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张承志，虽然文革中我和他有短暂的交集、直接的冲突，但是从更深的层次却也可以说，从文革开始我们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我在文革近三十年的时候，一九九五年提到过他一次，那是因为我的一些朋友来问我对他的文字的看法。他那时写的《心灵史》，一部充满狂躁的意识形态废话的书，居然在文革三十年后在那个社会再次喧噪一时。现在又过了二十年，一位研究我的思想经历的小友来信，问我被张承志带领红卫兵纠察队殴打一事的具体情况：
“先生当时对此事是如何体认的，即您的“被群殴有感”？
这是您在文革岁月中唯一的一次被打体验吗，如果不是，这是第一次吗？
几十年时过境迁之后，您与这些人有无见面、他们有无道歉？
今天在追忆之时，您认为此事对于自己有何影响与作用？”
看来这个历史故事，对于下一代人了解认识我这一代人所经历及追求的经验教训，还真的是有些必要来回忆记述，以及补充解释。
走近人生七十，现在要我来谈张承志，我和以前已经有着根本的不同态度——更多的是历史和思想评述，而非涉及对抗那个活着的个人。因为就活着的个人来说，无论他持什么观点，对历史如何看，我都希望他活好，我希望能够看到生命之对于每个活着的人的美好，对于未来的人的美好。于张承志，我当然也是这个希望。而我之所以写下这些回忆与思索，也是在这个同样的目的下想再次说明：每个人，不管他出自什么样的家庭，在社会中居于什么地位，生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最美妙也最奇妙，所以，人对人的迫害无论怎么说都是最令人厌恶的！无论是以什么名义的迫害，阶级、种族、地域、政党、思想、信仰……，都一定是一种罪恶！积我一生之奋斗、之努力，反抗的都是这类的迫害和禁锢。
人，当他们必须组成社会，在其中生活的时候，如何能够让大家都好，是每一个有过一次生命、向往美好，且爱他的同类的人的希望。我们这代人，伴随二十世纪的人类的巨大的历史性的灾难，为此留下了沉痛的教训，付出了无数生命以及生活的代价。我希望我的同代人在退出人生的时候认识到这点，希望我的后代人能够接受教训：不再因为族群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而互相排斥，甚至迫害、残杀。
2.
关于我被张承志带领红卫兵纠察队殴打一事，发生在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左右。事发的原因是因为那时社会在党内斗争的影响下，又开始反右倾。这让当时北京中学界的我所在的四三派极为兴奋。我们觉得文化大革命有可能又要深入到一个新阶段了，为此我们清华附中井冈山写出了“关于北京市中学运动的七十一个为什么？”，连夜把它贴到了北京市的各处。记得那几周我们经常在晚上蹬着平板车，平板车上装着浆糊桶、大字报以及书写大标语的纸张。在城里的繁华地带的墙上——有些地方张贴大字报，另一些地方则贴好纸，根据长度书写不同的标语。当然无非是“打倒杨余傅”，“反击右倾翻案风”，“誓死保卫中央文革”一类的口号。
这个活动在校园里当然更不会错过。我被殴打的前一夜，我带着初中的几个孩子把校园里几乎所有的能够刷上标语及大字报的地方都刷满。那几个孩子是我的嫡系部队，都很聪明、也很顽皮，从六七年年初就跟着我。在那次刷标语中，我们把张承志所在的红卫兵办公室，即教学楼一进门右手的那间屋子的门旁左右的墙上都刷满了标语口号。最后，一个孩子把门楣上部的空间也刷上了标语。为此这个办公室就整个陷于标语中了。我想大约这激怒了经常在红卫兵办公室的张承志。
说到这里当然还要强调一下张承志当时在清华附中及红卫兵中的形象、位置及作用。
坦率说，他在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中的地位不高。这当然主要因为他的出身不高，他没有显赫的高干出身，只不过是红五类而已。此外就是他在清华附中曾经有过的校园生活中是个非常普通的学生。他甚至看来带着土气及蛮气。在文革前的清华附中，学习成绩好的，体育成绩及文艺特长过人的学生是学校中风景，所以张承志不是学校中的风景性的人物。大约也就是因为此，在我的脑子里，他永远是腰系宽皮带、身穿褪色军装、身材壮硕，作为那些具有高阶干部出身的，如王明、张晓宾、熊刚的基本背景出现在老红卫兵中的。或者用他们的话说，他是属于那个时代感到被冷遇的所谓一般的干部子弟、红五类子弟出现的。所以在文革前不突出的张承志，在文革中，从六、七月份开始是以那种最朴实的工农子弟的形象出现，而这个形象在红八月定格：一位不仅腰系一条、而且还手提一条宽皮带的红卫兵纠察队长。他真的可以说是清华附中六六年红八月的象征性形象：身材强壮、身穿破旧军装，永远和另外一位纠察队骨干，当时少有的几位出身不好的红卫兵高三的盛家驷在一起。那位盛家驷的身材更为典型，由于四百米跑成绩优秀，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腿粗、身壮的肌肉型男。虽然如此，说到此我必须要强调的是：至今我想到的张承志还是这个工农兵、赤卫队的形象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肌肉型的气质，也不是因为那一拳，而是因为他其后的文字，以及我在媒体中闻到的他的文字中所散发的文化气质使然。
