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资格经济学家千家驹先生在深圳谢世，那天是九月三日，也正好是他寿龄九十三岁。千家驹是中国二十世纪激进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十六岁就加入共产党，二十六岁已在经济学界享有名声，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直达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周恩来和他比年龄时，才四十岁。他虽早年脱党，但一直是中共的追随者，他自称是“不可救药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是“党的同路人”，“以民主党派中的左派自居”。他抗战后居港三年的一半生活费（五百元）由中共地下党负责，四九年后享有高干八级待遇。文革后中共还准备提升他为政协副主席，他谢却了这享有国家领导人荣誉的职位。
年谱仅赠少数友好留为纪念
千家驹先生一九八九年赴美三年后，九三年返港，在深圳、香港定居。那时我有寄《开放杂志》向他请教，有段时间，他还成为我们的订户，九五年他宣布封笔，不再为报刊写文章。大约是九九年间，我收到千家驹先生寄来的一册《千家驹自撰年谱》，深蓝色封面，十六开精装本，并附一信，交代作者生前不拟发表。当时，即抽空展读，未及细阅，已发现其中有非常大胆坦白之言论，并附数十帧精美彩图，便珍藏之。
千教授在年谱自序中表示，有朋友拟为他作传，但见今之名人传记“类多溢美捧场之作，不如自撰一年谱，实事求是”，记述生平与所见所闻，“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亦不为尊者讳。年谱印成后，不公开发行，仅赠少数友好，留为纪念。”他深信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必有实现以不说假话为荣，以不说真话为耻的一天。
现在，千教授已乘鹤归去，介绍他这本内容浩瀚的年谱于一二，可以看到一位“平生不打谎语，不作违心之论”的正直学者的崇高人格，也可以披露若干史料秘辛。这本年谱的史料价值绝不在那些四海张扬的名流畅销书之下。
年谱对个人家世、学历、学术及亲朋关系皆有逐年详录，但着墨最多的还是他与中共的关系，包括中共建政前他参与的左派学生运动与民主党派活动。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在桂林曾单独约见胡愈之与他，周对他说：“不要太露锋芒，要隐蔽些，作长期打算。”因为当时他在广西非常活跃，在人们眼中“我好象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千家驹不隐晦中共对他的信任与他的左派立场，一九四五年他与前辈戏剧家欧阳予倩在广西共过事，一道加入民盟。后来欧阳又加入中共，千家驹致信祝贺，欧阳回说，他的思想转变受千家驹启发不少。
指中共享流氓手段消灭外资企业
一九四九年中共当权后，千家驹的第一个职务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高等顾问”，同时兼清华、交大教授。刘少奇所谓“剥削有功论”的天津讲话，他当时在场，会后，还和市长黄敬等陪刘少奇吃饭聊天。他承认，他那时思想比刘少奇还要“左”。他说刘那次天津之行，功劳很大，稳住了天津工商界，否则，不少人会逃往上海、香港。八月间，他又陪陈云去上海，“上海所有党政领导都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志”，他很了解他们，因此，对潘汉年、杨帆“特务”案，他是不信的，他看过中共内部机密文件，该案是因为公安部长罗瑞卿给毛的报告而定的，他知道潘对中共贡献极大，罗瑞卿所说，显系诬陷。
建政后，周恩来任命千家驹做中央直属私营企业局（后改名为工商管理局）副局长，中财委秘书长薛暮桥任局长（挂名），当家还是千家驹，负责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这个职位一直做到文革前夕。年谱中谈到建政初期对外资企业的处理问题，是很有趣的一段史话。苏联十月革命后，对外资一概没收，引起与外国长期的外交纠纷，毛泽东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当时，西方在华投资，英国有二亿英镑，美国二亿美元，法国五千万美元，中共对这些外企，一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但政府控制原材料，结果外企经营困难，亏损严重，叫苦连天，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政府，如英美烟草公司即是，到五四年，外企全部被中共接管了。不欠外国一分钱，令西方各国哭笑不得。
千家驹写到这里，想起毛刚进北京时在香山对民主党派头头的一次谈话，毛谈到外国承认的问题时说：“他们不承认我们，该有多好呵！不承认，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千说当时以为是笑话，原来是真的，千家驹见证了中共“用流氓手段消灭外资企业”。
