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梦走向高潮 死神光临中川
进入一九五九年，随着卫星满天飞，凯歌震云霄的“高歌猛进”，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饿殍遍地，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却出现了破饭现象，上面发出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勒紧裤带还外债。”干部们说：是那个“老大哥”背信弃义，硬卡我们的脖子，不吃或少吃粮食，所以人们的粮食标准一降再降。那些重体力劳动者，从原来的48市斤降到38斤。我们从事脑力劳动的医务人员，从每月28市斤降到19斤，其中还要扣除半斤粮食来储备作为月大的调剂粮，所以每天只有6两。然而，13000多劳教犯人的繁重劳动却有增无减，有的长达12小时以上。饥饿、营养不良、体力的加倍消耗，水肿病开始大量上升。加之医院中药品匮乏，连普及的维生素及葡萄糖之类的药品也在严格控制之下。当病人处于极度心力衰竭必须使用时，医生的处方还需院长签字批准，而且其批准用量只是处方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医院的院长，叫向黑蛋，山西人，文盲。除认得年月日的12345，只认得他那个“向”字。因为资格老（1942年当八路），他说怎么办就是真理，他想骂谁，你就只能低着头等他骂，稍有辩白将会接受他的耳光拳头。他的口头禅是，对你们（劳教、犯人）就要用对付日本鬼子那样的办法。
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病员的上升率逐日增加。原有的病房再也无法容纳了。于是又利用一些废弃的工棚增设了二病区、三病区。这些病区都用木料绑成的通铺，不管什么病员，反正“见缝插针”的安置。由于无药品治疗，病人的死亡率也逐日增加。到一九六一年春天因每天死亡2～3人增加到每天死亡10人以上。有时当一个死人才抬出去丢在地上，第二个死人马上又得抬出去丢。对于一天死上三、五个人的现象无论是干部还是医务人员都已经司空见惯至麻木。我的历史记录，一天死亡22人，是在战争中死亡人数的几倍。在三年中，中川铁厂到底死亡多少人，恐怕时至今日，官方也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据我个人概算，决不少于1500～2000无辜者死于非命。
人死了，总是要掩埋的。医院里有一个杂工组，都是身强力壮的劳教人员。杂工组的工作任务是为全医院干工伙食团，及劳教、病员伙食团的粮食、蔬菜、燃料等运动工作。
后来又兼任掩埋死人的工作。病人死了，通知杂工组组长。由组长持医院办公室开的证明，到基建中队的木工房去用边角余料钉一付匣子再装上死人，抬到三峨山上去挖坑埋上。然而杂工组埋人也很动脑筋的，先在一个土埂上挖一个坑，将木匣子放下后，临近挖土来掩埋，取土的第二个坑，又是放匣子的坑，就是用第三坑的土埋二坑，第四坑的土埋三坑，依次类推，却似农村中栽红苕时那种苕埂。由于土薄，偶遇大雨冲刷泥土冲走，木匣显露，那些无辜的死尸成为一群饿狗的美味佳肴。所以当时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人由饥饿而得了水肿病，有的则骨瘦水如柴，可是有几只野狗却长得肥胖胖的，因为它们时常都享受到人肉的美味。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听用坟”
死人越来越多，到后来连个薄薄的木匣子（棺材）的木材也没有了，只好将死者用被单一包就丢进坑里用土掩上了事。
到一九六一年，也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后期，神州大地也是哀鸿遍野，关在中川铁厂的劳教分子，更是有脚无路，自然就只有当“等死队”队员的份了。