在刷标语那夜后的第二天中午，我像往常一样地和朋友一起到食堂吃饭。清华附中的食堂在教学楼的右后方，即东西向的教学楼西侧后，也就是附中的西校门进来就是食堂。我从教学楼西侧一拐过来就看到张承志等大约一二十个老红卫兵在食堂门口的台阶上坐着，我觉得有些不平常，但是也没放在心上。因为无论什么事，正面看到后就跑，不属于我的性格，所以即便那时我知道他们是专门等我的，我也会迎面走过去。当然还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除了争论外还会发生什么。还没等我走到食堂门口，张承志就带领他们迎了过来，一下子把我和我的朋友包围在中间，他们高叫说，标语是不是你刷的？你去给我们撕掉、擦掉。我当然不会示弱，于是就在那里吵了起来，围观的人也开始多起来。就在争吵的时候，在我面前的张承志突然挥手对准我面部一拳，然后所有的红卫兵就都一拥而上。有的用本来准备到食堂吃饭的搪瓷饭碗向我的头砸来，还有一些人死力拽我的夹克上衣。在这种拉拽下，我的夹克由于后面中间有一条对接的封，居然一件夹克在撕扯下被扯裂为二。这个时候，我们的人也多了起来，为此两方逐渐形成了对峙，形成了立即会武斗的形势，这时候军训团的解放军赶到，分开了两派。而我被朋友护送到大学，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我再在学校住，还可能受到他们的围攻及暗算。此外要检查看看我是否受了伤。他们惊诧地说，没想到你的脑袋这么硬，那么多搪瓷饭盆竟然没有打破你的头。对于两颗门牙我当时就发现被打得内倾几乎四十五度，我把它们推了出来，不敢再动它们。后来去看医生，医生说，应该暂时还可以长好，但是因为伤了根，五十岁后会剥落。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大夫的预言如此准，大约在我五十五岁的时候，有一天被一个孩子无意间碰到，结果那颗门牙就掉了，此后另一颗也无法坚持，只好拔掉。似乎其后我上牙床的绝大多数不得不拔掉的牙，都与这两颗牙有关，它们使得周围的牙都没了依靠。
这件事是我在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被殴。但是我在清华附中的初高中却有过几次动手打架的经历，而其中的对象竟然全都是干部子弟，都比我几乎高一头。
我六一年入学的时候一米三八，到六六年长到一米七〇。初二的时候我曾经和一米八〇的当时的驻英代办宦乡的儿子宦国梁，因为在讲台桌上打乒乓球争执胜负，他首先动了手。另外一次是和当时的林业部副部长荀昌五的儿子荀小军，忘记了因为什么事，但是动手的方式居然都和张承志那次类似，争执中突然他们挥拳，而我也是下意识地立即冲上去对打。
对于和宦国梁和荀小军的打架，并没有让我立即想到干部子弟和平民的对立、特权及阶级路线问题，因为那时我还很幼稚，脑子里没有那么多、那么复杂的事情。我想他们俩人也是如此。但是和张承志冲突的那年，我已经开始觉悟，开始思考未来人生的事情，文革带来的国家大事问题。现在想，它已经潜移默化地让我感到，我们和干部子弟、特权阶层对立的是根本性的对立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会一辈子受这些智力不高、却能够依靠权势占据社会的权力位置欺侮你。我觉得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导致我走向这条人文问题之路的就是文革的发生，红卫兵的诞生让我突然明白，我们平民是不可能和他们平等的。在短暂的六六年到六八年的三年中，我所经历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让我思索，如何才能够像一个人那样生活？这使我走向了这条至今还在坚持的道路。
写到这里，我倒是还要补充几句。文革中打人最凶残的真的不是那些高干子弟，而更多的是张承志这样的边缘子弟，其中最凶恶的则是那些“出身不好”，却紧跟干部子弟，一心要表现自己的那些人。而这个特点居然如今在台湾那些拥护台独的外省人子弟身上，在移居到西方的坚决支持川普等白人优先，膜拜西方文化的华人身上，和文革时这类出身不好的人的表现如此类似。这让我十分惊讶。可见近代西方带来的各类族群对立问题，族群灭绝问题有着共性，在受到这些问题冲击的人群中有着同质的类似的现象。
3.
