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12月04日讯】居住在北京顺义区的法轮功学员刘桂锦，二十六岁时遭遇唐山大地震，腰椎一、二、三节粉碎性骨折，胯骨骨折，耻骨联合骨折，右腿肌肉严重萎缩致残，大便失去功能十八年。一九九四年三月，她开始修炼法轮功（法轮大法）后，身体发生了巨变，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完全康复了，还摘掉了五百度的近视眼镜，走路生风。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三日晚，刘桂锦在北京顺义区家中第三次遭到警察绑架、抢劫，随后被非法劳教二年，在北京奥运之前，与其他五十多位北京法轮功学员一同被秘密送往辽宁省沈阳市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遭遇酷刑折磨，九死一生，身体残疾又带着新的伤病出来后，中共邪党人员仍不放过她。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流离失所的刘桂锦在出租房内，带着被迫害致残的身体与累累伤痕含冤离开人世，终年六十五岁。
刘桂锦的妹妹刘桂芙，坚持修炼法轮功，二零零一年二月在北京被绑架、非法劳教一年半，在海淀区看守所，一男预审把她打翻在地，站在她身上胸前和腹部踩踏，致她大便失禁；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刘桂芙被连续罚站十八个昼夜不准睡觉，又连续三个月每天睡一两个小时，之后又关进没人知道的小号，天天遭毒打，昏死醒来时，发现身上被浇满了凉水，腰被打成重伤，被迫爬着上厕所；警察还先后强制给刘桂芙灌棕色、白色药片和红白色胶囊，致使刘桂芙头晕、眼黑、恶心、呕吐、腹泻……
二零零五年二月，刘桂芙再次被绑架，并非法劳教两年半，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与精神折磨，被关在单间里，两年六个月的时间不见天日，与世隔绝，不知日期、时间和外界所发生的一切，长时间不让睡觉，体罚，殴打，饿饭，灌不明药物，被迫害的皮包骨像骷髅一样。
刘桂锦的大哥刘桂汉，北京运输公司退休职工。一九九四年一月，刘桂汉在天津第一期师父讲法班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二零零六年五月七日，刘桂汉遭到七名顺义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劳教两年。
刘桂锦的三弟也是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修炼，也曾经被非法劳教两年。
刘桂锦的母亲也曾炼过法轮功，全身的病都好了，“罗锅”（驼背）也直了。刘桂锦的父亲，曾在“文革”遭受严重迫害，一家人户口被注销。
一、姐妹俩绝处逢生
河北省唐山大地震发生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下半夜三时四十二分，震级达七点八级，一刹那造成二十多万人死亡，十六万人受伤，留下无数的孤儿和残疾人。当时二十六岁的刘桂锦腰椎一、二、三节粉碎性骨折，胯骨骨折，耻骨联合骨折，右腿肌肉严重萎缩致残，大便失去功能十八年。还伴有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和心脏病，心跳缓慢加间歇。
在十八年的痛苦煎熬之中，她痛不欲生。后来又不幸得了阴道癌。她照了遗像，写好遗书，在痛苦之中等待离开人世。
正在这时，七十多岁的母亲炼了法轮功，“罗锅”（驼背）也直了，全身的病都好了。家里人告诉她应该炼法轮功，刘桂锦说：“我都快死的人了，炼什么功啊？”家里人给她放法轮功教功录像带看，看完后她按惯例去医院检查，医生却惊讶地问她：瘤子怎么不见了？！刘桂锦半信半疑地又去了另外两个医院检查，结果都一样。如果这事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她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
