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KVD在運作
1937年，在西班牙，打著「情報組」名號的NKVD已成為內務部的某種附屬機構。共產特工也控制了安全部門的領導權。1937年春夏，是阿爾弗雷多‧赫茲局活動強度最大的時期。赫茲本人被朱利安‧戈爾金稱為「審訊和處決大師之一」。休伯特‧馮‧蘭克（Hubert von Ranke）自1930年以來一直受僱於艾爾諾‧格羅，此時與赫茲一起工作。他曾是國際縱隊台爾曼營（Thälmann battalion）的一名政治委員，後成為部門首腦，負責講德語的外國人的安全。他可能就是在此時逮捕埃文‧沃爾夫的。沃爾夫後來被釋放，但不久後永久性消失。
卡蒂婭‧蘭道於1937年9月11日被情報組的兩名成員逮捕。她後來就馮‧蘭克所使用的手段寫道：「GPU最壞的特工之一──莫里茲‧布萊斯勒（Moritz Bressler），別名馮‧蘭克，最是無法無天，連指控都不提出就直接抓人。他和他的妻子塞普‧卡帕蘭茲（Seppl Kapalanz），曾因懷疑一名同志知道庫爾特‧蘭道的下落，而一度逮捕了他。『如果你不給我們他的地址』，他們說，『你將永遠無法離開監獄。他是斯大林和人民陣線的敵人。我們一找到他住在哪裡，就會殺了他。』」
1937年4月9日—10日的夜間，一位名叫馬克‧雷恩（Marc Rein）的俄國流亡青年，在巴塞羅那的酒店房間裡失蹤。他曾是挪威和德國極左翼運動的志願者。他失蹤幾天後，他的朋友察覺到他不在，就報了警。馬克‧雷恩是第二國際流亡的俄羅斯領導人拉斐爾‧阿布拉莫維奇（Rafael Abramovich）的兒子。這一事實，加上他的朋友和家人找到他下落的決心，在國外引起極大震動，以及西班牙共和國的諸多深刻反省。西班牙政府被迫指派自己的一名特工來展開調查，發現阿爾弗雷多‧赫茲局應對這起失蹤案負責。NKVD警察與政府之間的衝突變得非常激烈，以至於1937年7月9日，內務部國務祕書挑起了他的一個情報人員（SSI 29）與赫茲和戈麥斯‧恩佩拉多爾之間的對抗。次日，SSI 29本人被赫茲局逮捕。不過，僱用他的情報機構勢力強大，讓他在第二天即獲釋。SSI 29，真名為勞倫契奇（P.Laurencic），於1938年被找到，遭佛朗哥追隨者逮捕，送到軍事法庭審判，並作為NKVD特工被處決。
儘管雷恩事件至今仍懸而未決，但它確實起到了這種效果：於1937年7月終止了阿爾弗雷多‧赫茲和戈麥斯‧恩佩拉多爾的活動。他們的特務機構在維多利奧‧薩拉新的領導下解散和重組。8月15日，國防部長、社會黨人因達列西奧‧普列托（Indalecio Prieto）成立了軍事情報局（Servicio de Investigación Militar，SIM），作為所有政治監視和反間諜組織的保護傘。SIM很快就有了6,000名特工為其效力。來自赫茲局的許多「技術人員」索性直接進入該組織。1939年，普列托承認，原則上是反間諜機構的SIM，從根本上說，是由蘇聯NKVD設立的；儘管採取了預防措施，但它立刻就被共產黨人所控制，並用於他們自己的目的。在蘇聯和共產黨人的壓力下，普列托於1938年4月5日被從政府中撤職。
朱利安‧戈爾金描述了SIM的活動： 「他們憑著自己的心血來潮或一些NKVD報復政策來抓任何人。嫌疑人隨後被投入監獄，被提起指控……SIM常年累月地保存檔案，藉口是它一直需要更多的信息。SIM也是所有地方法官和律師的禍害，因為如果一個法官確信囚犯是無辜的，那麼SIM就直接推翻他的決定。」
瑞士共產黨人魯道夫‧弗雷（Rudolf Frei）負責安排把志願者從巴塞爾（Basel）轉移到西班牙。他是一名退休技工，曾於1931至1932年在莫斯科的國際列寧學校修讀課程。應他本人的要求，他於1937年底被調往西班牙，並負責掌管SIM的控制處。在那裡，他要專門監視瑞士的志願者。