要更深刻地了解文化革命中我们之间的冲突的影响及意义，了解六八年后的十年我们俩人的经历的不同是必要的。它几乎可以让人一下子看到我们之间在其后整个的人生道路，文化思想追求的不同。为此我在此简略地描述出那次冲突后，六八年后的十年，张承志和我的两条不同的人生轨迹。
由于文化革命时的对抗性涉及到族群性的迫害，即建立在阶级、党群性上的压迫及迫害，而这个迫害实际上涉及到做人的尊严，以及人天生所要求的平等自由问题。因此，在文化革命中强烈地不加掩饰地表面化了的对抗，以及伴随与此的我们那代人的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精神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个烙印对任何一个人，几乎都可以说一生永远清除不掉。尽管时值于今很多人把它们埋到了心灵深处，甚至已经有很多人带着这一切离开了人世。但是，那道产生于阶级斗争，共产党特权的对于和他们不同族群的人的蔑视及迫害的伤痕，永远会是我们这两代人理解社会、回味人生的背景底色。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老红卫兵激发出来的公开对抗，在六八年开始的离开清华附中，走向社会的潮流中，我们两派人的分手没有任何人世间同窗、校友离别的依依之情。反而是形同陌路，甚至是恶狠狠的别离。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高六三二的老红卫兵张明在分手时，对我们这派较为温和的宋海泉面对面直接地说：你们代表的是地主、我们是贫农，二十年后我们再见。
实际上这样的能在分离时还能够对话，在当时已经属于罕见。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那时已经到了迎面走过也从不讲话的地步。张承志是红卫兵中的极端分子，当然更是如此。他是我们学校开始上山下乡运动中走的较早的一批人。我只记得他是和老红卫兵中的纠察队中的几个初中队友一起在六八年秋天到内蒙古乌珠穆沁插队。此后，有很多年我基本上不知道他们的消息，只是依稀听说一九七二年，工农兵上大学他被推荐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九七五年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
现在网上看到的介绍他的书面文字说：他七二年考入北京大学，那根本就是胡扯！一九七二年是他们六六年砸碎高考升学制度后，工农兵占领大学的开始阶段，根本就没有考试，百分之百地是实践了他们的理想，由党组织推荐上大学。而获得推荐的当然只有那些所谓根红苗正，表现极为忠于共产党的人。由于进入大学的很多人立刻显现出程度太差，为此，次年，一九七三年这个推荐上大学曾经试图适当增加一些考试。但是，立即就出现了白卷英雄、公开抵制考试的张铁生。这个抵制马上就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在那一段历史时期，七十年代上半叶，虽然上山下乡运动一直在不断地展开，但是老红卫兵中的一部分人几乎在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同时就参了军，另外一部分根基一般的人虽然下了乡，但是在当地一有抽调回城的可能时就立即离开了农村。像张承志这样，在七二年就能够被推荐上大学，或者说以工农兵的身份继续六六年红卫兵的“伟业”，去占领大学的，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在那一代人中是最好的出路。所以，平民子弟和依附于共产党的权贵子弟在社会中境遇的不同，在七十年代初期依然在加剧。张承志也依然是受惠者。他的进入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他们积极参与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胜利成果。
由于那些年我们这两个群体的人几乎不来往，因此那些年我得到的只有些风传的消息。我听说，我们班的陶正，虽然出身不好，但是从一九六六年前就紧紧地追随干部子弟，拥护阶级路线，此后成为红卫兵中少有的“表现好”的“狗崽子”。他插队后也继续了革命道路，与张承志一样也被推荐占领了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的学习位置。七五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他和毕业于师大女附中的高红十等人一起创作了文革时期的诗歌样板“接班人之歌”，从而成了比张承志还先期成名的作家。
我不知道张承志在当时的那个批林批孔运动中、反右倾运动中做了些什么，但是我相信，他所在的历史系，以及他不甘寂寞的性格，即他从坐胎于共产党子宫中带来的所谓革命性，决定了他一定会和陶正一样，在那时会继续他们六六年投身文化大革命的战斗豪情，积极有所作为。
