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老資格經濟學家千家駒先生在深圳謝世，那天是九月三日，也正好是他壽齡九十三歲。千家駒是中國二十世紀激進主義運動的積极參与者，十六歲就加入共產黨，二十六歲已在經濟學界享有名聲，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直達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周恩來和他比年齡時，才四十歲。他雖早年脫黨，但一直是中共的追隨者，他自稱是「不可救藥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徒」，是「黨的同路人」，「以民主黨派中的左派自居」。他抗戰後居港三年的一半生活費（五百元）由中共地下黨負責，四九年後享有高幹八級待遇。文革後中共還準備提升他為政協副主席，他謝卻了這享有國家領導人榮譽的職位。
年譜僅贈少數友好留為紀念
千家駒先生一九八九年赴美三年後，九三年返港，在深圳、香港定居。那時我有寄《開放雜誌》向他請教，有段時間，他還成為我們的訂戶，九五年他宣布封筆，不再為報刊寫文章。大約是九九年間，我收到千家駒先生寄來的一冊《千家駒自撰年譜》，深藍色封面，十六開精裝本，並附一信，交代作者生前不擬發表。當時，即抽空展讀，未及細閱，已發現其中有非常大膽坦白之言論，並附數十幀精美彩圖，便珍藏之。
千教授在年譜自序中表示，有朋友擬為他作傳，但見今之名人傳記「類多溢美捧場之作，不如自撰一年譜，實事求是」，記述生平與所見所聞，「秉筆直書，不為親者諱，亦不為尊者諱。年譜印成後，不公開發行，僅贈少數友好，留為紀念。」他深信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必有實現以不說假話為榮，以不說真話為恥的一天。
現在，千教授已乘鶴歸去，介紹他這本內容浩瀚的年譜於一二，可以看到一位「平生不打謊語，不作違心之論」的正直學者的崇高人格，也可以披露若干史料秘辛。這本年譜的史料價值絕不在那些四海張揚的名流暢銷書之下。
年譜對個人家世、學歷、學術及親朋關係皆有逐年詳錄，但著墨最多的還是他與中共的關係，包括中共建政前他參與的左派學生運動與民主黨派活動。一九三九年周恩來在桂林曾單獨約見胡愈之與他，周對他說：「不要太露鋒芒，要隱蔽些，作長期打算。」因為當時他在廣西非常活躍，在人們眼中「我好象比共產黨還共產黨」。千家駒不隱晦中共對他的信任與他的左派立場，一九四五年他與前輩戲劇家歐陽予倩在廣西共過事，一道加入民盟。後來歐陽又加入中共，千家駒致信祝賀，歐陽回說，他的思想轉變受千家駒啟發不少。
指中共享流氓手段消滅外資企業
一九四九年中共當權後，千家駒的第一個職務是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高等顧問」，同時兼清華、交大教授。劉少奇所謂「剝削有功論」的天津講話，他當時在場，會後，還和市長黃敬等陪劉少奇吃飯聊天。他承認，他那時思想比劉少奇還要「左」。他說劉那次天津之行，功勞很大，穩住了天津工商界，否則，不少人會逃往上海、香港。八月間，他又陪陳雲去上海，「上海所有黨政領導都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志」，他很了解他們，因此，對潘漢年、楊帆「特務」案，他是不信的，他看過中共內部機密文件，該案是因為公安部長羅瑞卿給毛的報告而定的，他知道潘對中共貢獻極大，羅瑞卿所說，顯系誣陷。
建政後，周恩來任命千家駒做中央直屬私營企業局（後改名為工商管理局）副局長，中財委秘書長薛暮橋任局長（掛名），當家還是千家駒，負責工商界的統戰工作，這個職位一直做到文革前夕。年譜中談到建政初期對外資企業的處理問題，是很有趣的一段史話。蘇聯十月革命後，對外資一概沒收，引起與外國長期的外交糾紛，毛澤東採取了另一種辦法。當時，西方在華投資，英國有二億英鎊，美國二億美元，法國五千萬美元，中共對這些外企，一不沒收，二不徵用，而且不許關門，不許解僱工人，還要徵稅，但政府控制原材料，結果外企經營困難，虧損嚴重，叫苦連天，不得不甘願無條件奉送政府，如英美煙草公司即是，到五四年，外企全部被中共接管了。不欠外國一分錢，令西方各國哭笑不得。