为反右批判章乃器而深感内疚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对千家驹与中共关系的一次大冲击。他说，反右“是中国有史以来文字狱牵涉人数最多被害最惨的一次”，右派绝大多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反右之后知识分子鸦雀无声，说蚂蚁比象大，也没人敢说不字了。
年谱详述了反右中的“章罗联盟”是“天大的冤枉”，因为章伯钧罗隆基二人在民盟中争权势不两立，毛也一清二楚，为了打击民盟而定罪。使他看到“毛泽东做事向来不择手段，只求达到目的，心狠手辣”。民盟内的左派疯狂批章罗，包括中共秘密党员吴。
千家驹写道“吴没想到文革中他被毛整得比章伯钧还惨，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难道不是因果报应吗”
千家驹对自己在反右中被当作左派，也作了坦白的检讨，尤其在批判粮食部长章乃器时的表现。年谱中交待了他与章乃器多年的关系，他认为曾为救国七君子之一的章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但恃才傲物、刚愎自用，而且男女关系太乱。不过，反右对他的政治批判却错了，如章反对“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主张工人阶级也要向资产阶级学习……等观点都很有见地，而且，在压力下不认错，有骨气，有自信，毛说他是“花岗岩脑袋”。千家驹说，这种知识分子的硬骨头是值得景仰的，并对自己的批章行为感到“内疚之至”。
千家驹因与华罗庚、钱伟长等五人联名发表对科学体制的几点意见，也被划为大毒草，结果，因他是左派，与华罗庚、童第周三人被保过关，钱与曾昭伦划为右派。一九八○年，曾、钱、章乃器都获得平反，但仍有五名右派迄今未平反：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斌。千家驹透露，华罗庚亲自告诉他，他从美国回来，被中共追查原因，几次检查通不过，最后抄了别人的一份检查，把自己臭骂一通，才过了关。
到了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都不敢说话了，敢说的只有党内有地位的人，于是出现了卢山会议的斗争，彭德怀为民请命，被打下去，千家驹寄以深切的同情。年谱中透露，中共内部对大饥荒（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饿死人数，有过三次统计：六三年四月统计为一千二百万人，六四年统计为一千七百七十万人，六五年第三次统计为二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人。这是从未见过的保密资料，笔者由此想到，邓小平对外国人说“文革死了多少人？永远也统计不了。”完全是骗人的大话，每次运动整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中共各级党委保险柜里，从来都有绝密档案。
看透毛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本质
毛泽东策划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使千家驹对共产党从质疑、不满走向彻底的幻灭。首先他从一个博古通今知识分子的立场，洞悉文革的荒谬性。他说，文革“把中国自有书契以来的一切文化，视为‘封建主义文化’，把西方国家的文化名为‘资产阶级文化’把苏联的文化名为‘修正主义文化’’统统要一扫而光……至于历史人物，在中国古今上下四千多年历史中，只有秦始皇还勉强算得上一个历史人物，因为他曾经焚书坑儒”。
千家驹对毛泽东自称比秦始皇超过一百倍的狂言尤为反感。他写道：
一个统治者自认为比秦始皇还要秦始皇，并且以此自豪，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怎样的昏君、暴君，但如果有臣下说他是“桀纣之君”他一定会发怒的，从来没有一个昏君敢说“纣算得了什么，我比桀纣还要残暴到一百倍、一万倍，你们把我看成‘桀纣之君桀’免低估我了”，一部二十四史中，也没有这样的记载。
而毛泽东，一个仅有中学文化水平的农村小知识分子（指其科学水平与世界知识水平，非古典文学水平）一旦在揭竿而起的农民革命中取得了政权，当上了无“皇帝”之名而有始皇帝之实的“毛皇帝”之后，竟狂妄到比秦始皇还秦始皇，还要革“文化”的命，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毛泽东王国”在这个王国中，除贫下中农外，无知识分子生存之余地，这真是荒天下之大唐了。
千家驹对毛为何要打倒刘少奇的看法同我们很相近，即毛受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影响，怕刘成赫鲁晓夫第二将来反他。而毛是有帝王心态的人。千说，只有周恩来看透了毛这种性格，自知与毛的关系是君臣关系而非同志关系，呈毛的文件中，有颂周的文字，周都要划去才上报。刘少奇则不同，千家驹写道：