在遭遇到失学、社会动荡，甚至被抛入到社会底层的我们那代人中，张承志在社会中始终是幸运的人。他由北大历史系作为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在那个年代这个工作当然是难以想像的好的高级工作。张承志在那里经历了七六年四五事件，以及当年十月粉碎四人帮，我同样相信，在这些运动中，他不仅不会参与平民们的不满运动，甚至也不会参与为周恩来喊冤的党内不同声音的活动。因为即如我的了解，他和陶正这些人，从来都没有过反叛精神。由于这些内容，都是社会学研究、文化分析需要了解的重要内容，所以我相信，一旦有了真正认真研究张承志作品的研究者，一定都会被发掘出来。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集团在党内失败后，社会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实在说当然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基本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乃至文化思想都没有任何改变，有的不过是一些政策的变化，社会稍微宽松了一些而已。对此，张承志的经历是最好的说明，因为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承志七六年后的思想及经历和六六年时没有任何不同，和七六年前没有何变化。张承志的经历在继续——他在七八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语言系学习，在翁独健教授的指导下所谓研究蒙古族及北方诸民族历史。
在我看来，这样一位彻底意识形态化的人是不会有研究能力的，他能够从事的只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及煽情。果然，同年他在党的最高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第十期上发表了《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从而在那一年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九八一年，他硕士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同年发表中篇小说《黑骏马》，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那十几年，尽管社会似乎有时有些动荡，有时有不同的水温，但是他在这个社会可说是如鱼得水、一帆风顺。此后他继续获得了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成为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为此，这也就用不着我再评论什么了，因为单就这些历史事实，在文化史中已经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了。
4.
对比张承志们，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地改变了，决定了我这一生的道路。我从一个认为我应该学习自然科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六八年后转向人文科学。
抽象地决定我走向这条道路的是人间的不平，被文革发生的族群迫害所激发出来的对个人自由的向往，以及每个年轻人都曾有的，希望一生能有所作为，轰轰烈烈的生命一场的冲动。
具体的则是那时对毛泽东的信仰及现实，即毛泽东所说的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一次，走资派还在走，特权阶层的问题是长期的，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它让我在一九六八年希望：第一，能够弄清楚这些问题，第二，未来自己的生命对社会能够有所贡献，活的更有意义。第三，中国文化传统，先哲告诉我们的，要成人就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要在艰难中砥砺自己。
为此，我六八年秋天下决心放弃留城工作，去插队，获取更大的自由度。
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到吉林洮安县插队，并且开始按照自己的计划读书。我准备先打好哲学基础，然后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轨迹进入经济学。因为那时的脑子里只知道这一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问题是认识一切政治及文化问题的基础。
当时我们带到乡下数百本书，当然大部分是仅能够得到的马列著作。我那时规定自己每天一定要读五十页书，读不完，不许自己睡觉。此生步入哲学是让我始料不及的，因为在我读了马克思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之后，读到列宁的《哲学笔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就产生了强烈的质疑。现在想来大约是从列宁的《哲学笔记》接触到的他对于马赫的关于感觉、认知、思维等问题的批判。被列宁批判的马赫的这些思想，我虽然毫无了解，但是出于一个少年的直觉，它们激发出我的好奇，导引我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提出问题。
一，凭什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可以断言人能够正确地反映世界，这是把人的感觉绝对化、并且把人们的感官感觉到的现象不假分析证明地等同于世界。
二，既然世界是一分为二的，那么对立双方就没有谁好谁坏的问题。因为没有左就没有右，左右冷热没有谁好谁坏，谁必然地一定存在，谁要被消灭、克服。如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如此。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