千家駒寫到這裡，想起毛剛進北京時在香山對民主黨派頭頭的一次談話，毛談到外國承認的問題時說：「他們不承認我們，該有多好呵！不承認，我們就可以無法無天了。」千說當時以為是笑話，原來是真的，千家駒見證了中共「用流氓手段消滅外資企業」。
為反右批判章乃器而深感內疚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是對千家駒與中共關係的一次大衝擊。他說，反右「是中國有史以來文字獄牽涉人數最多被害最慘的一次」，右派絕大多數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反右之後知識分子鴉雀無聲，說螞蟻比象大，也沒人敢說不字了。
年譜詳述了反右中的「章羅聯盟」是「天大的冤枉」，因為章伯鈞羅隆基二人在民盟中爭權勢不兩立，毛也一清二楚，為了打擊民盟而定罪。使他看到「毛澤東做事向來不擇手段，只求達到目的，心狠手辣」。民盟內的左派瘋狂批章羅，包括中共秘密黨員吳。
千家駒寫道「吳沒想到文革中他被毛整得比章伯鈞還慘，甚至死無葬身之地，難道不是因果報應嗎」
千家駒對自己在反右中被當作左派，也作了坦白的檢討，尤其在批判糧食部長章乃器時的表現。年譜中交待了他與章乃器多年的關係，他認為曾為救國七君子之一的章是一個極有才幹的人，但恃才傲物、剛愎自用，而且男女關係太亂。不過，反右對他的政治批判卻錯了，如章反對「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主張工人階級也要向資產階級學習……等觀點都很有見地，而且，在壓力下不認錯，有骨氣，有自信，毛說他是「花崗岩腦袋」。千家駒說，這種知識分子的硬骨頭是值得景仰的，並對自己的批章行為感到「內疚之至」。
千家駒因與華羅庚、錢偉長等五人聯名發表對科學體制的幾點意見，也被劃為大毒草，結果，因他是左派，與華羅庚、童第周三人被保過關，錢與曾昭倫劃為右派。一九八○年，曾、錢、章乃器都獲得平反，但仍有五名右派迄今未平反：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斌。千家駒透露，華羅庚親自告訴他，他從美國回來，被中共追查原因，幾次檢查通不過，最後抄了別人的一份檢查，把自己臭罵一通，才過了關。
到了大躍進大饑荒時期，中國知識分子都不敢說話了，敢說的只有黨內有地位的人，於是出現了盧山會議的鬥爭，彭德懷為民請命，被打下去，千家駒寄以深切的同情。年譜中透露，中共內部對大饑荒（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餓死人數，有過三次統計：六三年四月統計為一千二百萬人，六四年統計為一千七百七十萬人，六五年第三次統計為二千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人。這是從未見過的保密資料，筆者由此想到，鄧小平對外國人說「文革死了多少人？永遠也統計不了。」完全是騙人的大話，每次運動整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中共各級黨委保險柜里，從來都有絕密檔案。
看透毛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的本質
毛澤東策劃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使千家駒對共產黨從質疑、不滿走向徹底的幻滅。首先他從一個博古通今知識分子的立場，洞悉文革的荒謬性。他說，文革「把中國自有書契以來的一切文化，視為『封建主義文化』，把西方國家的文化名為『資產階級文化』把蘇聯的文化名為『修正主義文化』』統統要一掃而光……至於歷史人物，在中國古今上下四千多年歷史中，只有秦始皇還勉強算得上一個歷史人物，因為他曾經焚書坑儒」。