一九九四年三月，刘桂锦连续参加了李洪志先生在石家庄、天津和哈尔滨的法轮功传法学习班。在石家庄学习班结束后，她被法轮功的“真、善、忍”法理所折服，真正明白了做人的标准，心性得到了提高，身体发生了巨变，还摘掉了五百度的近视眼镜。又参加了两个法轮功学习班后，经过半年的修炼，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完全康复了，没有了病，感觉一身轻，走路生风。法轮功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她撕掉了残疾人证。为感谢恩师的救命之恩，想向法轮功捐款五百元，希望用作法轮功传法资费，可是，刚过几天，就收到退回捐款的汇款单，简短留言上写着：甚谢！汇款人：法轮功。
看到母亲与姐姐修炼法轮功后的巨大变化，刘桂芙也在一九九四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全身疾病不翼而飞，生活充满阳光。她曾是北京市圆明园法轮功炼功点义务辅导员。
刘桂芙的女儿回忆说：“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母亲的人生好苦啊！她经常遭到我生父的打骂，被迫离婚后带我从唐山来到北京。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母亲始终过着动荡的生活。因为不愿为单位领导做假账，她很长时间拿不到工资，把我送进能住宿的学校，自己却是居无定所。那时的母亲一无所有，我就是她生命的全部。她全部的生活目的就是让我能吃上一顿饱饭，我的快乐就是她唯一的快乐。千百次母亲对我说，如果没有我，她渴望以死来解脱……
“作为年幼的女儿，我那时很难理解母亲的心境，但却看到，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有一种东西正在从她体内消失，生活的负担异常的沉重，最终她几乎耗尽了体力和精力，我知道她不去看病并不是因为没有病，而是因为根本没钱看病。她的身体已经垮了。现在我才明白，那时我朦胧中感到正在从她体内消失的是生命的活力。
“是法轮大法为母亲重新注入了生命的活力！……经大姨现身说法，我的母亲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的身体迅速恢复了，法轮大法的学员还经常帮她解决住处。最重要的是充满心间的快乐与幸福又重新荡漾在她的脸上。不再是以前的含义，生活的压力对她来说是精进修炼的动力，生活的挫折对她来说是修炼提高的考验。她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勇敢的面对生活！母亲本来就很美丽，这时青春的光彩又回到了她的脸上。
“九八年，经功友介绍，我的母亲和我现在的继父结婚了，我们终于有了固定住所。结婚时，继父已经是病得喘不上气的人。我母亲做的一手好菜，又会勤俭持家，继父在母亲的照顾下身体迅速好转。母亲又自己动手在继父家的院子里盖了十几间房出租补贴家用，也是用这笔钱资助我在美国著名的普度大学攻读药剂师专业……”
二、刘桂锦屡遭中共警察抢劫、残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后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血腥迫害法轮功、污蔑法轮功，刘桂锦深知法轮大法好，要坚持修炼，因此遭遇了中共当局各级人员残酷迫害，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一九九九年九月刘桂锦正在北京顺义区家中照顾患有脑血栓的年迈父亲和双目失明的母亲。顺义区公安分局胜利派出所很多警察，闯进她家非法抄家，抢走了大量的法轮功书籍、录音、录像带及私人贵重物品。围观者形容说：“警察浩浩荡荡地捧着抢劫的财物，并绑架了她。”
第二天上午唐山市公安局一处警察将她押送回唐山，路上警察用不堪入耳的脏话谩骂法轮功，还逼刘桂锦跳车自杀。刘桂锦正告中共不法之徒：“我死也是为坚持宇宙的真理真、善、忍而被你们杀害而死！”
回唐山后，以郝东平为首的邪恶之徒，以刘桂锦坚持法轮功立场为由，指使路北分局“六一零”人员许伯军及大里路派出所警察，又一次闯进唐山路北区四十八号小区刘桂锦家抄家，并把刘桂锦和他们抓到的许多法轮功学员，关在党校和行政拘留所（据说是前后院），把在文革时期整人的手段全部用上。白天，逼迫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太阳下曝晒，蹲马步，把三、四块砖头绑一块吊在手上，稍一不平衡就毒打；把太阳曝晒后的大粪桶挂在法轮功学员脖子上，一挂就是一天。
