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夢走向高潮 死神光臨中川
進入一九五九年，隨著衛星滿天飛，凱歌震雲霄的「高歌猛進」，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餓殍遍地，社會主義的大好形勢卻出現了破飯現象，上面發出號召：「低標準、瓜菜代，勒緊褲帶還外債。」幹部們說：是那個「老大哥」背信棄義，硬卡我們的脖子，不吃或少吃糧食，所以人們的糧食標準一降再降。那些重體力勞動者，從原來的48市斤降到38斤。我們從事腦力勞動的醫務人員，從每月28市斤降到19斤，其中還要扣除半斤糧食來儲備作為月大的調劑糧，所以每天只有6兩。然而，13000多勞教犯人的繁重勞動卻有增無減，有的長達12小時以上。飢餓、營養不良、體力的加倍消耗，水腫病開始大量上升。加之醫院中藥品匱乏，連普及的維生素及葡萄糖之類的藥品也在嚴格控制之下。當病人處於極度心力衰竭必須使用時，醫生的處方還需院長簽字批准，而且其批准用量只是處方的一半或三分之一。醫院的院長，叫向黑蛋，山西人，文盲。除認得年月日的12345，只認得他那個「向」字。因為資格老（1942年當八路），他說怎麼辦就是真理，他想罵誰，你就只能低著頭等他罵，稍有辯白將會接受他的耳光拳頭。他的口頭禪是，對你們（勞教、犯人）就要用對付日本鬼子那樣的辦法。
由於嚴重的營養不良，病員的上升率逐日增加。原有的病房再也無法容納了。於是又利用一些廢棄的工棚增設了二病區、三病區。這些病區都用木料綁成的通鋪，不管什麼病員，反正「見縫插針」的安置。由於無藥品治療，病人的死亡率也逐日增加。到一九六一年春天因每天死亡2～3人增加到每天死亡10人以上。有時當一個死人才抬出去丟在地上，第二個死人馬上又得抬出去丟。對於一天死上三、五個人的現象無論是幹部還是醫務人員都已經司空見慣至麻木。我的歷史記錄，一天死亡22人，是在戰爭中死亡人數的幾倍。在三年中，中川鐵廠到底死亡多少人，恐怕時至今日，官方也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據我個人概算，決不少於1500～2000無辜者死於非命。
人死了，總是要掩埋的。醫院裡有一個雜工組，都是身強力壯的勞教人員。雜工組的工作任務是為全醫院幹工伙食團，及勞教、病員伙食團的糧食、蔬菜、燃料等運動工作。
後來又兼任掩埋死人的工作。病人死了，通知雜工組組長。由組長持醫院辦公室開的證明，到基建中隊的木工房去用邊角餘料釘一付匣子再裝上死人，抬到三峨山上去挖坑埋上。然而雜工組埋人也很動腦筋的，先在一個土埂上挖一個坑，將木匣子放下後，臨近挖土來掩埋，取土的第二個坑，又是放匣子的坑，就是用第三坑的土埋二坑，第四坑的土埋三坑，依次類推，卻似農村中栽紅苕時那種苕埂。由於土薄，偶遇大雨沖刷泥土沖走，木匣顯露，那些無辜的死屍成為一群餓狗的美味佳餚。所以當時出現了一種反常現象。人由飢餓而得了水腫病，有的則骨瘦水如柴，可是有幾隻野狗卻長得肥胖胖的，因為它們時常都享受到人肉的美味。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聽用墳」
死人越來越多，到後來連個薄薄的木匣子（棺材）的木材也沒有了，只好將死者用被單一包就丟進坑裡用土掩上了事。
到一九六一年，也就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後期，神州大地也是哀鴻遍野，關在中川鐵廠的勞教分子，更是有腳無路，自然就只有當「等死隊」隊員的份了。
此時，醫院各病區已人滿為患。入院的病人只能放在過道上。設備簡陋，藥品匱乏，如果說病區是挽救生命的場所，倒不如說是那些無辜者等待結束生命的「停屍房」。死亡人數一天一天的增多，靠那幾個雜工組來掩埋死人已經不能完成了，然而那一具具赤身裸體的死人，拋在病房外的空地上，必然給人們精神上造成恐慌、影響。於是醫院書記楊一萍，召集醫護人員開會，要求各病區的死人，由各病區醫護人員掩埋，如不即時處理，造成不良的政治影響，要追求責任，同時規定：凡埋一個死人，獎勵飯票一斤。在那個「天堂」歲月年代，一斤飯票的誘惑力勝過百萬黃金。