刘当时坐第二把交椅自视甚高，党外人士亦很少接触，俨然以党内理论家自居。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是拜读过的，要党员做党的工具，党的螺丝钉，不要有独立的思考，哪有丝毫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周常找机会和我们谈话，刘则除了我在天津黄敬市长请客时与他交谈过一次外，回到北京后，除在公共场所见面外，从未有私人交往过，他也看不起党外的民主人士。彭德怀也不了解“老毛”（彭在背后从不称“毛主席”而叫“老毛”。）彭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看不惯毛取得政权后，耽于女色，脱口而说不应该“三宫六院”，故毛恨之刺骨，在卢山会议上，把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刘少奇发明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新辞，造成了毛泽东在党内神的地位，其结果是他自己被这个神所整死，这难道不是报应吗！
谴责红卫兵杀人为乐，杀人比赛
年谱中，千家驹对文革中被卷入吴的《海瑞罢官》一案，述之甚详。他说，该案完全是“中国最大的阴谋家毛皇帝布下的陷阱”。原来是毛看了湘剧《生死牌》后，号召向海瑞学习，直言敢谏“五不怕”，而由胡乔木动员吴写出的剧本，毛完全知道吴的写作与彭德怀罢官无关，为的只是以此为文革打破缺口，进而三家村，彭罗陆杨，直到刘少奇。而株连千家驹，是因为他与吴是莫逆之交，有五同之谊（同乡、同学、同年、同盟、同为胡适高足），被揪出来则是“文革暴发户戚本禹的功劳。”
胡适一九四九年匆匆离开北平时，有许多书信日记未带走，封存近代史研究所中，戚布置打倒该所负责人后，查抄了档案，找出吴给胡适的几封信，就作为勾结“美帝走狗”的罪证公布出来，其中一封是吴介绍千去见胡适的，故千家驹便成了“黑帮份子”、“蒋匪帮走狗胡适的徒子徒孙”。
对文革初期，毛纵容红卫兵打砸抢、制造红色恐怖，“打死人的事，如家常便饭”，千家驹愤怒地写道：
不是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吗，在检阅时，毛皇帝说“文质彬彬，要武嘛！”于是她改名为要武，她与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六个，她为了胜过别人，就打死八个。这都是真人实事，如非身历其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都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法西斯暴行，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黑暗恐怖时代。我有几个朋友就是这样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曾做过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冯国璋的儿子冯致远夫妇即为一例。其恐怖与野蛮远远超过希特勒，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如果说“史无前例”的话，那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红卫兵横行不法，演变到后来就私设公堂，滥用酷刑，以打人杀人为乐的无法无天局面。尤以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西纠（西城纠察队）之残酷野蛮、严刑拷打、残杀无辜，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许多人一听到“西纠”无不毛骨悚然、谈虎色变，他们甚至以打死人为荣，杀人为乐，几个红卫兵在一起作杀人比赛，如此无法无天，我想希特勒的法西斯治统治以及他们的残杀犹太人，中国历史上武则天之任用酷吏以及明末魏忠贤设立东西厂，残害忠良，也决没有如文革时期，红卫兵之以打人杀人为消遣乐事那么疯狂吧。
被抄家、批斗、愤而自杀的经过
千家驹详细描述了他被红卫兵抄家殴斗的经过。事情是在同院居住的江西办事处主任张克举的策划下进行的，被千称为“混账王八蛋共产党员”的张某早就想霸占千家的房子不得而挟私报复。红卫兵把千家打得稀巴烂，而且用皮鞭抽打千家驹及其妻子与女儿，边打边喊“有毛主席撑腰，打死你白打！”最后抄出银行存折，发现只有一百元存款。完事后，竟不知道斗争对象姓甚名谁，只知道是“香港来的大资本家，黑帮份子”。
接着，一辆小汽车又把千家驹拉到民盟总部，和章伯钧、吴一起接受批斗。三人跪在台上，口衔一块牌子，上写着三反份子，然后反手坐“喷气式”，恭听大会声讨，群众不断地向他们吐口水，三人则汗流不止。千家驹回忆起这段奇耻大辱，用着重号沉痛地写道：
我在北洋政府时期，曾经坐过牢，戴过脚镣，但未受过酷刑。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受过政治迫害，但未被捕过，“九一八”事变后，在南京领导北大学生示威，集体被捕，隔一天便释放，想不到在解放十七年之后，竟在我终身为之奋斗的共产党统治之下，受了这变相的酷刑。我想这就是我追随共产党一辈子，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应有的报应吧。
被斗后，千家驹家被查封，只留下一间半房子一家住，还要扫地出门。在此绝望之际，千家驹说：