警察认为刘桂锦是重点，把她劫持到遵化大北监狱看守所。在那里如果法轮功学员被发现炼功，恶警李德生就给他们铐上手铐，警察叫“捧”上；有三个人铐一块的，叫“连”上；有双手与双脚铐一块的，再用铁丝拧上叫“摸”上，不能吃饭也不能上厕所；把人成大字型铐在床板上，叫“绷”上。因为从刘桂锦身上搜出一本《转法轮》，恶警先是给她戴上手捧子，四天后她手肿得吓人，再不摘掉就残废了，在大家强烈呼吁下才解除。然后又戴上十八斤的大镣，一走路水泥地就轰轰地响，被戴镣铐二十天后，她双腿又残了。
二零零零年一月过年前，恶警们开始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看守所、公安局、宣传部合伙在看守所前院开单间，给法轮功学员灌输邪恶谎言，不听就打，不许法轮功学员们吃饭睡觉、逼着夜里在院里的雪地上走，进屋得跪下，不跪就被踢倒在地。他们还把抓来的法轮功学员游街侮辱、拉到公审大会去批斗。
从一九九九年九月刘桂锦被公安拘留近九个月，受尽了遵化公安的酷刑折磨而致残，被送往唐山公安医院救治，恶警还向她家属索要四千元医药费。因她家属拿不出这笔钱，公安医院立即停止对刘桂锦的抢救，送回家中。狱中有良知的警察知道刘桂锦是无辜的好人、不出卖自己良知的好人。有的警察说：看到你，就看到你们大法了。你要不炼功，我都不答应。刘桂锦通过炼功终于恢复健康。
唐山市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满狠毒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一年五月份在一次下达迫害法轮功学员指令的会议上，陈满叫嚣：宁可死几个人（法轮功学员），也要达到百分之百的转化率。中共官员亲自点了六名必须要抓到并强制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刘桂锦。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日刘桂锦第二次被公安绑架，因坚持正信、不放弃修炼，受到残酷折磨。
因当时刘桂锦已被折磨致残，还患严重心脏病，相关人员不愿再下手打一个残废的妇女。八月二十四日唐山市公安局一处郝东平及市公安局、局长和唐山路北分局警察把刘桂锦押往外县，送到玉田县看守所，编造许多谎言，并以立功得奖为诱惑，指使玉田县政保科的人对刘桂锦施用酷刑。
九月三日狱警把刘桂锦带到管教室，室内有五、六个人，其中一个像是干部的人问她：还炼不炼了？刘回答说：炼！于是他重重地打了刘桂锦的脸一拳。第二天上午，刘被带到玉田县公安局政保科，双手被铐在铁椅子上，然后恶警用两个电棍轮番电击，用矿泉水瓶打，将她折磨得几次昏迷，用电棒从她腰部到头顶持续的电，折磨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她双腿失去知觉，心脏病发作，昏迷过去。她被送回看守所时脸和脖子都肿了，口中有瘀血。下午政保科的人还要继续折磨她，看守所怕出人命就制止了。次日早晨刘桂锦身体冰凉，血压四十，被送到县医院急救中心抢救，两天后，政保科的人说“叫她死到唐山去”。
九月十日刘桂锦被送到了唐山市第一看守所，三天以后才能下地行走，不久又被强迫坐了七天铁椅子，被罚站十多天。在那里，恶警用尽各种手段，妄图“转化”她，一直迫害到她出现生命危险也没达到目的，失败后，才令其原单位接回家。
刘桂锦继续炼功，身体又一次得到了康复。
三、大地震、奥运与劳教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发生在四川省汶川的大地震，牵动了全世界善良人们的心。刘桂锦看到汶川人民遭受的苦难，联想到自己在唐山大地震中的遭遇，地震使她失去了十八年身体行动的自由，给她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她真想让人们知道给了她这个大地震幸存者第二次生命的法轮大法，让这些正在受苦受难的同胞们像她一样走过大劫，获得新生。
可是就汶川大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三日晚九点多钟，居住在北京顺义区建新北区三十二楼二门二零二室的刘桂锦第三次在家中被中共恶警非法抄家、绑架，不法警察抢劫了一台电脑、打印广告用的两台打印机、两个切纸机、三个手机、与七千多元现金和其朋友宋亚琴的护照（其中有一百美元，这些钱是宋办签证用的）。抽屉里的东西都被那伙人翻倒在地板上，大衣柜的抽屉上的锁都被撬开，床板连海绵垫全被扎了许多大窟窿。