病區的醫護人員，相對而言，比較年輕，雖然糧食定量低（每月19斤）但勞動量小，熱能消耗量也少些。正如古人說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開始時，兩個抬一個死人，每人可得飯票半斤。但一個人又不能弄走一個死人。後來，大家為了那貴如黃金的一斤飯票，想出一個辦法；一次挑兩個死人。即用一根繩子將死人的手腳捆在一起，用一根竹竿木棒從中間穿過，那些死人本來已經骨瘦如柴，兩個死人加在一起也不過100多斤，我們這些醫護人員完全可以承擔，而且，並非天天有此繁重體力勞動，何況還有那兩斤糧食的熱能補足。從此，各病區的院壩中，再也見不到堆積的死人了。
一個醫護人員一次挑兩個死人，隨之而來的是如何掩埋。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在三峨山的半山坪中，發現一個山洞，有兩米寬的口徑，有多麼深，誰也不知道。所以，把死人挑到洞口邊，繩子解脫（因下次還要用的原因）用腳一蹬，那死屍就掉到洞裡去了。這樣的作為，實屬慘無人道。然而，造成如此慘絕人寰的非人道行為，並非是個人的道德行為，而是惡劣的社會環境把草菅人命成為合法的制度準則。何況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這些牛鬼蛇神如當年的猶太人，如何處理都是自然合理的。
中川鐵廠所在的沙灣鎮，背依荒涼的三峨山，面對洶湧的大渡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國內頗有一點「名氣」。沙灣鎮聞名國內，並不因為她是郭沫若的故鄉，而是從全國各地那些手持《死亡通知》的父母、妻兒千里迢迢到沙灣鎮的中川鐵廠來祭奠親人的亡靈。
這些家屬來到中川鐵廠後，交上《死亡通知》和由當地有關部開具的證明（介紹信）廠部派人帶到管教科辦公室。管教科在核對了證明後並查找死者的檔案，一切核對無誤，才又派人將家屬帶到醫院辦公室。管教幹部根據《死亡通知》上經治醫生的簽名，立即叫該醫生帶上死者的住院「病歷」（都是通過整理的）向家屬介紹，諸如：入院時間、檢查診斷以及治療情況，總之要體現出政府的人道主義、幹部的關心，醫生的努力，終因治療無效而「正常」死亡。那些「病歷」材料不要說一般外行，就是專業人士也很難從中找出什麼破綻的。家屬們都要求到自己的親人墳前去祭奠一下，那時候香蠟紙錢是絕買不到的，但到親人的墳前去流幾點眼淚，以寄託哀思之情，也是人類親情表示的最低要求。可是眾多的死人拋屍荒山野地，哪有墳墓可指的呢？政府官員們早就想到這點眾多親屬的願望。
還在六○年前，在一病區後山一壩10平方的土地上，埋了一座墳（死者是誰，不知道），墳周用亂石堆砌，墳上長滿了青草，和一般大戶人家的墳頭一樣壯觀。每當有親屬要看時，就帶到這座墳前，用一塊木板臨時寫下×××之墓，家屬信以為真，以為墳內真的就是自己的骨肉，於是兒哭爹，妻哭夫，一個個哭得死去活來，以後不管哪個家屬，一律照此辦理，萬無一失。至於這座墳內的死者究竟是誰，只有天知道，不過他卻有「幸」成了眾人的「兒子」，眾人的「爹」，眾人的「丈夫」，眾人的「親屬」，而且他還向眾勞教右派的家屬展示了人民政府的革命人道主義，說明自己雖然成為「右派」，成了人民的「敵人」，雖然「死有餘辜」，但死後人民政府還如此厚葬，真是皇恩浩蕩，說不盡，只有來世再報答！
我每每見此情景，便不禁想起少年時，偶爾也玩一種遊戲叫麻將。麻將牌中有一張牌叫「聽用」，誰拿到了這張牌，最容易「和牌」，因為這張「聽用」牌，可以當任何一張牌使用，你需要「二萬」它就是「二萬」，你需要「紅中」它就是可以作「戲中」，可以隨心所欲，隨便使用，我想那些中川鐵廠的幹部，也許就是從這麻將的「聽用」牌中得到了啟示。於是「發明」了這座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聽用」墳既可以代表張三接待親屬也可代表李四、王五……，真是妙極了，可惜當時我還不知道什麼吉尼斯世界記錄，否則一定要去註冊申請，一不小心說不定還會抱個金獎、銀獎回來，好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爭光！