我实在想不通，一辈子跟共产党走，竟会落得这样的结局……我已无容身之地，这成了一个什么世界，我决心了此残生，一死了之。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七日，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他到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未死获救。被工商局派车接回机关。家人知道自杀事件后，妻子流着泪说：“我这次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
千家驹为之十分痛悔：
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言念及此，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
千家驹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肋骨，不给医疗，第二天就拉去批斗，因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他痛感“在共产党统治下，竟连死的自由也没有。”批斗会上，千家驹挂上五块牌子，还要自己布置会场，打扫卫生。开完会，经李先念批准，正式停职反省，成了专政对象，天天扫院子，强迫劳动。后来抓“叛徒”盛行，千家驹又因一九二八年被捕，而定为“叛徒”。他回家对长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青年时代一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料竟被亲子揭发。加了一项罪名，天天劳动前，要向毛主席请罪。经过文革这样残暴的折磨一年多后，共同生活了三十一年的妻子杨梨音，旧病复发去世。他们于一九三六年元旦结婚，证婚人是胡适，介绍人是范文澜。当时胡适在婚礼上致词还开了一个玩笑，说“千先生是北大学生捣乱的头儿，思想一向是很前进的，但今天的婚礼古色古香，新娘子姓杨，我看千家驹从今天起变成杨家驹了。”
一九六九年八月，千家驹以“妻亡子散、孤苦零丁”的心情，把九十五岁老母亲寄养在姐姐家，以待罪之身发落五七干校，一九七○年他在干校作了一个“自诬”的检查，给自己扣上一大堆帽子，被批判一通后，算是获得“解放”，七二年回到北京。七六年毛泽东死亡，终于熬过了文革的生死关。年谱写了一大段对毛的评价。千家驹听吴说过朱元璋画像的故事，朱当皇帝后请画师画像，前二名画后，朱不满意而诛之，第三名揣摸上意，把朱画成一脸黑痣，下巴奇长的丑怪样，而受重赏。千认为毛也是这样变态的皇帝，令人感到天威莫测，喜怒无常。“毛以诗人浪漫气质掩盖了他的流氓地痞本性”。
六四惨案后皈依佛门“看破红尘”
千家驹写道：
文革后，千家驹复出，十多年间以敢言的姿态对中国经济、教育、社会等问题直陈己见走遍了大部分省市，也出国访问，备受尊敬。一九八九年北京六四惨案发生时，千家驹在深圳，翌日致函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表示血腥镇压，人神共愤，卑劣无以过之，奉劝广东当局对学运要克制，网开一面，为广东人民留一线生机。
同年七月飞美国讲学，定居洛杉矶。常去西来寺，终于在十一月皈依佛门，成为佛教徒。
一名自幼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为何在八十岁高龄要遁入佛门？千家驹回答说，“一句话，看破红尘，红者共产主义也。”他回顾中共建国以来历程，批评中共还把文革的倡导、组织者毛泽东当为偶像膜拜。他指出，苏联东欧的彻底崩溃，“百分之百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此路不通。”二十世纪整个历史都证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都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千家驹坦承，“由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彻底幻灭，加以对名利观、生死观早已看破，所以我决定皈依佛门。”
千家驹先生的一生，是一位有非常强烈使命感的传统读书人的一生，从学生时代起就“误入歧途”卷入红潮，不能自拔凡数十年之久，在今日大陆统治阶级的权势和富贵中，有他一份贡献在内，然而，经过毛泽东暴政的炼狱洗礼，他终于大彻大悟，在生命的最后完成信仰的蜕变，并以“自撰年谱”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他的大智大勇超过了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左派的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也令人相信，中国士人的正义之气并未断绝，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中国还有希望。
——转自《开放》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