命中趕超歐洲。後來,歐洲說「夠了!」他們不允許美國繼續這樣做下去。但是他們沒有跟我們開戰。他們說:「我們要藉助你們的市場賺錢,但是要有公平的環境,而且我們要保護對我們歐洲重要的東西。」

在中國的問題上,美國也需要做相同的事情。我不想和中國開戰。我甚至不想和中國打冷戰。但是我同樣不想我們過去40年來這種關係再延續40年,因為我們會輸掉這盤棋,我們已經沒有多少時間有效的去扳回局勢了。您剛才問我覺醒的時刻對吧?這要歸功於我太太。事實上,每位做先生的都應該聽太太的話。當你太太有話要說的時候,你最好聽進去,因為她肯定是對的。你猜怎樣?2012年時,我沒有聽我太太的話。但是到了2019年,我終於聽進去了。當時,休士頓火箭隊的總管莫雷(Daryl Morey)發推文支持香港的抗議者。隨後,中共立刻終止了NBA在中國的相關合約。我當時本以為NBA對這件事會保持沈默。但是我沒有料到,美國公眾會因這件事覺醒過來,美國的領導者們也醒悟過來,他們說:「你們為什麼要保持沈默?莫雷行使了他的言論自由權利。你們怎麼回事?」就是在那個時候,美國公眾意識到,NBA為了進入中國市場,向中共低頭了。

然後我就開始思考。人有時候需要在鏡子裡反思一下自己:「等一等。我是不是也犯了同樣的錯?」我就是那時候意識到:「我的天!我自己20年來也是同謀。」這太糟糕了!我就是在那個時刻告訴自己,我需要寫一本回憶錄,講述我這樣一個「機器裡的小齒輪」是怎樣走到今天的。我想幫助人們從我的經歷反思到其他的領域、其他的行業,讓人們明白:他們也做了相似的事情,才走到了今天。而現在,我們必須要改變做法,我們必須要明白這對美國或西方盟友長久的福祉是有害的。因此我們需要嚴肅對待它,在為時已晚之前採取措施。

Jenny Chang:我猜,部分讓您醒悟的原因是您前不久剛剛去過香港,對嗎?您看到了香港人民是如何為他們的自由而抗爭的。

Chris Fenton:是的。那太令人震撼了。謝謝您提到這個。那段經歷很不尋常,因為我當時剛剛才去過香港和中國。我們之前在線下也談過,我當時陪同由三位美國國會議員組成的代表團,進行為期11天的訪問。他們是:Kirkpatrick、 Titus、Blumenthal。

那次行程,我們竟然獲得了中共的允許去香港。而且我們還見到了抗議者們,這是2019年8月,正值抗議活動的高峰期。隨後在同一天,我們還和林鄭月娥吃了午餐。所以我們看到了兩方的情況,聽到了兩個方面的控訴、來自兩方的不同的問題、要傳遞的信息–那次經歷令我大開眼界。

但是與此同時,我當時仍然相信,全球主義、外交手段、還有我們一直以來打開中國市場的方法對美國是有利的。直到一個月後,莫雷推文事件給了我當頭一棒,我才真正明白和醒悟過來,這個辦法並沒有那麼好。事實上,它非常不好,有很多方面需要我們去改變。

Jenny Chang:是的,您意識到您可能給猛獸投喂過頭了。最近發生了一件事,我想聽聽您的看法。趙婷導演(Chloé Zhao)的事情現在引起了廣泛關注。她出生在北京,剛剛問鼎了金球獎最佳導演獎。但是中國社交平台現在封殺了她和她的作品,因為她多年前說了一句批評中國的話。我覺得這個例子完美證實了您剛才的說法,那就是中共在壓制言論自由,甚至是在中國境外。

Chris Fenton:我覺得您說的100%正確。趙婷的事情可以聯繫到新的國家安全法,該法律實際上在限制和壓制中國境外的人說話的方式。所以您說的100%正確。我現在想的是:這個事件的宏觀關注點是什麼,中共為什麼要把它變成一起地緣政治性的爭議事件?

此外,它不僅是與《無依之地》(Nomadland)這部電影有關,這部電影本身的票房很有限。其實這裡面還牽涉著11月陸續出台的漫威和迪斯尼的數部電影。所以迪斯尼和漫威也不得不應對這次的爭議事件。我們知道漫威現在是全球影視娛樂界價值最高的。疫情之前推出的最後一部漫威電影是2019年,是《復仇者聯盟》的最後一集,當時的票房僅在(中國)市場就有$7億美金。

Jenny:是的。對許多中國人來說,他們親身目睹並經歷了中共對人民所做的事情。我覺得他們知道中共是不會讓步的,只會變本加厲。所以往往不僅是言論自由的問題。例如:迪斯尼的電影《花木蘭》,他們與中國新疆地方政府合作,而恰恰是這群人把當地居民關進了集中營。您覺得我們的底線應該是什麼,什麼時候對中共說不?