怎一個「悲」字了得？
最令人終生難忘的一幕人間悲劇，發生在一九六一年深秋時。三峨山上，深山枯草在秋風中抖瑟，幾株枯樹上，偶而停著一兩隻昏鴉，發出淒涼的哀鳴，更增添在苦難歲月中熬煎著的囚徒悲涼心情。一天中午，醫院領導叫我將死者宋方林的病歷材料帶來，因他的妻子前來詢問。我帶著病歷材料來到辦公室，見一位形容憔悴的中年女人身邊偎依一個7、8歲的女孩，一個大致有4歲的男孩，此情此景不須問，就知道是母子關係。我只能按照以前幾百次的「操作規程」按病歷上記載，向母子三人宣讀其親人的「死亡判詞」。那婦女在聽著我振振的宣讀後，已泣不成聲。兩個孩子看到媽媽在哭泣，那幼小的眼裡也充滿了淚水。那女人提出要去看一看丈夫的墳墓，要求是合理的，醫院領導們的辦法依舊，叫我將母子三人帶到那座「萬人親墳」去祭奠。那女人來到墳前從一個補著補丁的布口袋裡取出兩條冷紅苕，放在墳前稱是千里吊夫的「祭品」。母子三人趴在地上發出陣陣撕心裂肺的哭嚎。漸漸地那女人大的哀器變成微弱的抽泣，我因怕那女妗過份悲傷而再現休克，我只得用一些當時很流行的政治謊言來安慰她，諸如他被劃為右派，是因思想沒有很好的改造……病了後，政府是如何實行革命人道主義精神進行醫治……死後又是如何的厚葬……，無論我怎樣以堂皇的政治術語，她就是爬在墳前不起來。
有人說過，中國人的精神承受力是相當驚人的，居世界首位。中國人從降生到懂事開始，比別的學科先學的就是「壓抑」，從而便獲得了「壓抑功能」，更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錘打和社會的幫助，建立了「壓抑免疫系統」，在任何社會悲劇面前，都不會讓中國人精神崩潰，因此中國人患精神病比率少於其他西方國家，就是最好的證明。然而，在這母女姑人的悲痛中，任何冷血動物、鐵石心腸也不得不流出同情的淚水。大概是「物傷其類」的效果反應吧，此時此景，在腦海裡浮現出一種幻覺，不知何年何月，我的妻兒也會在此上演一幕同樣的悲劇吧。因久勸無效，怕出現意外，我只得坦誠相告，我也是右派，也是勞教人員，只是改造的分工和環境不同，而得苟喘的機會罷了。
那女人聽到後，感到是丈夫的「同類」，心靈上略有一絲寬慰，那一雙充滿淚水眼睛凝視著我，是信？還是不信？不過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誰也不會去冒充壞人的。待她完全停止了啼哭，才將母子三人帶到第一病區的病房（醫院的臨時招待所）住下來，並從病房中選了兩件比較清潔的被蓋來，叫他們住下。然而吃飯卻成了難題，因為到廚房去吃飯，必須交納糧票和錢。母女三人來自農村，何來糧票呢？看他人、想自己，我只好主動將挑死人得到的「獎賞」拿出一斤，又向其他醫護人員動員，因為我是病區的主治醫生，病區裡除那個一門不懂的護士長（女幹部，其實是幹部家屬）外，我還是有一點權威性，所以當我說明情況後，那些因挑死人而得到「獎勵」的人，也自願拿出二兩、三兩，總共湊了三斤糧（飯）票，才到廚房裡取來三個「罐罐飯」（每罐三兩），炊事員也發了一次善心，將那有鹽無味的牛皮菜又多添了一鐵碗，這在那飢荒歲月裡是何等的難得啊。當我把飯菜端到母女三人面前時，那女人從自己一份又分出一點到兒子的罐罐裡，那小女兒見到媽媽分飯給弟弟，她也從自己的一份中分一點給弟弟，母子情、姐弟情，真令人心酸。
女人的天性從來都是以付出為主，只要她成為感情的俘虜，她可以毫不猶豫地不想任何後果而勇往直前的付出，置入狂熱的付出漩渦中去。
「往事微痕」供稿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李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