当晚只有刘桂锦一人在家，被胜利派出所人员将防盗门骗开后，一伙人非法闯入，将她反铐双手强按在她家西侧房间的沙发上不许动，又冲进大约十余人进行非法抄家，没有人出具任何证件证明他们的身份，后来，其中一人称是北京七处的，还有人称是顺义公安局国保大队的是奉上级指示九点半全市统一行动大抓捕，有一个人手拿着一本护照对刘桂锦晃了一下说：怎么样，这人这一下就被我们抓住了。刘桂锦被绑架到胜利派出所，在看守所有预审人员提问时才大概知道被扣押的物品是什么。六月十二日晚，刘桂锦又从看守所被送到拘留所。
刘桂锦家属一直得不到任何消息，直到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十大队通知家属于七月十四日下午两点接见。家属在十四日那天前做好一切接见的准备，这时调遣处打来电话取消了接见，谎说这天下午十大队有活动取消接见。家属据理力争，对方挂断电话。
就在这天七月十四日，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将刘桂锦和其他五十多位法轮功学员一起秘密送往辽宁省沈阳市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关押。据称是为了北京奥运，其实担心西方媒体采访。
由于她坚持信仰真善忍，在酷刑下不妥协，恶警不许家属接见。零八年八月四日这天家属千里迢迢去看望，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钟，劳教所却不让见人。刘桂锦被马三家劳教所迫害致脑血栓瘫痪，当法轮大法师父帮助刘桂锦再一次战胜病业重新站立起来之后，在刘桂锦双腿走路毫无知觉的情况下，仍然被逼迫去车间劳动，刘桂锦臀部因此出现褥疮一直到劳教期满。
刘桂锦在这被非法关押的两年中不能接见家人，家中情况一无所知。直到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二日才释放回到户口所在地唐山。二零一零年六月中旬刘桂锦才有条件去建北家中看望，并跟女儿核对了情况；被强行扣押物品没归还，曾经去胜利派出所要东西，但没有给，连东西在哪都不告诉。那七千元现金及大衣柜抽屉里的有关照片和有关证卡没有了，还有一个红色首饰盒里装有一枚金戒指，一对金耳环，一条金项链盒都没有了。而且经常有胜利派出所人员敲门查看。
刘桂锦带着满身伤痕和残疾离开马三家劳教所回到家中，中共不法人员仍然不放过已经严重残疾的刘桂锦，当法轮功学员去看望被迫害致残的刘桂锦之后，以刘桂锦继续与法轮功学员联系为由，派出大量警力，扛着摄像机去抓捕刘桂锦。在好心人的通报下，刘桂锦侥幸逃脱。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多次。
刘桂锦和女儿全家被逼无奈，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刘桂锦的双腿走路没有知觉，鞋子掉了都不知道，她的女儿刚刚生了小孩，当刘桂锦抱着小孩，小孩稍一用力，刘桂锦就会摔倒很长时间不能站起来。有一次，小孩睡着了，刘桂锦趁机到院子里去，走路却收不住脚，一直往前冲，幸亏撞到院子里的树上，刘桂锦一头窝在树下不能动弹，过了很久，才有人路过将她扶起来。由于站立不便，一直没有恢复的褥疮终于越来越严重，最后感染了引起并发症。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晚上十点十五分，刘桂锦在她流离失所的出租房内，带着早已经被迫害致残的身体，满身的累累伤痕，含冤离开人世。在她停止呼吸的那一刻，瞬间天上降下雨水和大雪。
四、妹妹刘桂芙遭受的药物迫害和酷刑虐待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刘桂芙因为坚持不放弃真善忍信仰，而屡遭中共残酷迫害，长期被监控、跟踪、骚扰，被派出所劫持拘禁约七、八次，被长期非法关押五次。其中，被非法关在洗脑班一次，看守所两次，劳教所两次。失去自由共计长达四年之久，其间，受尽死去活来的酷刑折磨和摧残，包括长期不准睡觉、遭受殴打、各种折磨和药物迫害等。
刘桂芙的女儿说：“我真的无法理解中共为什么要把像我母亲这样无辜的好公民反反复复送进监狱、看守所这种地方。母亲的第四次被抓让我对中共彻底绝望了。”
刘桂芙遭受了种种迫害，九死一生，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离开中国大陆，流亡海外，辗转来到美国。下面是刘桂芙诉述她遭受迫害的几个片段。
