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这一个多月来，夜晚上床前，早晨起床后，武汉人第一件大事就是看‘方方日记’，既从她那儿了解疫情的变化，也从她那儿感受武汉人的忧戚。说真的，武汉乃至中国这场旷古未遇的灾祸，好像没有电视报纸的什么事儿，人们也好像完全不知道我们还有电视报纸，大家只顾去搜‘方方日记’，既没人去打听电视报纸说了哪些啥，也不在乎这些媒体到底说了哪些啥，至于信不信这些媒体说的哪些啥，那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之外。”这是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业2月24日发在自己微博上题为“你们，我们，难道就没有一点愧意？”一文中的第一段。
文中还说：“很早就听说官方十分重视这场疫情报道，而且派了几百人组成的新闻工作者奔赴疫区。然而，他们全部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方方。”
“湖北本地的记者我不便多说，也不想多说，从微信上看到，有些外地记者也不敢恭维，他们笔下的少数疫情报道，好像是在故意侮辱人的智商。”
就我所知，戴建业教授说的完全属实，一点没夸张。只不过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夜晚上床前，早晨起床后，把看“方方日记”当做第一件大事的不仅是武汉人，还有许多武汉之外的中国人，其中也不乏海外同胞。
换句话说，“方方日记”在这次疫情中扮演了本该由大陆媒体扮演的角色，而后者在报导疫情真相，反映民情民心等方面几乎就是集体缺席（借用一篇被封杀的文章的题目来说就是“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两者的反差之大之鲜明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官方派赴武汉的几百个记者“全部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方方”？
笔者以为，从根本上讲，不是这些记者都不了解武汉疫情的真相，不了解武汉真实的民情民心，更不是这些记者不想报导武汉疫情的真相，不想报导武汉真实的民情民心，而是因为他们所供职的媒体没有一家不是“党的喉舌”，报导什么，不报导什么，不由媒体说了算，更不取决于记者的意愿，而是取决于“真理部”的旨意，而且这种旨意只能照办，不能违背，谁违背谁就会丢饭碗。那么真理部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加大宣传典型”，“推出更多有温度、有泪点、有人情味的‘暖新闻’”，“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一言以蔽之，就是舆论维稳，就是严禁“负面报道”。
正如《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一文所描述的那样，大陆媒体在疫情发展过程中, “做的基本上都不是合格的新闻媒体应该做的事情”。在1月20号官方公布疫情爆发之前, 这些媒体发挥的主要功能是掩盖和安慰, 声称病毒“危害有限”，“可控、可治、不会人传人”。除了语焉不详的几次疫情通报, 武汉当地的媒体营造的气氛都是一派祥和。而20号以后，开始报导大规模感染病例、武汉“封城”、求援, “报导大多服从另一个主基调，就是表决心和讴歌好人好事，从之前的“安慰”变成了“鼓劲”和“感动”。
试想，为了舆论维稳炮制出来的这些“侮辱人的智商”的“暖新闻”、洗脑新闻，脑子正常的人谁会去关注，谁又读的下去？说的都是假话、官话、空话，别说几百个记者，就是再多的记者，加起来也不可能抵得上一个说真话、实话的方方。戴建业教授说的好：“各级各地组织那么庞大的新闻队伍，浪费纳税人那么多钱财，面对单枪匹马的方方，你们难道没有一点愧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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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