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出现了各种问题。对这样高级别的共产党人的镇压是怎么形成的呢？在选择受害者时是否有一个逻辑？档案的开放证实了1989年之前提出的许多想法：审判全是捏造的、供词都是通过暴力有系统地提取的、行动是由莫斯科指挥的而且有着疯狂的意识形态背景──最初是反铁托分子，但很快就加上了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反美国的内容。一些事实补充了我们对事件的了解。但是档案的开放也使我们能够就出于消灭南斯拉夫异端邪说的迫切需要而发起的、针对共产党人的第二波镇压，提出一些假设。
丰富的研究已经证实了明显的原因。莫斯科的干预显然是决定性因素。针对共产党人的审判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直接相关；在铁托的反叛之后，斯大林主义政权非得完全控制共产主义运动，并加速把共产主义国家变成苏联卫星国的进程。镇压也与每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相关。被判决的共产党领导人是替罪羊；他们的缺陷被用来解释政府的失败、让人们发泄愤怒。无所不在的恐怖也像种子一样播撒在领导者中，并培育出了恐惧；这一种手段取得了绝对的顺从和对党的命令完全服从，符合了苏联领导人所定义的“和平阵营”的需要。
领导层内的纷争也是选择受害者的一个主要因素。仇恨和相互的嫉妒，在任何基本上是被殖民的社会里都很常见，也发挥了作用。莫斯科就像是一个中央操作手，拉动着线绳，恐吓着它的仆人；而它早就有关于所有这些嫉妒和怨恨的详细信息。
两波席卷了共产党领导人的镇压中每次都有一个受害者的模式。一方面，镇压集中在那些作为志愿者在西班牙内战中参战、抗战中曾在国外或南斯拉夫服过役或曾在法国或英国待过的人。另一方面，在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受害者主要是那些在国内的抗战中打过仗的人。
但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来拷问，为什么说斯兰斯基这个审判如此重要，以及为什么它尤其受到世界范围的关注。在这里有哪些斯大林势力的潜在利益浮出了水面？为什么对这审判投入如此的宣传？为什么刑罚如此残酷？为什么在苏联似乎已经牢牢地掌握了“人民民主”的时候施用如此的暴力？关于这些问题还有更多的东西不断地被发现，特别是有关莫斯科使用了怎样的控制、发送了哪些信件和组织了怎样的会议，还有最重要的是，在现场的苏联顾问们确切的角色。
让我们为这镇压背后的逻辑制定一个初步假设：苏联集团正准备在欧洲开战。“美帝国主义”已成为主要敌人，苏联领导人相信──或希望让人认为他们相信──美国人的攻击正在准备中。对斯兰斯基的审判，它的发展、它精心组织的反响和其强烈的反美意识形态（普遍的反犹主义是次要的），这些全是苏联战争准备的一部分。恐怖主义并非只针对共产党的队伍内部，也针对敌人。斯大林在上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时期以及战前阶段已经用过这招。他是否认为他可以再次使用这个策略呢？
那些在档案馆工作的人认为，在1951至1952年左右，韩战仍在进行时，苏联正加紧为一场在欧洲的战争做准备，甚至可能已经准备好了全面入侵和占领西欧。在1951年一场和政治与军方官员的会议上，斯大林提到了在1953年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经济被最大程度军事化的现象无处不在。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捷克斯洛伐克会在任何此类突发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从奥匈帝国时期开始，该国的军备工业就一直高度发达。在上世纪3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是世界主要武器出口国之一。1949年后，它也开始向苏联供应武器。苏联顾问监督着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的军事化、关于战争迫在眉睫的宣传持续加剧、国防预算空前增长──在五年间，军队的支出增加了700%──不仅摧残了民间社会，还全面掠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铀矿。
自1989年档案开放以来就一直在做研究的军事历史学家马德利（Jindrich Madry）最近得出的结论是，“直到1953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军工工业都在开足马力，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准备。”1953年预计的国防部预算比1948年的高了10倍。与苏联的要求相符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也是在战争的基础上发展着。1953年1月1日，军队的人数为292,788人，是1949年的两倍。当年4月份，共和国总统把服兵役的期限延长到了三年。金融和物资储备都为战争准备存货。1953年6月的货币改革也是基于这个大背景来剥夺储蓄。根据一些迹象显示，情况在1953年6月发生了变化，当“不可避免的战争”似乎已不再是莫斯科的新领导们青睐的战略。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对共产党领导人的镇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选择受害者背后的逻辑。“老大哥”很清楚他忠诚的同志们是谁，他对在西方谁是他的敌人也有想法。这种“尸体教育法”似乎是马基雅维利政策的高招。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方式来向你的敌人表明你的活力和决心（甚至有的时候还送上示弱的假相）来使他们陷入彻底的混乱？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办法来让了解你所有秘密的忠诚盟友知道情况的严重性、铁的纪律的必要性以及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牺牲的必要性？
答案是牺牲最忠诚的人，挑选那些能保证在国际上和苏联内部产生最广泛影响的受害者，用最廉价的谎言和最低劣的诽谤做武器。如果被审判的是像萨波托斯基（Antonin Zapotocky，译者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或诺沃提尼（Antonin Novotny，译者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斯大林派领袖，1953—1968年任第一书记）这些在莫斯科或其它地方几乎不为人所知之流，作秀的效果会大大减少。今天，谁会真的相信多列士（Thorez，译者注：法共领导人）、陶里亚蒂（Togliatti，译者注：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哥特瓦尔德这些人，会认为斯兰斯基、杰米德尔和他们的同伴真的是美国特务？想努力相信这些（诬陷）消磨着每个人，而这，正是游戏的名称。
如果被克里格尔（Annie Kriegel，译者注：法国反共历史学者）称之为“那种地狱教育学”的，要在全世界得到响应的话，受害者必须是在西班牙、法国、英国和苏联的反法西斯运动中众所周知的人物。他们因被纳粹驱逐过或以其它方式迫害过，而广为人知。苏联安全机构的成员非常清楚这些人给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以及他们对莫斯科有多忠诚。在被牺牲掉的共产党人中，许多人早先自己也负责迫害或暗杀过其他非共产党人，许多人与苏联的组织密切合作过。
审判在1953年和1954年继续进行，直到苏联联盟决定采用“和平共处”的新政策。#（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