（一）在北京海淀看守所：狱医想用药置我于死地
二零零一年二月，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劫持到北京海淀区看守所。警察詹海威把我打得全身是伤，大便失禁，耳膜破裂，腹部膨胀得像孕妇一样。当我晕倒在便池上时，姓刘的监狱医生为杀人灭口，竟然交给牢头二十片不明药物给我服用。牢头以为是乳脢生，就偷偷先吃了十片，很快她就头晕眼黑，舌头和颈部僵硬，呼吸困难，急忙求医。当姓王的狱医看了剩余的十片药片后大惊失色，让警察马上扔掉。牢头服下王狱医给的药后才缓解了。之后我很快被非法定一年六个月的劳教，投入北京劳教所。
（二）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十八个昼夜不让睡觉，施不明药物诱导我跳楼
一进北京女子劳教所，警察就逼我辱骂法轮大法师父，放弃信仰。我坚持讲法轮功受迫害真相。恶警徐燕玲一直不许我睡觉，还罚我长期军蹲导致我腹泻脱水了，就改成罚飞，直到我昏倒在地。之后，我被连续罚站十八个昼夜，不许我睡觉。腿脚肿得很粗，膝盖不能打弯，脚皮胀裂流水，连上一趟厕所都极其艰难。
只要我犯困一阁眼，全班十八个犯人，还有吸毒犯，就用苍蝇拍、硬物、手脚等一齐踢打我。我的头部被打出大大小小的包，腿被打破流水儿。我的腰被打伤不能直起，只好爬着上厕所。由于不让睡觉和殴打，我经常瞬间昏倒在地，他们就泼冷水，每次醒来我都躺在水里。
她们把我的饭菜里悄悄放了不明药物，不许别人碰我的饭菜，我吃后头晕得很厉害，身体发软，难受、恶心，精神恍惚，开始出现幻觉。他们就开始说我精神不正常了。
就在我被他们折磨得生不如死，精神恍惚的时刻，她们诱导我跳楼。宫××一面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炼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你死了就是炼法轮功炼的……”同时诬蔑说我多次要自杀。我正告她们：我是法轮功学员我决不会自杀！我死了就是你们杀的。她们就一边用硬东西猛击我的头部一边高声叫骂。无论我多么痛苦，我心里就是守住一念：我是法轮功学员，善良绝不能向邪恶妥协。就是这一念让我挺了过来。
十八个昼夜不让我阁眼，极度困倦是那样难熬，其它的一切折磨似乎都比不上，每一分钟像熬过十年。最后，我经常瞬间失去知觉，一下子摔进床底下，一会儿又跌到床栏杆上，头破血流。包夹随时看着，想拉住，但是看不住。他们眼看就要出人命了，有人出去找警察，警察李继荣却教唆大家说：是刘桂芙自己不要睡觉的。
此后，每天只让我睡两个小时觉，仍然经常殴打，最后到期不得不释放了我。
回家之后很长时间，劳教所迫害的后遗症经常出现：夜间不能睡觉，白天走路，甚至做饭切菜时，或者骑自行车时，都能突然失去知觉，倒下去昏睡。
（三）再被劫入北京女子劳教所：骇人听闻的迫害
二零零五年二月，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闯入我家抄家并绑架我。这是我第五次无故被抓，再次因为不放弃信仰被非法劳教。在北京女子劳教所两年半的非法关押中，我一直被全封闭隔离单独迫害，警察与警察的帮凶“包夹”，用种种令人发指的手段折磨我，长期被迫吃各种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身心被摧残到了几乎崩溃的境地。
一进劳教所，我再次被连续坐板、被剥夺睡眠十七天后，被送入专门残酷迫害坚定的法轮功学员的“攻坚队”，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1、强行灌入不明药物
我被单独关押在二十多平米的房间内，窗户被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我被一群包夹轮流迫害。恶警宋丽丽逼我服用一种棕色药片，我拒绝。她指使十来个包夹踩住我四肢，吸毒犯牛于红捏着我的鼻子和两腮，将二片棕色药片强行给我灌入。一会儿我就头晕恶心、呕吐，腹泻的都是黑绿色稀便。还不许我上厕所，吐在身上，拉在裤子里，不许换洗。
这样灌药二十多天后，我每天白天被强行灌进二片白色药片。被灌药后我头晕眼黑。宋丽丽得知后，就派包夹每天晚上给我灌两粒红白色胶囊。我被灌药后，立即酸液从嘴和鼻子喷出来，喷到裤子上的液体染红了我的裤子。我说这就是暗害我的证据，宋丽丽就强迫我脱下拿走了。