1938年夏季之後，共產黨人控制的監獄中所關押的很多反法西斯主義者都被帶到前線，與佛朗哥一派的俘虜一起，被迫經常在很惡劣的條件下從事繁重勞動，諸如開墾梯田，沒有食物或醫療護理，且處於共產黨襲擊的永久威脅之下。德國共產黨異議組織成員卡爾‧布勞寧（Karl Bräuning）成功脫逃。六個月後，1939年12月，他給一些朋友講述了自己的經歷：
「我們在7月所經歷的是可怕而殘酷的。相比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House of the Dead）根本不值一提……我們餓到常常神智不清。我的體重是過去的一半，只剩皮包骨。我們一直生病，根本沒有任何力氣。落到這步田地時，人與動物沒有區別，只是純粹的野蠻狀態。法西斯主義仍有很多東西要從那些土匪身上去學。相形之下，它算是文化和奢侈。我們簡直是要以法律手段被強迫工作致死，這一點一定寫在了我們的檔案中，因為這正是他們所要做的。」
巴塞羅那的「莫斯科審判秀」
儘管進行了重組、滲透和偽裝活動，但NKVD還是遇到了障礙。POUM因對其的野蠻鎮壓，獲得各革命組織的支持。這些組織在法國成立了「捍衛西班牙共和國革命囚犯聯盟」（Cartel for the Defense of Revolutionary Prisoners in Republican Spain）。於是，公開的公眾行動就與蘇聯隱祕的操弄對立起來。三個代表團被派往西班牙進行調查。第三個代表團，1937年11月由獨立工黨的約翰‧麥戈文（John MacGovern）以及費利西安‧沙亞耶（Félicien Challaye）所領導，獲准訪問巴塞羅那的監獄，特別是那座關押著500名反法西斯主義者的模範監獄，並收集他們關於自己受害的證詞。麥戈文和沙亞耶成功地安排了十幾名囚犯獲釋。他們也試圖進入洪塔廣場（Junta Square）的NKVD祕密監獄。儘管得到了司法部長曼努埃爾‧德‧伊魯霍（Manuel de Irujo）的支持，但他們還是被禁止進入。麥戈文總結道：「面具已經掉落。我們已經揭開面紗，顯示了誰握有實權。部長們想要幫助，但實際上無能為力。」
1938年10月11日至22日，POUM執行委員會成員──戈爾金、安德拉德、帕斯卡‧希羅內利亞（Pascal Gironella）、何塞‧羅維拉（José Rovira）、阿切爾、博內特、讓‧勒布爾和何塞‧埃斯庫德（José Escuder），被帶到一個特別法庭受審，情景很容易讓人想起莫斯科的審判秀。這場審判的目的之一，是為莫斯科聲稱托派在各方面都在危害黨的說法增加可信度。不過，西班牙的激進分子斷然否認了這一指控。安德烈‧紀德、喬治‧杜哈梅爾（Georges Duhamel）、羅傑‧馬丁‧杜‧加爾（Roger Martin du Gard）、弗朗索瓦‧莫里亞克（François Mauriac）和保羅‧里維特（Paul Rivet）發電報給胡安‧內格林，要求給予被告公正的審判。因為這些指控是基於暴力逼取的口供，一些相當混淆的情況隨之而來。共產黨報刊大力要求判處死刑，但無人宣布判決。儘管如此，POUM激進分子還是於11月2日被定罪，被判處15年徒刑（唯一例外的是，霍爾迪‧阿切爾被判11年，以及大衛‧雷伊﹝David Rey﹞被宣告無罪）。他們被裁定犯有「在《戰鬥報》上謊稱，共和國政府服從莫斯科的命令，並有系統地追捕所有拒絕服從這類命令的人」──這一說法本身似乎更像是一種不打自招。
共和國的失敗於1939年3月告一段落後，SIM最後一任主管試圖將這些囚犯交給佛朗哥的部隊，以便他們可能遭槍斃，指望共和國的敵人去完成NKVD特工已經開始的邪惡任務。幸運的是，POUM執行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都成功逃脫了。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