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讨论了中共内斗的一条主线——习近平的接班人问题，本篇讨论内斗的另一条主线：对习近平的追责。
习近平上台近8年，贵为核心，人还在世就把名字写进了党章、“宪法”，不仅凌驾江胡，也超过了邓小平，直追毛；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此的是，中共每况愈下，现在简直就是“末日狂奔”，习近平对此能没有责任吗？因此，对习追责，几乎成了中共各派政治势力的共识。
例如，今年上半年，各种“逼宫”消息不断。不论是太子党陈平转发的公开信（呼吁召开紧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习近平是否适合继续担任国家领导人的问题），还是署名“邓朴方”的“致两会代表的一封公开信”（提出了15个问题），都声色俱厉、气势汹汹。
面对追责，习又能怎么办呢？
首先，把权柄、把刀把子握得紧紧的，近乎一种病态的敏感。
三类人群尤为防控重点。其一，对党内现职高层和退休元老，精密布控，打击任何“非组织政治活动”。五中全会即将推出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其用意就是要把习的“定于一尊”具体落实，板上钉钉。
其二，对公开批评者，如属于红二代的任志强被重判18年，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被取消退休待遇、冻结银行账户（幸亏人在美国，否则还不知怎么样呢）；如知识分子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被开除公职、不准各界人士救济、不准出国，法学博士许志永再次入狱，等等。这些是做给社会群众看的，杀一儆百。
其三，防范经济大腕、金融大亨，尤其打击政商串联者（如重判安邦保险集团吴小晖18年、越境抓捕明天系的肖建华、马云被迫退休等等），宣称重构“亲”、“清”政商关系；同时，高调统战民企，9月16日发布“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份民企统战文件，用意是杜绝任何经济力量脱离控制，为异己提供资源。
其次，紧缩政治言论空间，打击异己，确保“习思想”一统天下。
这里仅提三个突出做法。其一，大量编辑、出版习近平著作，刮起个人崇拜之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自2014年出版后，今年已出到第三卷；还有多种专题摘编型的单行本。吹捧奉承之风全国劲吹。例如，7月24日，王毅把成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称为“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梁家河大学问”之类的丑剧层出不穷。此外，习的画像也在许多地方悬挂，甚至挂进佛寺道观、天主教堂、西藏喇嘛庙。
其二，“四个意识”、“两个维护”成为中共干部（尤其高干）表态标准。习当局严厉打击“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者。2003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经2015年和2018年两次修订，强化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妄议中央”成为一些落马官员的罪名之一。
其三，2019年1月1日，“学习强国”上线，体制内的人，每天必学。这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学习习思想的平台，集新闻聚合、即时通讯和社群网路等功能于一体，包括行动应用程式端（APP）及网站。德国网路安全公司调查发现，学习强国APP每天会收集并行送详细的手机使用记录档，是个监控利器。
习的这些僵硬、强硬做法，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使自己处境更加恶化，促进了党内反习势力的大联合。
目前，习近平内外交困，形势有利于党内反习势力。国内外形势越严峻，党内反习势力的声浪就越高，对习追责的压力就越大。但是，党内反习势力也存在一个最大的难题，即政治纲领问题。
习近平声称自己“保党”，“不走封闭僵化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邪路”。但问题是，在“封闭僵化”和“改旗易帜”之间，实质上并没有第三条路，这是习现在走投无路的根本原因所在。
党内反习势力，追责习近平容易，可以把目前的困境、绝境都归因到习头上，但是，又如何走出新路呢？
如果仍然坚持“保党”，那也只能向左转，与习的做法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顶多是策略放灵活些、身段放低些；但是，这于内而言老百姓不买账，于外而言离美国诉求相差太远，仍然苟活不了几天。须知，打着邓小平的旗帜来反习，绝没有出路，因为邓小平旗帜本身就有大漏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跛足改革早死于六四屠杀了。
党内反习势力的唯一出路，只有“改旗易帜”这一条，可是他们有这个认知、决心、意志与能力吗？目前都还难说。
总之，习近平与党内反习势力的搏杀，如果仍陷在“保党”的框架内，双方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同归于尽，没有任何的社会进步意义。
如果，其中一方能与中共切割，那不仅给自己带来生机，也在给中国开辟生路。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