在药物迫害下，我两耳渐渐失聪，大脑越来越空白，反应迟钝，出现幻象。在上厕所和洗漱时经常会突然眩晕，摔倒在地上。这时，他们就给我加倍灌药。他们药物迫害的方式是，先剥夺睡眠，殴打，把我折磨得出现困倦、头晕、呕吐、难受，起不来等等症状，就强迫我吃所谓治疗这些“病”的药物。吃药使我出现更多异常反应，她们就又增加所谓治疗那些异常症状的药物，以此类推。
2、坐板酷刑加长期剥夺睡眠
我被长期限制坐姿，每天坐二十一个小时，一动不许动地坐在脚尖刚挨地的硬板凳上，嘴里经常被塞满了蘸上粪水的抹布或擦过地的脏卫生巾等。双腿不许露缝，双手并拢放在膝盖上，身体挺直，两眼固定盯一个地方。包夹看见我眼珠一动就打，用尺子打手。犯困一闭眼，就被往头上、眼睛泼水；被用尺子戳我脊椎骨缝或用凳子砸我膝盖，不让我睡觉。
每天从凌晨四点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坐二十一小时，臀部被坐烂，屁股和血水、分泌的污物一起粘在裤子上。坐凳子就像坐在玻璃碴上一样。腿浮肿到大腿，腰肌被殴打受损。
其余三小时，我被限制睡姿，包夹还用各种方式捣乱不让我睡着。
3、制造一切生理痛苦，残酷虐待
每次被限定只有两分钟洗漱时间，我必须迅速揭下粘在屁股上的脏裤子，揭得鲜血直流、疼痛难忍。还没洗完，水龙头就被关上了。屎尿、污血沾满内裤，也不许换洗，恶臭的令人窒息也不许换洗，包夹闻到臭味就打我。
包夹不许我说话，我做任何事都必事先报告：每喝一口水打一次报告；咳嗽、吐痰、瘙痒，也得申请，包夹不批准就不可以。几个月不许洗头，头发里爬满虫子，也不许挠痒。
高温三十八摄氏度的夏天，把窗门关严严的，挂上窗帘不让一丝风进来，还不许我脱掉被绑架时就穿着的冬衣，捂着我。很多折磨我的包夹都闷热得中暑了，他们还是捂着我。而到了冷天、阴天，恶人又把电扇全都打开吹我。总之，百般刁难我、折磨我。我常常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但我心中有大法，终于正念挺过来了。
他们不给我正常的饭食，故意让我饥饿。有时给我吃扔到厕所里的包子皮。稀饭和菜汤被包夹故意撒在地上所剩无几。有时故意让我吃很多大油，让我拉稀又不准上厕所。有时不让我喝水，或攒一些壶底积了很多水垢的水让我喝。我很快瘦成皮包骨，包夹叫我“木乃伊”。
宋丽丽为使我“转化”，叫我丈夫跟我离婚，来配合他们做工作。被我丈夫刘保国拒绝，就被剥夺了探视我的权利。
我被迫害的消息被海外媒体披露后，北京女子劳教所将我从攻坚队转到集训队，继续单独隔离关押。实施药物迫害，长达两年多。
4、令人发指的药物迫害
在集训队期间，我仍然被逼天天吃药，仍然是针对吃药后出现的更多异常反应，就被逼吃更多的药。逐渐增加到一把一把地吃，主要是治疗精神错乱和分裂方面的药物。还逼我签字。我拒绝吃药，他们就一起加大剂量灌药。我大脑一阵阵空白，反应迟钝，经常虚脱。医生都很吃惊：我吃那么多药，竟然还很清醒，很多人早都已经痴呆了。
我被他们吃药逼得要崩溃了，就抵制、揭露迫害，警察说我“大疯子”，就快成精神病了。他们四次把我关在更加暗无天日的禁闭室里。我最后一次被关在禁闭室长达五个月左右，多次被迫害得要窒息死亡。离开禁闭室被解教释放前，我已经被迫害得四个月完全不能睡觉，警察加倍给我注射两针药剂和服用四片安定药片也不能使我入睡。最后一个月，我完全无法进食，呕吐不止。这期间，更是被逼大量吃药。每次都被检查，药吐出去没有，如果药被吐出去了，一定被补上。
5、集训队禁闭室的精神迫害
集训队在劳教所内一个偏僻的地方，不引人注意。而禁闭室是在集训队内一个更加隐蔽的后院。通过警察监控室才能进去。
禁闭室只有一个铁门没有窗户，屋内顶部有两个监控器，墙壁四周用海绵和布包着，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空气不流通，阴暗潮湿。有一张只能容纳一个人宽的狭长的脏床，挨着床一个便池。在里面不知道白天黑夜，什么都不知道。冬天，禁闭室是冰窖；夏天，禁闭室是蒸笼。有时，包夹在里面折磨我，长期不许我睡觉，限制坐姿、睡姿，打骂、虐待。最后一次五个月我是被单独关押在里面，任我死去活来，让我见不到人影。
白天，禁闭室内的喇叭里放着震耳欲聋的刺耳音响，吵得我一刻也不能安静，烦躁得要发疯。我被迫害得不会睡觉了，头痛难忍，经常痛得从床上滚到地上，再爬到床上，痛不欲生。又困得要命，憋得难受，经常感到窒息。有时我用水把自己全部浇透，有时我长时间趴在地上，才能感觉有些缓解。感到自己像垂死的鸡鸭一样在挣扎着活命。
6、一个月内六次验血，多次检查器官
在最后一次被关禁闭时，我曾在一个月里被抽了六次血液，血液被抽出后，医生嘱咐：“赶快封起来送走”。
