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出現了各種問題。對這樣高級別的共產黨人的鎮壓是怎麼形成的呢？在選擇受害者時是否有一個邏輯？檔案的開放證實了1989年之前提出的許多想法：審判全是捏造的、供詞都是通過暴力有系統地提取的、行動是由莫斯科指揮的而且有著瘋狂的意識形態背景──最初是反鐵托分子，但很快就加上了反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反美國的內容。一些事實補充了我們對事件的了解。但是檔案的開放也使我們能夠就出於消滅南斯拉夫異端邪說的迫切需要而發起的、針對共產黨人的第二波鎮壓，提出一些假設。
豐富的研究已經證實了明顯的原因。莫斯科的干預顯然是決定性因素。針對共產黨人的審判與當時的國際形勢直接相關；在鐵托的反叛之後，斯大林主義政權非得完全控制共產主義運動，並加速把共產主義國家變成蘇聯衛星國的進程。鎮壓也與每個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相關。被判決的共產黨領導人是替罪羊；他們的缺陷被用來解釋政府的失敗、讓人們發洩憤怒。無所不在的恐怖也像種子一樣播撒在領導者中，並培育出了恐懼；這一種手段取得了絕對的順從和對黨的命令完全服從，符合了蘇聯領導人所定義的「和平陣營」的需要。
領導層內的紛爭也是選擇受害者的一個主要因素。仇恨和相互的嫉妒，在任何基本上是被殖民的社會裡都很常見，也發揮了作用。莫斯科就像是一個中央操作手，拉動著線繩，恐嚇著它的僕人；而它早就有關於所有這些嫉妒和怨恨的詳細信息。
兩波席捲了共產黨領導人的鎮壓中每次都有一個受害者的模式。一方面，鎮壓集中在那些作為志願者在西班牙內戰中參戰、抗戰中曾在國外或南斯拉夫服過役或曾在法國或英國待過的人。另一方面，在匈牙利、保加利亞和斯洛伐克，受害者主要是那些在國內的抗戰中打過仗的人。
但我們應該更進一步來拷問，為什麼說斯蘭斯基這個審判如此重要，以及為什麼它尤其受到世界範圍的關注。在這裡有哪些斯大林勢力的潛在利益浮出了水面？為什麼對這審判投入如此的宣傳？為什麼刑罰如此殘酷？為什麼在蘇聯似乎已經牢牢地掌握了「人民民主」的時候施用如此的暴力？關於這些問題還有更多的東西不斷地被發現，特別是有關莫斯科使用了怎樣的控制、發送了哪些信件和組織了怎樣的會議，還有最重要的是，在現場的蘇聯顧問們確切的角色。
讓我們為這鎮壓背後的邏輯制定一個初步假設：蘇聯集團正準備在歐洲開戰。「美帝國主義」已成為主要敵人，蘇聯領導人相信──或希望讓人認為他們相信──美國人的攻擊正在準備中。對斯蘭斯基的審判，它的發展、它精心組織的反響和其強烈的反美意識形態（普遍的反猶主義是次要的），這些全是蘇聯戰爭準備的一部分。恐怖主義並非只針對共產黨的隊伍內部，也針對敵人。斯大林在上世紀30年代蘇聯大清洗時期以及戰前階段已經用過這招。他是否認為他可以再次使用這個策略呢？
那些在檔案館工作的人認為，在1951至1952年左右，韓戰仍在進行時，蘇聯正加緊為一場在歐洲的戰爭做準備，甚至可能已經準備好了全面入侵和占領西歐。在1951年一場和政治與軍方官員的會議上，斯大林提到了在1953年發動戰爭的可能性。經濟被最大程度軍事化的現象無處不在。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捷克斯洛伐克會在任何此類突發事件中發揮重要作用。從奧匈帝國時期開始，該國的軍備工業就一直高度發達。在上世紀3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是世界主要武器出口國之一。1949年後，它也開始向蘇聯供應武器。蘇聯顧問監督著捷克斯洛伐克經濟的軍事化、關於戰爭迫在眉睫的宣傳持續加劇、國防預算空前增長──在五年間，軍隊的支出增加了700%──不僅摧殘了民間社會，還全面掠奪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鈾礦。
自1989年檔案開放以來就一直在做研究的軍事歷史學家馬德利（Jindrich Madry）最近得出的結論是，「直到1953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的軍工工業都在開足馬力，為一場『不可避免的戰爭』做準備。」1953年預計的國防部預算比1948年的高了10倍。與蘇聯的要求相符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也是在戰爭的基礎上發展著。1953年1月1日，軍隊的人數為292,788人，是1949年的兩倍。當年4月份，共和國總統把服兵役的期限延長到了三年。金融和物資儲備都為戰爭準備存貨。1953年6月的貨幣改革也是基於這個大背景來剝奪儲蓄。根據一些跡象顯示，情況在1953年6月發生了變化，當「不可避免的戰爭」似乎已不再是莫斯科的新領導們青睞的戰略。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待對共產黨領導人的鎮壓，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選擇受害者背後的邏輯。「老大哥」很清楚他忠誠的同志們是誰，他對在西方誰是他的敵人也有想法。這種「屍體教育法」似乎是馬基雅維利政策的高招。有什麼比這更好的方式來向你的敵人表明你的活力和決心（甚至有的時候還送上示弱的假相）來使他們陷入徹底的混亂？有什麼比這更好的辦法來讓了解你所有祕密的忠誠盟友知道情況的嚴重性、鐵的紀律的必要性以及在即將到來的衝突中犧牲的必要性？
答案是犧牲最忠誠的人，挑選那些能保證在國際上和蘇聯內部產生最廣泛影響的受害者，用最廉價的謊言和最低劣的誹謗做武器。如果被審判的是像薩波托斯基（Antonin Zapotocky，譯者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或諾沃提尼（Antonin Novotny，譯者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斯大林派領袖，1953—1968年任第一書記）這些在莫斯科或其它地方幾乎不為人所知之流，作秀的效果會大大減少。今天，誰會真的相信多列士（Thorez，譯者註：法共領導人）、陶里亞蒂（Togliatti，譯者註：意共領導人）、赫魯曉夫和哥特瓦爾德這些人，會認為斯蘭斯基、傑米德爾和他們的同伴真的是美國特務？想努力相信這些（誣陷）消磨著每個人，而這，正是遊戲的名稱。
如果被克里格爾（Annie Kriegel，譯者註：法國反共歷史學者）稱之為「那種地獄教育學」的，要在全世界得到響應的話，受害者必須是在西班牙、法國、英國和蘇聯的反法西斯運動中眾所周知的人物。他們因被納粹驅逐過或以其它方式迫害過，而廣為人知。蘇聯安全機構的成員非常清楚這些人給他們提供了什麼樣的服務，以及他們對莫斯科有多忠誠。在被犧牲掉的共產黨人中，許多人早先自己也負責迫害或暗殺過其他非共產黨人，許多人與蘇聯的組織密切合作過。
審判在1953年和1954年繼續進行，直到蘇聯聯盟決定採用「和平共處」的新政策。#（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