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斯大林此时除掉了他最重要的对手，但对托派的追捕仍继续进行。法国的例子反映出激进的共产党人对小型托派组织的反射式反应（reflexive response）。在法国被占领期间，一些托派成员很可能被共产党人告发给法国和德国警方。
在维希的监狱和集中营里，托派成员被系统性地与其余人分开。在多尔多涅省（Dordogne）的农特龙（Nontron），杰拉德．布洛赫（Gérard Bloch）被作家让—理查德‧布洛赫（Jean-Richard Bloch）之子米歇尔‧布洛赫（Michel Bloch）领导的共产党人集团排斥。后来被监禁在爱丽舍（Elysee）监狱时，杰拉德‧布洛赫被一位天主教教师警告说，监狱的共产党人集团已决定夜间以勒死的方式处决他。
在这种盲目仇恨的背景下，包括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彼得罗．特莱索（Pietro Tresso）在内的4名托派成员，从上卢瓦尔省（Haute-Loire）法兰西自由射手游击队（Franc-Tireurs et Partisans, FTP）的“沃德利”（Wodli）马基（maquis，译者注：二战时法国反纳粹游击队）中消失，更凸显其重要。FTP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组织，共产党人主导的民族阵线就通过它来运作。1943年10月1日与共产党同事们逃离勒皮昂韦莱（Puy-en-Velay）的监狱后，5名托派激进分子被共产党的马基所“俘虏”。其中一人──阿尔伯特．德梅齐埃（Albert Demazière），不知何故设法脱离他的同伴。他是唯一的幸存者：在一场荒唐的审判后，特莱索、皮埃尔‧萨利尼（Pierre Salini）、让．勒布尔（Jean Reboul）和亚伯拉罕‧萨德克（Abraham Sadek）于10月底遭处决。证人和涉案人（仍活着的）报告称，这些激进分子当时一直在密谋给集中营的供水下毒。这种近乎粗鄙的辩解有点反犹主义意味，针对的是托洛茨基和其中至少一名囚犯亚伯拉罕．萨德克。在苏联，也曾针对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尔盖提出类似指控。共产主义运动表明，它也有能力实施最赤裸裸的反犹主义。在被杀之前，这4名托派成员被拍了照，可能是为了事后法国共产党总部能够确认其身份。他们也被迫写下自己生活的总结。
即使在集中营里，共产党人也企图利用那里存在的等级制度，来消灭他们最强劲的对手。国际主义工人党（Internationalist Workers’ Party）布列塔尼（Breton，译者注：位于法国）地区分部的领导人马塞尔‧博弗雷尔（Marcel Beaufrère）于1943年10月被捕，1944年1月被驱逐到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译者注：集中营名，位于德国）。监区长（他本人就是共产党员）怀疑他是一名托派成员。在博弗雷尔到达10天后，一位朋友告诉他，39监区（他的监区）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已判他死刑，正把他当作实验对象送去注射斑疹伤寒。凭借德国激进分子的介入，博弗雷尔在最后一刻获救。共产党人经常使用集中营系统来除掉他们的政治敌人，故意将其送到最苛刻的区域，尽管他们自己也是同样的盖世太保官员、同样的党卫军部门的受害者。据鲁道夫．普拉格（Rodolphe Prager）说，被驱逐到布痕瓦尔德的马塞尔．希克（Marcel Hic）和罗兰．菲利亚特（Roland Filiâtre），“经营地内拥有高级行政职权的德共干部同意”，被送到可怕的朵拉（Dora）集中营。希克死在那里；菲利亚特1948年在又一次谋杀企图中幸存了下来。