我还多次被突然带去公安医院检查器官，做胸肺透视，验尿等。最后那次我突然被带去后，给我做B超时，问我，憋不憋尿？我不憋尿，警察就命令我一连喝了六杯水，然后命我在通道里走来走去，再喝水再走动，加速排泄。做了B超后，我看到警察们异常地高兴，结果在称体重时，发现我在十几天里少了十五斤体重，怀疑我得了癌症。
在被多次抽血和检查后，我就吃不了饭了，吃了就吐，一直到被释放。
他们验血和检查身体器官，绝不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因为，他们一直在用各种手段迫害我的身体。那么他们这样做显然是别有用心。后来，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事被媒体披露后，联想起他们对我奇怪的验血和检查，我才觉得很害怕。
（四）造假掩盖迫害 欺骗国际社会
我被迫害的消息在海外媒体曝光后，劳教所为掩盖迫害想了很多办法。国外记者来访、上面来人检查或家属接见时，警察就允许我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还让我多睡会儿。原来故意饿着我，吃不到菜，而那一天却很丰盛。警察照像、录像给外面人看。参观人走后，我照样被虐待和体罚。有一次，突然不再限制我坐姿，让我坐着看书，抬来一张桌子，拿来大米饭，炒鸡蛋等。我一看又是造假，就大声揭露警察对我的迫害，监控器把声音都传出去了，他们吓得赶紧把我架走。
劳教所从各队抽调相貌近似的人以便冒充我。这是劳教所惧怕我在国际调查人面前揭露迫害而想出的招术。他们安排相似的人跟我在一起，模仿一举一动，学说话，千方百计套问我的个人亲友情况。包夹说，有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接受采访，被减刑回家了。
有一天一大早，我就被转移到天堂河医院住院部，警察们带我象征性体检，不仅意外地不铐我，还假惺惺地搀扶着我。后来把我带到所长室谈话，我就揭露宋丽丽等恶警对我的迫害。之后我被送回了集训队。我发现集训队只剩了空屋子，里面的东西和住的人全都不见了，警察正重新钉“集训队”的门牌。后来我才听说，国际来人调查劳教所虐待我一事。他们原来是想销毁证据。晚上，被拆的集训队又重新组建起来了。
经历了两年半的单独密闭关押迫害，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我被非法劳教期满，已经奄奄一息，警察不得不释放我回家。出所时，我已经不能行走。头发花白，满脸皱纹，还长了很多老人斑。连熟悉我的户籍警察和老邻居都认不出我了。
刚出劳教所大门，派出所警察王海鹏就直接收回了我的解教通知书，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时绑架我。
我在中午十二点多被送到家，根本不能进食。我先生见状流下了眼泪。不料，警察在下午两点左右就到家中抓我，准备送我到所谓“法制培训中心”（中共当局为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而设立的洗脑班，为欺骗民众而美其名曰“法治培训中心”，实为私设监狱。）继续迫害。家人强烈要求允许我住院治疗。警察见我真的快死了，才没抓我。
我出院后，警察多次上门骚扰，监视。最后一次，一大群警察上门要绑架我，我侥幸逃脱后，于二零零七年十二月被迫流亡海外，得到联合国的难民庇护，辗转来到美国。
五、大哥刘桂汉被非法劳教 父母含冤离世
刘桂汉，北京运输公司退休职工，家住顺义胜利建新北区32楼2门203号。在职时工作积极认真、专业技术精湛，对工作单位与社会多有贡献。退休后，多次被技校聘请讲课，传授专业技术。
二零零六年五月七日晚上七点多，65岁的刘桂汉在顺义博联天地小商品市场，遭到顺义公安分局光明派出所刑警队绑架，绑架者约七人，为首者姓刘。
当晚九点多，在将刘桂汉绑架到光明派出所后，顺义公安分局国保支队、光明派出所单雄、席雷等多名恶警不敲门，非法闯入刘桂汉家中，进行非法抄家，抢劫走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财物，却公然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不给刘桂汉的家属开具清单。
恶警绑架刘桂汉后，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一直没有给他家属送达任何有关他的书面或口头的通知。焦急的家属多方打听，才知道他被非法关押在顺义公安分局看守所。