Chris Fenton:其實在《花木蘭》爭議發生之後,我給《南華早報》寫了一篇評論文,他們竟然沒有修改就刊登了。這太好了。後來在一次北京舉行的關於中國的論壇上,我也談了相同的問題。在《花木蘭》這個問題上,我覺得關鍵是人們要能夠被允許討論這個問題。《花木蘭》的爭議發生之後,迪斯尼就開始保持沈默,他們什麼都不說。

他們之所以不說話,原因和剛才說的NBA以及莫雷事件相同。他們知道一旦說話,中方就會報復。他們可能會被禁止進入中國市場,中共可能會關閉上海迪斯尼,可能會把商機給萬達或者復星來運作。無論後果是什麼,都牽涉到太大的利害關係,所以他們沈默了。

我的看法可能和您的有些不同。我覺得中共政府有些方面像個青少年,比如你規定一個晚上的宵禁時間,你不想因為違反宵禁而遭致的後果,那麼他們會把時間從11點改到午夜、改到凌晨1點、再改到凌晨2點。 但是我覺得中國人許多時候不願意發生衝突。在許多方面,他們更善於採取防守,而不是進攻。當然,我們過去在越南也發生過問題等等。但是我覺得,如果能找到方法,如果能找到正確的切入點,他們會退步,他們不會堅持非常強硬的立場。只不過我們還沒有想出正確的扭轉局面的切入點。

在《花木蘭》的問題上,我認為迪斯尼應該站出來,發表一個簡單的聲明,就可以穩住批評他們的人、新聞記者以及所有譴責他們的政府官員。他們說:Bob Chapek,你是首席執行官,你應該站出來說話。迪斯尼應該發表聲明,承認自己犯了個錯。他們應該承認:我們感謝錯了人。我們不應該感謝那些人,我們不支持新疆維吾爾人遭遇的暴行。就是這樣。我們不支持這件事。而且我們會站出來發聲,因為我們是言論自由的堡壘。這樣就行了。

中共政府可能會利用防火牆,讓中國國內的民眾根本看不到迪斯尼的這條聲明。而同時,迪斯尼又可以穩住國外的局面。但是如果他們要這樣做,同時又不遭致中共的報復,那麼唯一的辦法是,整個好萊塢都需要站在迪斯尼這邊做後盾,如果中共報復迪斯尼行使言論自由權,報復迪斯尼代表所有美國人為新疆的事情發表了重要的聲明,好萊塢要願意聯合抵制與中共做生意,直至中共改邪歸正。也就是說:迪斯尼,你現在因為說了真話,你進不去中國市場了。因為我們是中共,所以我們封殺了你。隨後,好萊塢所有的影業公司,比如Paramount、IMAX、Activision、Hasbro、Mattel等等,大家同仇敵愾的說:我們共同抵制中共,直到你們改正。

如果是這樣,群體力量就可以保護孤狼效應,人多力量大嘛。而如果中國民眾突然之間看不到任何好萊塢電影或西方影視,那麼中共政府就不得不做出讓步。因為他們需要讓14億中國人民高興,不然民眾會起來造反。其中一種方法就是為他們提供娛樂內容,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但是如果你只封殺迪斯尼一家公司,中國民眾可能根本不會注意到。可是如果你封殺所有的西方影視內容,所有與西方文化內容相關的東西,中國民眾就會注意到。這就是通過群體力量來迫使中共讓步。這是關鍵。當然,這並不能解決新疆問題。它唯一能解決的是,我們至少可以談論新疆問題了。

Jenny:是的。大家當然希望這些大影業公司或大集團公司能夠勇敢捍衛大家公認的基本價值、基本自由。但我和某些中共強硬派人物談過話,他們區分開了中共和中國;他們講,中共一直在用貪婪和恐懼來控制美國精英。因此對於這些大影業公司或大集團公司的高層主管,您認為他們也應該做某種反思嗎? 也許他們應該問問自己,「我們是否該權衡利潤和價值觀? 假如我們繼續按中共要求行事,最終我們會不會損失更多?」

Chris Fenton:好,第一,你說得很對,那就是把中共與中國人民區分開,我在中國大陸有很多中國朋友,他們都特別好;我把他們當作最親密的朋友。在美國發生的針對中國人的暴力、騷擾事件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不是美國精神,我們必須制止它。僅僅因為人們意見有分歧,或者不喜歡某國政府的行為,不該就此發洩到該國民眾身上。