1944年9月11日，来自“阶级战争”（Class War）组织的巴黎年轻工人马蒂厄‧布赫霍尔茨（Mathieu Buchholz）失踪了。1947年5月，他的组织声称这是斯大林主义者所为。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希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希腊共产党（KKE）的一名书记彭迪利斯．波里欧波洛斯（Pandelis Poliopolos）就在战前加入了这场运动。他后来遭意大利人射杀。在战争期间，托派成员共同支持民族解放阵线（EAM）的事业。EAM于1941年6月由共产党人创立。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领导人阿瑞斯．韦洛契奥特斯（Ares Velouchiotes）下令杀死约20名托派领导人。解放之后，对托派的迫害继续进行，许多人受到严刑拷打，被逼供出其同事的名字。1946年，在提交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瓦西里斯‧巴尔齐奥塔斯（Vasilis Bartziotas）指出，有600名托派成员被OPLA（保护人民斗争组织）处决。该数字可能还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持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者。太古马克思主义者（Archeo-Marxists），即1924年与KKE决裂的激进分子，也遭到迫害和暗杀。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也不例外。1941年统一后，团结在阿纳斯塔斯特‧卢拉（Anastaste Lula）周围的左翼团体中出现了分歧，主要是在托派与由南斯拉夫人推出的正统党派领导人（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穆罕默德．谢胡﹝Mehmet Shehu﹞）之间。1943年，卢拉被就地处决。另一位受欢迎的托派领导人萨迪克．普雷姆塔伊（Sadik Premtaj）在逃过多起暗杀企图后，成功抵达法国。但1951年5月，他成为另一次暗杀图谋的牺牲品。这次是由前国际纵队成员、在巴黎的阿尔巴尼亚特工杰马尔‧沙米（Djemal Chami）所实施。
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最早领导人之一陈独秀（Chen Duxiu）的领导下，一场处于萌芽期的运动在1928年已然成形。1935年，它依然只有几百名成员。在抗日战争中，其中一些人设法渗透到共产党武装部队人民解放军的第8军。毛泽东将他们处死，并肃清了他们的营。内战结束时，他们被系统地追捕并杀害。其中许多人的命运仍然未知。
有一段时间，印度支那（Indochina）的情况则大为不同。从1933年起，“战斗”（Tranh Dau）组织的托派成员与共产党人建立了共同阵线。托派在该半岛南部影响力最大。1937年，雅克‧杜克洛下了一道指令，禁止印度支那共产党与“战斗”组织的激进分子合作。在与日本人冲突后的几个月里，另一个托派分支──国际共产主义联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占了上风，令共产党领导人不安。1945年9月，当英国军队到达时，国际共产主义联盟令越盟（Viet Minh，译者注：全称越南独立同盟会）为他们预备的和平欢迎泡汤。9月14日，越盟对托派干部发起了大规模行动。他们中多数人在被捉住后不久即被处决。在稻田中与英法军队作战后，他们被越盟军队击溃。在这次行动的第二部分，越盟转而反对“战斗”组织。他们被囚禁在边水（Ben Sue），随着法军的逼近也遭处决。1946年2月，该运动的领导人谢秋收（Ta Tu Thau）被处决。胡志明自己写道，所有的托派分子都是“最低级的叛徒和特务”。
在捷克斯洛伐克，扎维斯．卡兰德拉（Zavis Kalandra）的命运典型地代表了他所有同伴的命运。1936年，由于写了一份谴责莫斯科审判的传单，卡兰德拉被开除出捷克共产党。后来他参加了抵抗运动，被德国人驱逐到奥拉宁堡（Oranienburg）。他于1949年11月被捕，被指控阴谋反对该共和国，并遭受酷刑。对他的审判始于1950年6月；他作了“彻底坦白”，并于6月8日被判死刑。在6月14日的《战斗》（Combat）杂志中，安德烈．布勒东（AndréBreton，译者注：1896年—1966年，法国作家及诗人）要求保尔．艾吕雅（Paul Eluard，译者注：1895年—1952年，法国诗人）为卡兰德拉出面。两人自战前就认识他。艾吕雅回答说：“我忙于为申辩自己无辜的无辜者担忧，顾不上为已经认罪的有罪者担忧。”6月27日，卡兰德拉与3名同伴一起被处决。#（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