千家駒對毛澤東自稱比秦始皇超過一百倍的狂言尤為反感。他寫道：
一個統治者自認為比秦始皇還要秦始皇，並且以此自豪，這也是史無前例的。在中國歷史上，無論是怎樣的昏君、暴君，但如果有臣下說他是「桀紂之君」他一定會發怒的，從來沒有一個昏君敢說「紂算得了甚麼，我比桀紂還要殘暴到一百倍、一萬倍，你們把我看成『桀紂之君桀』免低估我了」，一部二十四史中，也沒有這樣的記載。
而毛澤東，一個僅有中學文化水平的農村小知識分子（指其科學水平與世界知識水平，非古典文學水平）一旦在揭竿而起的農民革命中取得了政權，當上了無「皇帝」之名而有始皇帝之實的「毛皇帝」之後，竟狂妄到比秦始皇還秦始皇，還要革「文化」的命，建立一個史無前例的「毛澤東王國」在這個王國中，除貧下中農外，無知識分子生存之餘地，這真是荒天下之大唐了。
千家駒對毛為何要打倒劉少奇的看法同我們很相近，即毛受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影響，怕劉成赫魯曉夫第二將來反他。而毛是有帝王心態的人。千說，只有周恩來看透了毛這種性格，自知與毛的關係是君臣關係而非同志關係，呈毛的文件中，有頌周的文字，周都要划去才上報。劉少奇則不同，千家駒寫道：
劉當時坐第二把交椅自視甚高，黨外人士亦很少接觸，儼然以黨內理論家自居。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我是拜讀過的，要黨員做黨的工具，黨的螺絲釘，不要有獨立的思考，哪有絲毫馬克思主義的味道，周常找機會和我們談話，劉則除了我在天津黃敬市長請客時與他交談過一次外，回到北京後，除在公共場所見面外，從未有私人交往過，他也看不起黨外的民主人士。彭德懷也不了解「老毛」（彭在背後從不稱「毛主席」而叫「老毛」。）彭為人剛直，嫉惡如仇，看不慣毛取得政權後，耽於女色，脫口而說不應該「三宮六院」，故毛恨之刺骨，在盧山會議上，把彭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劉少奇發明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新辭，造成了毛澤東在黨內神的地位，其結果是他自己被這個神所整死，這難道不是報應嗎！
譴責紅衛兵殺人為樂，殺人比賽
年譜中，千家駒對文革中被捲入吳的《海瑞罷官》一案，述之甚詳。他說，該案完全是「中國最大的陰謀家毛皇帝布下的陷阱」。原來是毛看了湘劇《生死牌》後，號召向海瑞學習，直言敢諫「五不怕」，而由胡喬木動員吳寫出的劇本，毛完全知道吳的寫作與彭德懷罷官無關，為的只是以此為文革打破缺口，進而三家村，彭羅陸楊，直到劉少奇。而株連千家駒，是因為他與吳是莫逆之交，有五同之誼（同鄉、同學、同年、同盟、同為胡適高足），被揪出來則是「文革暴發戶戚本禹的功勞。」
胡適一九四九年匆匆離開北平時，有許多書信日記未帶走，封存近代史研究所中，戚布置打倒該所負責人後，查抄了檔案，找出吳給胡適的幾封信，就作為勾結「美帝走狗」的罪證公布出來，其中一封是吳介紹千去見胡適的，故千家駒便成了「黑幫份子」、「蔣匪幫走狗胡適的徒子徒孫」。
對文革初期，毛縱容紅衛兵打砸搶、製造紅色恐怖，「打死人的事，如家常便飯」，千家駒憤怒地寫道：
不是有一個女孩子名叫宋彬彬的紅衛兵嗎，在檢閱時，毛皇帝說「文質彬彬，要武嘛！」於是她改名為要武，她與人作殺人比賽，有一紅衛兵打死了六個，她為了勝過別人，就打死八個。這都是真人實事，如非身歷其境，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這都是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的法西斯暴行，真是古今中外、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黑暗恐怖時代。我有幾個朋友就是這樣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曾做過北洋政府大總統的馮國璋的兒子馮致遠夫婦即為一例。其恐怖與野蠻遠遠超過希特勒，也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封建王朝，如果說「史無前例」的話，那的確是「史無前例」的。
