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党媒新华社从伦敦传来消息，说“2019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亚洲大学排名揭晓，清华大学取代此前蝉联三届榜首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排名第一”。有资料显示，2013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杂志（Times Higher Education）首次发布“亚洲大学排行榜”时，清华大学排名第六。从那时到今天“登顶冠军”，清华想必是费了番心思和功夫的。
尽管如此，中国大陆的民众似乎对此并不买账。在被删除的所剩无几的留言中，被点赞最多是那句“排名只能作为参考”的评价。看来，这个“冠军”在人们心中并没有多少含金量。还有不少人在嘲弄，“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一个“厉害的国”投入科研经费最多的高校，在亚洲的大学中排名第一，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正如《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的首席知识官所说，“中国高校在亚洲大学排名越来越高，得益于中国多年来对教育的持续大量投资”。既如此，中国人的不屑与质疑是否就毫无道理了呢？当然不是。因为还要看这笔钱“投资”在了什么地方？
据新华社报道，“清华大学本次排名第一主要归功于其教学环境、引文影响和国际展望得分的大幅提升”。而这三项分别指的是此次评比指标中的“教学（25%）、论文被引用情形（30%）和国际声望（7.5%）”。
抛开清华大学的历史积淀与人文气息不谈，优渥的教学环境与资源、良好的国际声望，几乎完全可仰赖中共倾“举国纳税人”之囊相助来实现。至于说“论文被引用”，亦可参照近日山东首富的行贿丑闻来进行反观。如今，中国的红顶商人习惯拿钱买外国学历的下意识行为，焉知不是对擅长搞“金钱外交”的中共政权的上行下效？
实际上，投资本无可厚非。但关键就在于，金钱买不来学问、论文被引用并不等于具备科研能力、拥有科研成果的基本道理，中共还不懂。清华的教学环境再好，在中共的钳制下，也没再出过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空古绝今的“导师”。
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曾留下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传世之言，但对比之下，今日“登顶亚洲大学冠军”、楼宇林立的清华还有大师吗？若真有大师，就不会将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纪念碑围挡起来。从清华这种怯懦的行为不难看出，仅是一位民国大儒的纪念碑，就能把“亚洲第一”的清华比下去。
今天的清华无法跟民国大师相较，倒是可以跟国内与之并驾齐驱的北大比比。早在2005年，英国《THETIMES高等教育增刊》就曾公布，在全球大学排行榜中，“北京大学列世界第十五名、亚洲第一名”。尽管同样获得了“亚洲大学冠军”，但“北大在科研论文被引用一项上的得分竟然为零，这在排行榜的前六十名高校中绝无仅有。也就是说，哪怕一个大学的“论文被引用情形（30%）”差到了极点，也不影响它被评为“亚洲大学冠军”。
如果当时，清华与北大是半斤八两，那么如今“引文影响得分大幅提升”也不是什么难事。早在2011年，“中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总量就已经超越了德国、日本等传统科技大国”，“升至世界第二位”。8年之后，高校论文能被大量引用，不过是水涨船高。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知名高校在科技创新上就有了真本事。
一份曾在网上曝光的“2016年全球最具创新企业100强”的名单显示，“美国和日本分别以39家与34家企业，遥遥领先”。而中国，“2015年的上榜企业是0，2016年是1”，且这家企业还同时兼具着军方、国安、情报这三大权力部门的背景。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不仅在2015年力压美国、排名第一，并且“把这个榜单放大到1000强，就会发现日本则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遥遥领先后来者”。
谈到日本的技术研发，有这样两个“名列世界第一”的指标不得不提：一是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二是由企业主导的研发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比例。对比之下，中国的非权力依附型企业连从银行贷款都难，就更别提能拿到科研经费了。
然而，与企业的窘迫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高校“科研经费腐败十分严重”。2016年，国内多家媒体就曾公开报导，“过去数年间，中国科研经费大概只有40%是真正用在科技研发，60%都用于开会、出差等”，而且“有关部门规定，这个经费一年花不完要罚款”。清华大学被曝2012年“就（因此）罚了几千万”，所以“到年底了，都在比赛花钱”。
不难想像，比赛花公款的清华教授又怎能写出好论文？这样的大学能获“亚洲大学冠军”，难道不是用公款买来的？连升斗小民都不信，清华又有何名誉、威信可言？从被清华围挡其纪念碑的大师王国维说过的“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来看，今时今日的清华，无论学术上，还是科研上，基本都无“成绩”可言。
只要有谄媚政权的官僚们作威作福，只要有浑身铜臭的知识分子甘当犬儒，清华那顶“亚洲大学冠军”的帽子，不过就是“皇帝的新装”而已；到头来，只能惹人指摘、耻笑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