八月十六日上午九点多，顺义公安分局法制处打电话将刘桂汉的家属叫去，其家属才得知，顺义公安分局恶警以刘桂汉散发法轮功宣传品3份，在家中“藏匿”法轮功真相资料20余份为由，将他非法劳教二年。而此时刘桂汉已被非法关押3个月零9天，违法超期羁押近两个半月。为了掩盖他们违法超期羁押的恶行，恶警竟然不惜弄虚作假，无耻的将劳教“决定书”的日期写成两个多月前的二零零六年六月七日。因此，刘的家属拒绝在劳教“决定书”上签字，并指出恶警的种种违法行为。心虚的恶警对此百般狡辩抵赖，表示是北京市劳教局的决定，不服就找他们上诉去。
刘桂汉八月十六日当日即被转移到团河劳教人员调遣处1队非法关押，被迫害出现严重的高血压症状。
刘桂汉的三弟也是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修炼，被非法劳教两年。
四个子女遭受迫害，刘桂汉的母亲于二零零三年十月离开人世，随后刘桂汉的父亲也离世。
刘桂芙二零零二年八月从北京女子劳教所出来，才回到了家，一见到父母都痛苦的蜷缩在肮脏的床上，她忍不住哭了。以后一直经常过去照料老人，喂水喂饭、端屎端尿，直到他们在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八、十九日在安详中离去。
亲朋好友、同事街坊来为两位老人送行时说：“以前我们看到老刘俩口没人照顾，都说老刘的子女怎么那么不孝，没有人性，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共产党把孝顺的子女都关进了监狱劳教所，这么高龄的老人没人照顾，共产党才没有人性！”
六、刘桂芙丈夫刘保国被非法刑事拘留一个月
刘桂芙的丈夫刘保国原来修炼法轮功，在中共疯狂迫害后害怕迫害，不敢炼了，以致旧病复发，每日在病痛中挣扎。
（明慧网）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四日，刘保国被北京海淀区三个警察从家中绑架并非法抄家，家里翻的乱七八糟。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因没抓到刘桂芙，就绑架了刘保国和院内租住的房客静静。
刘保国被非法刑拘三十天后，因病取保候审，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刘保国是当地的有名的老实人，他的遭遇引起民愤，邻居们敢怒而不敢言。
刘桂芙说：“我亲身遭受了中共对法轮功不断升级的残酷迫害，至今身体还有被迫害的后遗症。但是，今天我能正常地活着，就是个奇迹。感谢海内外所有为营救我而呼吁、奔走的善良的人们！感谢向劳教所打电话制止迫害的素不相识的人们！感谢人权组织对我的援助！特别感谢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位议员！他曾经亲自致信中共司法部，呼吁释放我。特别感谢酷刑调查专员诺瓦克先生！他曾经到中国调查我和其他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没有这么多正义之士对我生命的关注，迫使中共减轻了对我的迫害，我恐怕早就被中共虐杀了。
“我很悲痛，我的许多熟悉的善良的功友被中共迫害死了……中共的迫害仍在继续，请联合国帮助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信仰迫害。请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帮助制止这场对良知的迫害。请善良的人们认清中共迫害的邪恶，帮助受难的法轮功学员。”
刘桂芙女儿当时在美国呼吁正义人士营救她母亲时说：“听到中国无辜的人们遭受迫害，我曾经保持沉默。甚至听到母亲在中国遭受迫害，我也曾经保持沉默。但今天我意识到我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我选择为我的母亲站出来，告诉全世界，我妈妈在承受多么可怕的不公正待遇和邪恶迫害。”“印第安纳州的美国议员也曾向北京有关当局致信要求立即释放我母亲，还有很多善良的中国人和美国人也向我表示慰问与同情。人在难中所得到的帮助是这样温暖人心。从这些善良人身上，我看到了人类应有的良知和正义感。”“我从没有想当一个能改变世界的英雄，我只是希望生活在中国的人们能有正常人所享有的基本人权，我只是希望生活在中国的人们有思考的自由，有说话的自由。”
（转自明慧网/责任编辑：张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