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斯大林此時除掉了他最重要的對手，但對托派的追捕仍繼續進行。法國的例子反映出激進的共產黨人對小型托派組織的反射式反應（reflexive response）。在法國被占領期間，一些托派成員很可能被共產黨人告發給法國和德國警方。
在維希的監獄和集中營裡，托派成員被系統性地與其餘人分開。在多爾多涅省（Dordogne）的農特龍（Nontron），傑拉德．布洛赫（Gérard Bloch）被作家讓—理查德‧布洛赫（Jean-Richard Bloch）之子米歇爾‧布洛赫（Michel Bloch）領導的共產黨人集團排斥。後來被監禁在愛麗舍（Elysee）監獄時，傑拉德‧布洛赫被一位天主教教師警告說，監獄的共產黨人集團已決定夜間以勒死的方式處決他。
在這種盲目仇恨的背景下，包括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彼得羅．特萊索（Pietro Tresso）在內的4名托派成員，從上盧瓦爾省（Haute-Loire）法蘭西自由射手游擊隊（Franc-Tireurs et Partisans, FTP）的「沃德利」（Wodli）馬基（maquis，譯者註：二戰時法國反納粹游擊隊）中消失，更凸顯其重要。FTP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組織，共產黨人主導的民族陣線就通過它來運作。1943年10月1日與共產黨同事們逃離勒皮昂韋萊（Puy-en-Velay）的監獄後，5名托派激進分子被共產黨的馬基所「俘虜」。其中一人──阿爾伯特．德梅齊埃（Albert Demazière），不知何故設法脫離他的同伴。他是唯一的倖存者：在一場荒唐的審判後，特萊索、皮埃爾‧薩利尼（Pierre Salini）、讓．勒布爾（Jean Reboul）和亞伯拉罕‧薩德克（Abraham Sadek）於10月底遭處決。證人和涉案人（仍活著的）報告稱，這些激進分子當時一直在密謀給集中營的供水下毒。這種近乎粗鄙的辯解有點反猶主義意味，針對的是托洛茨基和其中至少一名囚犯亞伯拉罕．薩德克。在蘇聯，也曾針對托洛茨基的兒子謝爾蓋提出類似指控。共產主義運動表明，它也有能力實施最赤裸裸的反猶主義。在被殺之前，這4名托派成員被拍了照，可能是為了事後法國共產黨總部能夠確認其身分。他們也被迫寫下自己生活的總結。
即使在集中營裡，共產黨人也企圖利用那裡存在的等級制度，來消滅他們最強勁的對手。國際主義工人黨（Internationalist Workers’ Party）布列塔尼（Breton，譯者註：位於法國）地區分部的領導人馬塞爾‧博弗雷爾（Marcel Beaufrère）於1943年10月被捕，1944年1月被驅逐到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譯者註：集中營名，位於德國）。監區長（他本人就是共產黨員）懷疑他是一名托派成員。在博弗雷爾到達10天後，一位朋友告訴他，39監區（他的監區）的共產黨基層組織已判他死刑，正把他當作實驗對象送去注射斑疹傷寒。憑藉德國激進分子的介入，博弗雷爾在最後一刻獲救。共產黨人經常使用集中營系統來除掉他們的政治敵人，故意將其送到最苛刻的區域，儘管他們自己也是同樣的蓋世太保官員、同樣的黨衛軍部門的受害者。據魯道夫．普拉格（Rodolphe Prager）說，被驅逐到布痕瓦爾德的馬塞爾．希克（Marcel Hic）和羅蘭．菲利亞特（Roland Filiâtre），「經營地內擁有高級行政職權的德共幹部同意」，被送到可怕的朵拉（Dora）集中營。希克死在那裡；菲利亞特1948年在又一次謀殺企圖中倖存了下來。
1944年9月11日，來自「階級戰爭」（Class War）組織的巴黎年輕工人馬蒂厄‧布赫霍爾茨（Mathieu Buchholz）失蹤了。1947年5月，他的組織聲稱這是斯大林主義者所為。
