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KVD在运作
1937年，在西班牙，打着“情报组”名号的NKVD已成为内务部的某种附属机构。共产特工也控制了安全部门的领导权。1937年春夏，是阿尔弗雷多‧赫兹局活动强度最大的时期。赫兹本人被朱利安‧戈尔金称为“审讯和处决大师之一”。休伯特‧冯‧兰克（Hubert von Ranke）自1930年以来一直受雇于艾尔诺‧格罗，此时与赫兹一起工作。他曾是国际纵队台尔曼营（Thälmann battalion）的一名政治委员，后成为部门首脑，负责讲德语的外国人的安全。他可能就是在此时逮捕埃文‧沃尔夫的。沃尔夫后来被释放，但不久后永久性消失。
卡蒂娅‧兰道于1937年9月11日被情报组的两名成员逮捕。她后来就冯‧兰克所使用的手段写道：“GPU最坏的特工之一──莫里兹‧布莱斯勒（Moritz Bressler），别名冯‧兰克，最是无法无天，连指控都不提出就直接抓人。他和他的妻子塞普‧卡帕兰兹（Seppl Kapalanz），曾因怀疑一名同志知道库尔特‧兰道的下落，而一度逮捕了他。‘如果你不给我们他的地址’，他们说，‘你将永远无法离开监狱。他是斯大林和人民阵线的敌人。我们一找到他住在哪里，就会杀了他。’”
1937年4月9日—10日的夜间，一位名叫马克‧雷恩（Marc Rein）的俄国流亡青年，在巴塞罗那的酒店房间里失踪。他曾是挪威和德国极左翼运动的志愿者。他失踪几天后，他的朋友察觉到他不在，就报了警。马克‧雷恩是第二国际流亡的俄罗斯领导人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Rafael Abramovich）的儿子。这一事实，加上他的朋友和家人找到他下落的决心，在国外引起极大震动，以及西班牙共和国的诸多深刻反省。西班牙政府被迫指派自己的一名特工来展开调查，发现阿尔弗雷多‧赫兹局应对这起失踪案负责。NKVD警察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变得非常激烈，以至于1937年7月9日，内务部国务秘书挑起了他的一个情报人员（SSI 29）与赫兹和戈麦斯‧恩佩拉多尔之间的对抗。次日，SSI 29本人被赫兹局逮捕。不过，雇用他的情报机构势力强大，让他在第二天即获释。SSI 29，真名为劳伦契奇（P.Laurencic），于1938年被找到，遭佛朗哥追随者逮捕，送到军事法庭审判，并作为NKVD特工被处决。
尽管雷恩事件至今仍悬而未决，但它确实起到了这种效果：于1937年7月终止了阿尔弗雷多‧赫兹和戈麦斯‧恩佩拉多尔的活动。他们的特务机构在维多利奥‧萨拉新的领导下解散和重组。8月15日，国防部长、社会党人因达列西奥‧普列托（Indalecio Prieto）成立了军事情报局（Servicio de Investigación Militar，SIM），作为所有政治监视和反间谍组织的保护伞。SIM很快就有了6,000名特工为其效力。来自赫兹局的许多“技术人员”索性直接进入该组织。1939年，普列托承认，原则上是反间谍机构的SIM，从根本上说，是由苏联NKVD设立的；尽管采取了预防措施，但它立刻就被共产党人所控制，并用于他们自己的目的。在苏联和共产党人的压力下，普列托于1938年4月5日被从政府中撤职。
朱利安‧戈尔金描述了SIM的活动： “他们凭着自己的心血来潮或一些NKVD报复政策来抓任何人。嫌疑人随后被投入监狱，被提起指控……SIM常年累月地保存档案，借口是它一直需要更多的信息。SIM也是所有地方法官和律师的祸害，因为如果一个法官确信囚犯是无辜的，那么SIM就直接推翻他的决定。”
瑞士共产党人鲁道夫‧弗雷（Rudolf Frei）负责安排把志愿者从巴塞尔（Basel）转移到西班牙。他是一名退休技工，曾于1931至1932年在莫斯科的国际列宁学校修读课程。应他本人的要求，他于1937年底被调往西班牙，并负责掌管SIM的控制处。在那里，他要专门监视瑞士的志愿者。