紅衛兵橫行不法，演變到後來就私設公堂，濫用酷刑，以打人殺人為樂的無法無天局面。尤以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間西糾（西城糾察隊）之殘酷野蠻、嚴刑拷打、殘殺無辜，更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當時許多人一聽到「西糾」無不毛骨悚然、談虎色變，他們甚至以打死人為榮，殺人為樂，幾個紅衛兵在一起作殺人比賽，如此無法無天，我想希特勒的法西斯治統治以及他們的殘殺猶太人，中國歷史上武則天之任用酷吏以及明末魏忠賢設立東西廠，殘害忠良，也決沒有如文革時期，紅衛兵之以打人殺人為消遣樂事那麼瘋狂吧。
被抄家、批鬥、憤而自殺的經過
千家駒詳細描述了他被紅衛兵抄家毆鬥的經過。事情是在同院居住的江西辦事處主任張克舉的策划下進行的，被千稱為「混賬王八蛋共產黨員」的張某早就想霸佔千家的房子不得而挾私報復。紅衛兵把千家打得稀巴爛，而且用皮鞭抽打千家駒及其妻子與女兒，邊打邊喊「有毛主席撐腰，打死你白打！」最後抄出銀行存摺，發現只有一百元存款。完事後，竟不知道鬥爭對象姓甚名誰，只知道是「香港來的大資本家，黑幫份子」。
接著，一輛小汽車又把千家駒拉到民盟總部，和章伯鈞、吳一起接受批鬥。三人跪在台上，口銜一塊牌子，上寫著三反份子，然後反手坐「噴氣式」，恭聽大會聲討，群眾不斷地向他們吐口水，三人則汗流不止。千家駒回憶起這段奇恥大辱，用著重號沉痛地寫道：
我在北洋政府時期，曾經坐過牢，戴過腳鐐，但未受過酷刑。在國民黨統治時代，受過政治迫害，但未被捕過，「九一八」事變後，在南京領導北大學生示威，集體被捕，隔一天便釋放，想不到在解放十七年之後，竟在我終身為之奮鬥的共產黨統治之下，受了這變相的酷刑。我想這就是我追隨共產黨一輩子，接護中國共產黨，擁護毛主席應有的報應吧。
被斗後，千家駒家被查封，只留下一間半房子一家住，還要掃地出門。在此絕望之際，千家駒說：
我實在想不通，一輩子跟共產黨走，竟會落得這樣的結局……我已無容身之地，這成了一個甚麼世界，我決心了此殘生，一死了之。於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七日，買了一瓶二鍋頭酒，坐公共汽車去了香山，決心在「鬼見愁」跳崖自殺。結果，他到半山被紅衛兵發現，被迫下山，在中途一處跳崖，未死獲救。被工商局派車接回機關。家人知道自殺事件後，妻子流著淚說：「我這次被紅衛兵打得頭破血流，也沒有流過一滴眼淚，聽到你自殺，我才真的哭了，你怎麼可以去死呢？你死後，我們怎麼辦呢？你還有老母親，有我，有孩子，教我們怎麼生活下去呢？」
千家駒為之十分痛悔：
本來，螞蟻尚且貪生，一個人非萬分無奈，誰願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個胸襟狹窄的人，如果不是出於萬分痛心，萬分悲憤，是決不會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殺的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名教授、名演員、名大夫、名作家、名記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贊夫婦、范長江、金仲華、鄧拓、孟秋江……等人。孰無父母，孰無兄弟，孰無兒女，孰無親友，他們生也何罪，死也何辜，言念及此，對毛澤東發動的文革，萬死不足以蔽其辜矣！