此时，医院各病区已人满为患。入院的病人只能放在过道上。设备简陋，药品匮乏，如果说病区是挽救生命的场所，倒不如说是那些无辜者等待结束生命的“停尸房”。死亡人数一天一天的增多，靠那几个杂工组来掩埋死人已经不能完成了，然而那一具具赤身裸体的死人，抛在病房外的空地上，必然给人们精神上造成恐慌、影响。于是医院书记杨一萍，召集医护人员开会，要求各病区的死人，由各病区医护人员掩埋，如不即时处理，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要追求责任，同时规定：凡埋一个死人，奖励饭票一斤。在那个“天堂”岁月年代，一斤饭票的诱惑力胜过百万黄金。
病区的医护人员，相对而言，比较年轻，虽然粮食定量低（每月19斤）但劳动量小，热能消耗量也少些。正如古人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开始时，两个抬一个死人，每人可得饭票半斤。但一个人又不能弄走一个死人。后来，大家为了那贵如黄金的一斤饭票，想出一个办法；一次挑两个死人。即用一根绳子将死人的手脚捆在一起，用一根竹竿木棒从中间穿过，那些死人本来已经骨瘦如柴，两个死人加在一起也不过100多斤，我们这些医护人员完全可以承担，而且，并非天天有此繁重体力劳动，何况还有那两斤粮食的热能补足。从此，各病区的院坝中，再也见不到堆积的死人了。
一个医护人员一次挑两个死人，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掩埋。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在三峨山的半山坪中，发现一个山洞，有两米宽的口径，有多么深，谁也不知道。所以，把死人挑到洞口边，绳子解脱（因下次还要用的原因）用脚一蹬，那死尸就掉到洞里去了。这样的作为，实属惨无人道。然而，造成如此惨绝人寰的非人道行为，并非是个人的道德行为，而是恶劣的社会环境把草菅人命成为合法的制度准则。何况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这些牛鬼蛇神如当年的犹太人，如何处理都是自然合理的。
中川铁厂所在的沙湾镇，背依荒凉的三峨山，面对汹涌的大渡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国内颇有一点“名气”。沙湾镇闻名国内，并不因为她是郭沫若的故乡，而是从全国各地那些手持《死亡通知》的父母、妻儿千里迢迢到沙湾镇的中川铁厂来祭奠亲人的亡灵。
这些家属来到中川铁厂后，交上《死亡通知》和由当地有关部开具的证明（介绍信）厂部派人带到管教科办公室。管教科在核对了证明后并查找死者的档案，一切核对无误，才又派人将家属带到医院办公室。管教干部根据《死亡通知》上经治医生的签名，立即叫该医生带上死者的住院“病历”（都是通过整理的）向家属介绍，诸如：入院时间、检查诊断以及治疗情况，总之要体现出政府的人道主义、干部的关心，医生的努力，终因治疗无效而“正常”死亡。那些“病历”材料不要说一般外行，就是专业人士也很难从中找出什么破绽的。家属们都要求到自己的亲人坟前去祭奠一下，那时候香蜡纸钱是绝买不到的，但到亲人的坟前去流几点眼泪，以寄托哀思之情，也是人类亲情表示的最低要求。可是众多的死人抛尸荒山野地，哪有坟墓可指的呢？政府官员们早就想到这点众多亲属的愿望。
还在六○年前，在一病区后山一坝10平方的土地上，埋了一座坟（死者是谁，不知道），坟周用乱石堆砌，坟上长满了青草，和一般大户人家的坟头一样壮观。每当有亲属要看时，就带到这座坟前，用一块木板临时写下×××之墓，家属信以为真，以为坟内真的就是自己的骨肉，于是儿哭爹，妻哭夫，一个个哭得死去活来，以后不管哪个家属，一律照此办理，万无一失。至于这座坟内的死者究竟是谁，只有天知道，不过他却有“幸”成了众人的“儿子”，众人的“爹”，众人的“丈夫”，众人的“亲属”，而且他还向众劳教右派的家属展示了人民政府的革命人道主义，说明自己虽然成为“右派”，成了人民的“敌人”，虽然“死有余辜”，但死后人民政府还如此厚葬，真是皇恩浩荡，说不尽，只有来世再报答！
我每每见此情景，便不禁想起少年时，偶尔也玩一种游戏叫麻将。麻将牌中有一张牌叫“听用”，谁拿到了这张牌，最容易“和牌”，因为这张“听用”牌，可以当任何一张牌使用，你需要“二万”它就是“二万”，你需要“红中”它就是可以作“戏中”，可以随心所欲，随便使用，我想那些中川铁厂的干部，也许就是从这麻将的“听用”牌中得到了启示。于是“发明”了这座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听用”坟既可以代表张三接待亲属也可代表李四、王五……，真是妙极了，可惜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吉尼斯世界记录，否则一定要去注册申请，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抱个金奖、银奖回来，好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怎一个“悲”字了得？
