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年轻的红卫兵于1966年和1967年在社会其它阶层中盟友相对较少，而对他们来说，在北京的体育馆内抨击和批评党的领导人，甚至将他们折磨致死，却是何等容易。天津党的领导人和上海市长的案例也一样。后者被系在有轨电车抢修车的吊车上，并遭到毒打，同时宣布他宁死也不愿坦白任何事情。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毛主席（意味着国家机器）以决定来支持“革命者”，像1966年7月26日的决定（随后被撤销）一样。该决定要求关闭所有中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六个月，来动员一支实际上拥有5000万学童的队伍。没有任何事可做，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他们喜欢的事情，甚至杀人（死亡后来被称为“事故”），并且官方媒体无休止地怂恿，什么还能阻挡了这些学童？ 他们的首波大屠杀之一发生在厦门的一所顶尖中学：
12点钟……我们中的几人正在下海游泳回来的路上。当我们走近校门时，听到尖叫声和叫喊声。一些同学跑到我们面前大喊：“斗争开始了！斗争开始了！”
我跑进去了。在运动场和更深处，在一栋四层的新教学楼前，我看到一排排教师，总共约四五十人。他们的头上和脸上被泼上黑墨水，结果他们现在实际上成了一个“黑帮”。挂在他们脖子上的标语牌写有诸如“反动学术权威某某”、“腐败的罪魁祸首某某”、“阶级敌人某某”、“走资派某某”等字样：所有的称号都是从报纸上摘录的。每块标语牌上都有一个红十字，使教师们看起来像是等待处决的死囚。他们都戴着涂有类似称号的纸糊的高帽，并背着脏扫帚、鞋子和掸子。
他们的脖子上吊着装满岩石的桶。我看到了校长。他脖子上的桶很沉，以至于金属丝深深地扎进他的脖子里。他趔趔趄趄。所有人都赤着脚，一边敲着破锣或破罐子，一边在田野里走来走去，并且大叫：“我是黑帮歹徒（black gangster）某某。”最后，他们都跪下来，烧香，并乞求毛泽东“赦免他们的罪行”。
我被这一幕惊呆了，我感到自己脸色苍白。几个女孩几乎昏了过去。
殴打和折磨随之而来。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折磨：吃粪便和昆虫；遭受电击；被迫跪在碎玻璃上；被吊着手脚，“像飞机一样”。
那些立即拿起棍棒并施加酷刑的人是学校恶霸。他们作为党干部和军官的子女，属于“红”五类。该团体也包括工人、贫下中农及革命烈士的子女……他们粗俗而残忍，习惯于炫耀其父母的身份，并与其他学生争吵。他们在学校表现得如此糟糕，以至于他们几乎被开除，大概因此而怨恨这些老师。
在教唆者的极大鼓动下，其他学生也大喊“打他们”，跳到老师们身上，挥舞着拳头并进行踢打。落后者被迫用大声的喊叫和紧握的拳头来支持他们。
这没什么奇怪的。年轻学生通常和平而守规矩，但一旦采取了第一步，一切都必然随之而来……
那天对我最沉重的打击，是我最敬爱的老师陈古德（Chen Ku-teh，音译）被害……
陈老师，60多岁，患有高血压。他于11:30被拖出，在夏日的阳光下暴晒超过两小时，然后带着标语牌、敲着锣，与其他人一起被到处游街。然后，他被拖上一栋教学楼的二层，并再次被拖下去，一路上被用拳头和扫帚柄殴打。在二楼，他的一些攻击者跑进教室，去拿一些带有杆子的竹子，用来进一步殴打他。我拦住了他们，恳求道，“你不必这样做。这太过分了！”
他几次昏倒，但每次都是被用冷水泼在脸上来恢复知觉。他几乎无法动弹。他的脚被玻璃和荆棘割破了。但他的精神坚不可摧。他大喊，“你为什么不杀了我？杀了我！”这持续了6个小时，直到他大便失禁。
他们试图将一根棍子强行插入他的直肠。他最后一次晕倒了。他们又把冷水倒在他身上──为时已晚。这些凶手立刻惊呆了，因为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打死人，也是我们中大多数人第一次见证这样的一幕。人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逃跑……他们把他从田野里拖走，拖到一间小木棚里。老师们过去常常在那里打乒乓球。在那里，他们把他放在一个肮脏的体操垫子上，并叫了校医。
“仔细检查他是否死于高血压。你不准为他辩护。”
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并宣布他死于酷刑。一些在场的人抓住医生，也开始暴打他。
“你为什么要和他一个鼻孔出气？你想要像他一样吗？”
最后，医生在死亡证明书上写道：“因高血压突然发作而死。”
（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