第二,您提到貪婪、資本主義或其他各種動機的問題,這些原因導致我們陷入眼下的困局。我100%認同,是需要內省。但是如果要內省,就需要大家都內省。我講過愛國主義在資本主義之上,對吧? 但是反對的人會說:「不,我們想要自由市場,你把愛國主義置於資本主義之上,就是搞社會主義。不是的,我支持自由市場,我喜歡資本主義。自由市場讓我們免於權貴資本主義和其他腐敗因素。」但是,若沒有國家的強大基礎,資本主義就無法蓬勃發展,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

而我們現在所做的是,我們在出賣這個國家所擁有的基礎實力,正是那基礎容許我們200年來一直擁有一種很好的資本主義模式。因此我們需要對此重新思考:等一等,如果沒有強勁興旺的經濟和國家為後盾,我們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因此我們不得不想一想這個問題。唯一的方法就是大家都要反思。如果只有一位執行長站出來說話,那麼其他投資者和股東們的態度就是:

「等一下,中國是我們增長的最大推動力,那是我們的利潤來源,那是我們的收入來源,那是我們製造商品和提供服務的低成本來源;如果他站出來反對,而我們公司因此遭到懲罰,那麼我們股價就會下跌,我們的投資額就會減值;因此我們需要替換該執行長,聘用一位願意保持沉默的人。」如果每次都是「一隻孤狼」站出來,那麼情況一直都會這樣。

我們需要投資者和股東們同樣相信愛國主義在資本主義原則之上,就是說,我們需要想清楚是什麼會使美國興旺發達,從而為美國奠定堅實的基礎,使我們以正當的方式在中國市場賺錢;而且使我們能保護供應鏈(也許是國安問題),使我們可以締造正確類型的科技研發,與即將自製微晶片的中國競爭。我們最好開始研發這個領域,我們最好也像中國那樣,開始思考5G、6G和人工智慧。我們最好想想什麼會讓我們成為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 包括創新觀念、積極性、驅動力,以及想要成為世界第一的感覺。我們需要考慮這些問題。

因為如果我們只考慮兩到四年的選舉週期,或者只考慮每天的股價波動,或者只考慮季度業績,我們永遠無法與中共競爭。因為中共在下一盤長期的棋…是以25年、50年、100年為考量的。如果我們在賺錢之前,不先想明白是什麼讓我們國家成為地球上最興旺發達的國家,那我們就永遠無法與他們競爭。我完全贊成賺錢,但是我們必須要有基礎,讓我們能夠首先擁有一個很好的資本主義形式。

Jenny:我認為您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更多人需要意識到後果。可以請您詳細說明一下,競爭不過中共會導致什麼後果嗎? 若是我們讓這情況繼續下去,美國和美國老百姓最終會擔什麼風險?會給美國最後造成什麼傷害?

Chris Fenton:假如我們允許這情況繼續下去,在短期內,如果講的是中共的微晶片和科技提升,那麼他們推動這事的最快方法就是拿下台灣。這是其一。我們不得不考慮「我們要做什麼」,我們知道中共實際會採取行動的,可能只是時間問題。

我的意思是,據稱,冬季過後一旦台灣海峽風平浪靜下來了(因為這部分海域顯然在冬季非常惡劣),一旦風平浪靜,就有可能入侵台灣。或者可能會有大規模的網絡攻擊,會嚴重妨礙台灣的自衛能力。我們要結盟日本、韓國、澳洲以及我們的歐洲盟友嗎? 還是美國要單幹?還是說,會不會有任何人來捍衛台灣?

我不知道。我曾以為我們會在某個時刻去捍衛香港,但那從沒發生過。因此短期看來,這是個大問題。隨著中國羽翼漸豐,比較世界其他地區,隨著中國變得更強大、更具創新性、科技更加先進,他們會展翅採取多少行動呢?那對美國老百姓有多少影響呢?我覺得會有很多影響。

然後第二件事是,作為美國人,我們能接受「排在第二」的想法嗎? 我可以接受中國成為我們的戰略競爭對手,我也可以接受中國成為超級大國,因為他們已經是了。但我也想被看作是世界領袖「美國」的一員,跟其他朋友和盟友合作,用相比於中國更自由、更民主的方式,真正領導世界。

假如我們失去了領導地位,那麼中國的那種政府類型,即欠缺自由的類型,會成為他國仰慕的目標;他們會認為是那種治理模式令中國成為「老大」,對吧?事實勝於雄辯。如果一個國家藉助這種體制、政府、無視人權的方式超越另一個國家,那麼其他國家就要跟著效仿。我們不能讓那種情況發生。

Jenny:是的,我認為對許多逃出共產中國的中國人而言,他們不希望中共政府控制世界其他地區,因為中共壓制取締中國老百姓的自由,並且在中國迫害有宗教信仰的人;當然逃出了中國的中國人不想要再受折磨。我認為這確實與中共本質有很大關係;因此跟著中共,可能無法找到您剛才描述的那種幸運的中間立場。因此公司終究會發現自己不可能兩面討好,那麼您認為可以選擇與中共「脫鉤」嗎?