最令人终生难忘的一幕人间悲剧，发生在一九六一年深秋时。三峨山上，深山枯草在秋风中抖瑟，几株枯树上，偶而停着一两只昏鸦，发出凄凉的哀鸣，更增添在苦难岁月中熬煎着的囚徒悲凉心情。一天中午，医院领导叫我将死者宋方林的病历材料带来，因他的妻子前来询问。我带着病历材料来到办公室，见一位形容憔悴的中年女人身边偎依一个7、8岁的女孩，一个大致有4岁的男孩，此情此景不须问，就知道是母子关系。我只能按照以前几百次的“操作规程”按病历上记载，向母子三人宣读其亲人的“死亡判词”。那妇女在听着我振振的宣读后，已泣不成声。两个孩子看到妈妈在哭泣，那幼小的眼里也充满了泪水。那女人提出要去看一看丈夫的坟墓，要求是合理的，医院领导们的办法依旧，叫我将母子三人带到那座“万人亲坟”去祭奠。那女人来到坟前从一个补着补丁的布口袋里取出两条冷红苕，放在坟前称是千里吊夫的“祭品”。母子三人趴在地上发出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嚎。渐渐地那女人大的哀器变成微弱的抽泣，我因怕那女妗过分悲伤而再现休克，我只得用一些当时很流行的政治谎言来安慰她，诸如他被划为右派，是因思想没有很好的改造……病了后，政府是如何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进行医治……死后又是如何的厚葬……，无论我怎样以堂皇的政治术语，她就是爬在坟前不起来。
有人说过，中国人的精神承受力是相当惊人的，居世界首位。中国人从降生到懂事开始，比别的学科先学的就是“压抑”，从而便获得了“压抑功能”，更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锤打和社会的帮助，建立了“压抑免疫系统”，在任何社会悲剧面前，都不会让中国人精神崩溃，因此中国人患精神病比率少于其他西方国家，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在这母女姑人的悲痛中，任何冷血动物、铁石心肠也不得不流出同情的泪水。大概是“物伤其类”的效果反应吧，此时此景，在脑海里浮现出一种幻觉，不知何年何月，我的妻儿也会在此上演一幕同样的悲剧吧。因久劝无效，怕出现意外，我只得坦诚相告，我也是右派，也是劳教人员，只是改造的分工和环境不同，而得苟喘的机会罢了。
那女人听到后，感到是丈夫的“同类”，心灵上略有一丝宽慰，那一双充满泪水眼睛凝视着我，是信？还是不信？不过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谁也不会去冒充坏人的。待她完全停止了啼哭，才将母子三人带到第一病区的病房（医院的临时招待所）住下来，并从病房中选了两件比较清洁的被盖来，叫他们住下。然而吃饭却成了难题，因为到厨房去吃饭，必须交纳粮票和钱。母女三人来自农村，何来粮票呢？看他人、想自己，我只好主动将挑死人得到的“奖赏”拿出一斤，又向其他医护人员动员，因为我是病区的主治医生，病区里除那个一门不懂的护士长（女干部，其实是干部家属）外，我还是有一点权威性，所以当我说明情况后，那些因挑死人而得到“奖励”的人，也自愿拿出二两、三两，总共凑了三斤粮（饭）票，才到厨房里取来三个“罐罐饭”（每罐三两），炊事员也发了一次善心，将那有盐无味的牛皮菜又多添了一铁碗，这在那饥荒岁月里是何等的难得啊。当我把饭菜端到母女三人面前时，那女人从自己一份又分出一点到儿子的罐罐里，那小女儿见到妈妈分饭给弟弟，她也从自己的一份中分一点给弟弟，母子情、姐弟情，真令人心酸。
女人的天性从来都是以付出为主，只要她成为感情的俘虏，她可以毫不犹豫地不想任何后果而勇往直前的付出，置入狂热的付出漩涡中去。
“往事微痕”供稿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李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