1938年夏季之后，共产党人控制的监狱中所关押的很多反法西斯主义者都被带到前线，与佛朗哥一派的俘虏一起，被迫经常在很恶劣的条件下从事繁重劳动，诸如开垦梯田，没有食物或医疗护理，且处于共产党袭击的永久威胁之下。德国共产党异议组织成员卡尔‧布劳宁（Karl Bräuning）成功脱逃。六个月后，1939年12月，他给一些朋友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我们在7月所经历的是可怕而残酷的。相比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House of the Dead）根本不值一提……我们饿到常常神智不清。我的体重是过去的一半，只剩皮包骨。我们一直生病，根本没有任何力气。落到这步田地时，人与动物没有区别，只是纯粹的野蛮状态。法西斯主义仍有很多东西要从那些土匪身上去学。相形之下，它算是文化和奢侈。我们简直是要以法律手段被强迫工作致死，这一点一定写在了我们的档案中，因为这正是他们所要做的。”
巴塞罗那的“莫斯科审判秀”
尽管进行了重组、渗透和伪装活动，但NKVD还是遇到了障碍。POUM因对其的野蛮镇压，获得各革命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在法国成立了“捍卫西班牙共和国革命囚犯联盟”（Cartel for the Defense of Revolutionary Prisoners in Republican Spain）。于是，公开的公众行动就与苏联隐秘的操弄对立起来。三个代表团被派往西班牙进行调查。第三个代表团，1937年11月由独立工党的约翰‧麦戈文（John MacGovern）以及费利西安‧沙亚耶（Félicien Challaye）所领导，获准访问巴塞罗那的监狱，特别是那座关押着500名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模范监狱，并收集他们关于自己受害的证词。麦戈文和沙亚耶成功地安排了十几名囚犯获释。他们也试图进入洪塔广场（Junta Square）的NKVD秘密监狱。尽管得到了司法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Manuel de Irujo）的支持，但他们还是被禁止进入。麦戈文总结道：“面具已经掉落。我们已经揭开面纱，显示了谁握有实权。部长们想要帮助，但实际上无能为力。”
1938年10月11日至22日，POUM执行委员会成员──戈尔金、安德拉德、帕斯卡‧希罗内利亚（Pascal Gironella）、何塞‧罗维拉（José Rovira）、阿切尔、博内特、让‧勒布尔和何塞‧埃斯库德（José Escuder），被带到一个特别法庭受审，情景很容易让人想起莫斯科的审判秀。这场审判的目的之一，是为莫斯科声称托派在各方面都在危害党的说法增加可信度。不过，西班牙的激进分子断然否认了这一指控。安德烈‧纪德、乔治‧杜哈梅尔（Georges Duhamel）、罗杰‧马丁‧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和保罗‧里维特（Paul Rivet）发电报给胡安‧内格林，要求给予被告公正的审判。因为这些指控是基于暴力逼取的口供，一些相当混淆的情况随之而来。共产党报刊大力要求判处死刑，但无人宣布判决。尽管如此，POUM激进分子还是于11月2日被定罪，被判处15年徒刑（唯一例外的是，霍尔迪‧阿切尔被判11年，以及大卫‧雷伊﹝David Rey﹞被宣告无罪）。他们被裁定犯有“在《战斗报》上谎称，共和国政府服从莫斯科的命令，并有系统地追捕所有拒绝服从这类命令的人”──这一说法本身似乎更像是一种不打自招。
共和国的失败于1939年3月告一段落后，SIM最后一任主管试图将这些囚犯交给佛朗哥的部队，以便他们可能遭枪毙，指望共和国的敌人去完成NKVD特工已经开始的邪恶任务。幸运的是，POUM执行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成功逃脱了。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