Chris Fenton:首先,若是我們要用正確方式解決這問題,我們就無法兩面討好。我的意思是,首先,我不認為我們能夠與中國完全脫鉤,而且我不認為我們想這樣做。我的意思是,他們利用我們和西方聯盟,建成了我們這輩子會看到的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他們加速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而且規模如此龐大;我們應該去賺他們的錢。對吧? 因為他們是靠著我們發展起來的,所以讓我們收回我們的錢財。

但是我們需要改變我們雙方在貿易競爭上的互動狀態。對吧? 那會對現況造成衝擊,會衝擊股票行情,並造成資產問題,而導致這些資產值出現通貨緊縮的曲線。要想糾正這競爭環境,就需要有一番掙扎,並且需要非常強勁有效的談判策略。

現在我們可以做些簡單的事情,這些事情會帶給各個公司很多問題,因為這些公司依賴著事情維持原樣;其一是證管會(SEC ),即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它允許中共國有企業使用不同的計帳方式或隱瞞某些會計實務;因為它們嚴格來說是國有企業,可以用國家機密法作擋箭牌。那就允許了他們進入美國資本市場推動其發展,而無需對他們的投資者提供同樣的保護措施。這種情況必須終止,他們必須在同一個競爭環境裏競爭。

在貿易方面,我認為也是如此。世貿組織允許了中國加入,我們美國為此努力過。是我們大力促成的。在2001年,他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加入了WTO。我認為20年後的今天,中國現在是一個發達國家;他們需要被認定為發達國家,並遵守發達國家而不是發展中國家所遵循的規則。

我們還需要終止各種保護政策、關稅以及各種各樣的其他問題,這些問題與世界各地同類事物相比是完全不公平的。例如,就在我這行業,好萊塢行業,一家電影公司在中國發行電影時,從那裏電影院賺的每一塊錢可以收到25分錢;在世界各地發行,可以收到50分錢;因此中國付款給電影公司是世界其他地區的一半。為什麼?我們為什麼要容忍這種情況?我們需要改變它。如果要改變,我們各行各業、各個公司以及我們政府都要採取強硬立場,迫使改變成功;而這將衝擊美國資本市場。我所談到的所有不同事物都可能會使個別執行長們丟掉工作;但是如果我們團結陣線、大家共同努力,我們就可以辦得到。

Jenny:是的,我想您的意思是,我們需要面對中共,但是我們應該一步一步地做,應該以一個國家的立場來做。因此我最後還有兩個問題想問,您以前有一次採訪中提到,您認為這是一個可以把國家團結起來的議題。可以請您詳細說明一下嗎?

Chris Fenton:是的,其實我擱置了很多事業和生活上的事情,為的是想補償令我感到非常愧疚的那段時間,我做的那些同流合污的事情。我只是機器裡的一個齒輪,我無法對這所有的一切負責,但是我曾經遵循的職業使命也是這問題的一部份,對吧? 所以我想解決它。但是當我面對它,我會變得非常沮喪和極度焦慮,它永遠行不通,因為這問題太大而無從著手。但我也想到我們在中國一直以來開展業務的方式,你會想:噢,一切均有可能,賺他個幾十億,我們一定可以達到心目中的「北極星」。

(參考  https://englishhome.org/the-world-is-ones-oyster.html)

(參考  https://theminimalistvegan.com/north-star/

Metaphorically speaking, your North Star is your personal mission statement. It’s a fixed destination that you can depend on in your life as the world changes around you.)