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在希臘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希臘共產黨（KKE）的一名書記彭迪利斯．波里歐波洛斯（Pandelis Poliopolos）就在戰前加入了這場運動。他後來遭意大利人射殺。在戰爭期間，托派成員共同支持民族解放陣線（EAM）的事業。EAM於1941年6月由共產黨人創立。希臘人民解放軍（ELAS）領導人阿瑞斯．韋洛契奧特斯（Ares Velouchiotes）下令殺死約20名托派領導人。解放之後，對托派的迫害繼續進行，許多人受到嚴刑拷打，被逼供出其同事的名字。1946年，在提交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中，瓦西里斯‧巴爾齊奧塔斯（Vasilis Bartziotas）指出，有600名托派成員被OPLA（保護人民鬥爭組織）處決。該數字可能還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和其他持不同政見的社會主義者。太古馬克思主義者（Archeo-Marxists），即1924年與KKE決裂的激進分子，也遭到迫害和暗殺。
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人也不例外。1941年統一後，團結在阿納斯塔斯特‧盧拉（Anastaste Lula）周圍的左翼團體中出現了分歧，主要是在托派與由南斯拉夫人推出的正統黨派領導人（恩維爾．霍查﹝Enver Hoxha﹞、穆罕默德．謝胡﹝Mehmet Shehu﹞）之間。1943年，盧拉被就地處決。另一位受歡迎的托派領導人薩迪克．普雷姆塔伊（Sadik Premtaj）在逃過多起暗殺企圖後，成功抵達法國。但1951年5月，他成為另一次暗殺圖謀的犧牲品。這次是由前國際縱隊成員、在巴黎的阿爾巴尼亞特工傑馬爾‧沙米（Djemal Chami）所實施。
在中國，在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最早領導人之一陳獨秀（Chen Duxiu）的領導下，一場處於萌芽期的運動在1928年已然成形。1935年，它依然只有幾百名成員。在抗日戰爭中，其中一些人設法滲透到共產黨武裝部隊人民解放軍的第8軍。毛澤東將他們處死，並肅清了他們的營。內戰結束時，他們被系統地追捕並殺害。其中許多人的命運仍然未知。
有一段時間，印度支那（Indochina）的情況則大為不同。從1933年起，「戰鬥」（Tranh Dau）組織的托派成員與共產黨人建立了共同陣線。托派在該半島南部影響力最大。1937年，雅克‧杜克洛下了一道指令，禁止印度支那共產黨與「戰鬥」組織的激進分子合作。在與日本人衝突後的幾個月裡，另一個托派分支──國際共產主義聯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占了上風，令共產黨領導人不安。1945年9月，當英國軍隊到達時，國際共產主義聯盟令越盟（Viet Minh，譯者註：全稱越南獨立同盟會）為他們預備的和平歡迎泡湯。9月14日，越盟對托派幹部發起了大規模行動。他們中多數人在被捉住後不久即被處決。在稻田中與英法軍隊作戰後，他們被越盟軍隊擊潰。在這次行動的第二部分，越盟轉而反對「戰鬥」組織。他們被囚禁在邊水（Ben Sue），隨著法軍的逼近也遭處決。1946年2月，該運動的領導人謝秋收（Ta Tu Thau）被處決。胡志明自己寫道，所有的托派分子都是「最低級的叛徒和特務」。
在捷克斯洛伐克，扎維斯．卡蘭德拉（Zavis Kalandra）的命運典型地代表了他所有同伴的命運。1936年，由於寫了一份譴責莫斯科審判的傳單，卡蘭德拉被開除出捷克共產黨。後來他參加了抵抗運動，被德國人驅逐到奧拉寧堡（Oranienburg）。他於1949年11月被捕，被指控陰謀反對該共和國，並遭受酷刑。對他的審判始於1950年6月；他作了「徹底坦白」，並於6月8日被判死刑。在6月14日的《戰鬥》（Combat）雜誌中，安德烈．布勒東（AndréBreton，譯者註：1896年—1966年，法國作家及詩人）要求保爾．艾呂雅（Paul Eluard，譯者註：1895年—1952年，法國詩人）為卡蘭德拉出面。兩人自戰前就認識他。艾呂雅回答說：「我忙於為申辯自己無辜的無辜者擔憂，顧不上為已經認罪的有罪者擔憂。」6月27日，卡蘭德拉與3名同伴一起被處決。#（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