千家駒自殺未遂摔斷一條肋骨，不給醫療，第二天就拉去批鬥，因為「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他痛感「在共產黨統治下，竟連死的自由也沒有。」批鬥會上，千家駒掛上五塊牌子，還要自己布置會場，打掃衛生。開完會，經李先念批准，正式停職反省，成了專政對象，天天掃院子，強迫勞動。後來抓「叛徒」盛行，千家駒又因一九二八年被捕，而定為「叛徒」。他回家對長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錯誤，就是在青年時代一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不料竟被親子揭發。加了一項罪名，天天勞動前，要向毛主席請罪。經過文革這樣殘暴的折磨一年多後，共同生活了三十一年的妻子楊梨音，舊病複發去世。他們於一九三六年元旦結婚，證婚人是胡適，介紹人是范文瀾。當時胡適在婚禮上致詞還開了一個玩笑，說「千先生是北大學生搗亂的頭兒，思想一向是很前進的，但今天的婚禮古色古香，新娘子姓楊，我看千家駒從今天起變成楊家駒了。」
一九六九年八月，千家駒以「妻亡子散、孤苦零丁」的心情，把九十五歲老母親寄養在姐姐家，以待罪之身發落五七幹校，一九七○年他在幹校作了一個「自誣」的檢查，給自己扣上一大堆帽子，被批判一通後，算是獲得「解放」，七二年回到北京。七六年毛澤東死亡，終於熬過了文革的生死關。年譜寫了一大段對毛的評價。千家駒聽吳說過朱元璋畫像的故事，朱當皇帝後請畫師畫像，前二名畫後，朱不滿意而誅之，第三名揣摸上意，把朱畫成一臉黑痣，下巴奇長的丑怪樣，而受重賞。千認為毛也是這樣變態的皇帝，令人感到天威莫測，喜怒無常。「毛以詩人浪漫氣質掩蓋了他的流氓地痞本性」。
六四慘案後皈依佛門「看破紅塵」
千家駒寫道：
文革後，千家駒復出，十多年間以敢言的姿態對中國經濟、教育、社會等問題直陳己見走遍了大部份省市，也出國訪問，備受尊敬。一九八九年北京六四慘案發生時，千家駒在深圳，翌日致函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表示血腥鎮壓，人神共憤，卑劣無以過之，奉勸廣東當局對學運要剋制，網開一面，為廣東人民留一線生機。
同年七月飛美國講學，定居洛杉磯。常去西來寺，終於在十一月皈依佛門，成為佛教徒。
一名自幼服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者，為何在八十歲高齡要遁入佛門？千家駒回答說，「一句話，看破紅塵，紅者共產主義也。」他回顧中共建國以來歷程，批評中共還把文革的倡導、組織者毛澤東當為偶像膜拜。他指出，蘇聯東歐的徹底崩潰，「百分之百地證明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此路不通。」二十世紀整個歷史都證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都大大落後於資本主義國家，千家駒坦承，「由於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徹底幻滅，加以對名利觀、生死觀早已看破，所以我決定皈依佛門。」
千家駒先生的一生，是一位有非常強烈使命感的傳統讀書人的一生，從學生時代起就「誤入歧途」捲入紅潮，不能自拔凡數十年之久，在今日大陸統治階級的權勢和富貴中，有他一份貢獻在內，然而，經過毛澤東暴政的煉獄洗禮，他終於大徹大悟，在生命的最後完成信仰的蛻變，並以「自撰年譜」的形式真實地記錄下來，留給後人。他的大智大勇超過了同時代的許許多多左派的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也令人相信，中國士人的正義之氣並未斷絕，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中國還有希望。
——轉自《開放》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