但是大多數人在設定了自己的北極星目標時,他們卻不知道應該採取什麼小小的步伐,去一步步走到那個北極星。因此,把生意做成的關鍵之一是製定小目標、小的短期目標,最終實現大目標。我們跟中國之間的問題是一樣的,解決方式也是同樣的。我們必須先一路解決各種小問題,完成一件小事,打一個勾,然後繼續做下一件事,繼續做下一件事,繼續做下一件事,直至最終達到北極星的目標。所以我相信我們可以達到那裡。

但是我們紅象和藍驢都需要參與進來。無論是什麼人,民主黨人士、共和黨人士、綠黨人士、自由主義者。我們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認為我們都可以達成共識,像是國安問題、經濟安全問題、人權問題、正義問題。這些是所有美國人都能同意的事情,它不涉及上帝、不涉及槍支、不涉及美國國內的內部文化戰,它關係到所有讓人類感到踏實的本能。

我在經濟上安全嗎? 我在軍事或國防上有保障嗎? 我覺得有正義嗎? 我覺得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嗎? 這些都是容易讓人達成共識的東西。因此我覺得中國問題,若是我們所有人團結一致並通過努力追求短期目標,我們最終會達到北極星目的地。在這過程中,我們實際上會更好地建立國家凝聚力;我們會變得更加團結,因為我們面臨著一個共同的挑戰,我們用我們過去200年習慣了的方式共同解決問題。

Jenny:是的,我同意。我認為什麼都不做的風險太高了。您知道中國人有句話「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和您剛才說的很類似。所以我最後的問題是:對於關心局勢者以及可能想提供更多幫助者,他們可以做什麼呢? 您會給他們什麼建議呢?

Chris Fenton:好,首先,我扮演了一個「吱吱叫的輪子」的角色。因此我請求所有觀眾關注我:@dragonfeeder,給我批評意見,表達您對事情的看法,您同意我或不同意我,都告訴我。因為通過與大家對話,我想找出這個問題的方方面面和解決它的最好辦法,因為我必須得到很多支援。這不是我自己就能做的事,但我需要想辦法得到盡可能多的人的認同。我知道我會犯錯,我知道我沒有所有的解決辦法,所以我需要大家的反饋。

我有一個播客也叫《投餵中國龍》(Feeding the Dragon),我喜歡在那裏得到反饋,還有在社交媒體上聽到您對我們所討論之主題的看法。除此之外,無論您住在美國、或住在我們西方盟友國家,還是你在那些地區之外,我希望大家能積極與您政府官員和您公司溝通,向他們表達中共的變化發展給您具體的地區帶來哪些擔憂;因此至少是引起他們注意,讓人們意識到這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註:"Feeding the Dragon" 中文書名是《投餵中國龍》)

因為越大的呼聲勢頭,越多人在談論,就會施加越大的壓力於領導者,無論是我們的政界領袖還是我們的商界領袖,迫使他們解決問題。因為當大家不認同一個公司的宗旨時,可能會影響到該公司的生意,對吧? 有很多人不想去看《花木蘭》,因為迪斯尼公司沒有為新疆情況說話。這類事情發生的次數越多,公司被迫做對的事情的次數就越多,對吧?

既然他們是資本家,就利用資本主義的軟肋制服他們,那很關鍵。我並不是講要抵制迪斯尼,因為我在迪斯尼有很多朋友。但隨著我們造勢,我們實際上可以迫使商界領袖和政界領袖做出改變,可以稍微幫助扭轉局勢,讓大家團結一致。那將是關鍵。

每個人都從地方層面和個人層面開始,所以不要以為你只是一個人而不能有所作為。因為我就是一個人試著以自己微小的方式發揮作用,而且我似乎偶爾會吱吱地打開一些門。所以,謝謝您邀請我來,讓我談談這事。我知道您也對這問題有很强烈的感受,而且我知道您的平台對此非常誠心實意。感謝您在這裏為一些優秀人士提供平台;我喜歡看您的訪談,也在社交網絡上作了交流互動。我也很高興您今天做這期節目。

Jenny:非常感謝。我覺得您已經敲開了好多扇門。也感謝您花時間分享這個重要議題,我認為您在做正確的事情。我同意您講的「有些人嘗試做正確的事、有勇氣站出來做正確的事、甚至帶頭做正確的事,大家應該提供他們更多的支持。」因此希望有更多人共同努力。再次感謝您與我們分享這個重要議題。

Chris Fenton:順便提一下,如果您看過這本書,如果有人讀過我的書,我也很想聽聽任何反饋。因為我在著手寫另一本與中國相關的書,我真的很想以精準的方式做成眼下這件事。因為我確實相信我們可以做到;從長遠看,可以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和中國有更好關係。但是我們確實需要先經歷一些陣痛期。

Jenny:是的,我認為來自中共的恐嚇確實威脅著世界各地的每個人。因此謝謝您,我們會試著把您的播客鏈接放在這個視頻下方。非常感謝,希望不久後再次與您談話。

Chris Fenton:

謝謝,再見。

Jenny:好的。謝謝大家收看本期《熱點互動》,這就是我們這期的採訪。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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