如是众多的疑问，使得我从六九年秋季，模糊地开始了自己的认识论的探索，我所固有的经验主义的气质被唤醒。那年冬天回北京，在政治上读了托洛斯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后，我更进一步看透了共产党，从而从思想到现实开始彻底地背叛出这个社会。那时我痛彻地感到，自己整个前二十年被共产党和毛泽东彻底地欺骗了，痛心自己居然如此愚昧地跟着他们搞文化大革命，如此简单的问题我竟然看不到，从而开始更为彻底地反省自己，反省中国社会现存的政治、社会及文化。
大约就在六九年夏天到七零年夏天那一年，我从插队时的追随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而转向了自己这一生走到今天的目标：第一要说清楚马克思主义问题、共产党问题；第二以颠覆四九年后的那个知识界为自己的任务。
我那时告诉自己，从此开始，我绝对不说一句共产党好话，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此后，我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包括在工作期间、继续上学时填写的各种表格，以及不得不写的工作总结，我再也没有说过热爱党，说过一句共产党的好话，坚持拒绝写所谓入团入党的申请书。这个坚持，以及那两个我的终生任务也就决定了，七零年后我绝对不会进入那个社会，沿着阶梯而上。因为那对我是个绝对的耻辱。
一九八七年我因为批判自然辩证法而和当时北京的哲学界以及《哲学研究》，乃至《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发生冲突，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阎康年在一次听完报告，步行回所的路上直接警告我，你这样做还想不想在所里提职称，分房子？我坦率地告诉他，从我走向这条路就一没有想提职称，二没有想到过房子问题。我想的只是弄清楚思想问题，在能够说的时候说出来。这其实不过是我七〇年时立下的志愿，阎康年和自然科学史所其他那些人当然不会了解，所以他们居然以为恐吓和打击我会是有用的。
一九七一年我开始自学外语，数学和物理，为了更加有效，七四年我选择了中学物理教师作为自己的职业。而那时我所在的那个老三届中学生群体，在黄皮书、灰皮书等有限的西方著作的影响下，在文字和思想上已经彻底地崇尚那些没有党气的文字，所以觉得当时流行的那些充满革命豪气的如“公开的情书”，“接班人之歌”等——愚不可及！我们推崇的是敢于反抗、背叛，是敢于堕落及蔑视社会的规范。
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这是那时我为自己立下的另外一个信条。
一九七五年夏天，因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后来的导师许良英先生认为可能需要准备第二次革命来反抗继续进行文革的毛泽东。他为此希望认识些年轻人，而约我到商务印书馆会面。我们见面后立即就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而争执起来。我当时已经变成一个自觉地经验主义者，推崇罗素，希望自己能够继续走自由主义道路，继续经验主义思想的探索，试图从认识论上来说明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一定是专制的。为此，我在和许先生的第一见面中，不仅对他回忆了我自己在认识论上的觉悟之路，而且用解冻后的苏联年轻人质问赫鲁晓夫一代人的口气直接问他：你读过爱因斯坦以及其它西方著述，为什么会走向共产党，甚至跟着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迟迟不能够觉悟？你难道对此没有反思！许良英先生把错误归咎于毛泽东而非共产党，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论思想，坚决否认我的看法，即他认为政治问题和认识论问题毫无关系，换言之就是他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和专制毫无关系。围绕这个问题的对抗贯穿了此后我和他二十八年的交往，最终在二〇〇三年最后决裂。
在认识论方向上对于专断思想根源的探索，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它所孳生出的共产党极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的探索，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我只能在黑暗中孤独地探索。由于这个境遇，那个时候我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设计的道路是，如果能够在思想上做一点介绍工作，能够为中国社会做到薪火相传我也就满意了。
七十年代中期我得了严重的肝炎，最严重时，转氨酶在五百以上持续了五六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终究辗转缓慢地、彻底完成了数学及物理的训练，完成了物理学硕士的学业，从而有了一个基本的研究思想的能力。八十年代后，我由意识形态问题入手进入极权主义专门研究，最后在最近十年转入更为广泛的，导致最近一百年世界性灾难的后基督教社会文化思想问题的研究。
我确实没有想到，此生居然能经历到世界的巨变：共产党集团居然在我有生之年彻底崩溃。当然我也更没有想到我的思想，不仅大略完成了最初的设想，而且天道酬勤——有所发现，有所推进。
5.
现在来直接回答篇首引述的那位八九年出生的年轻人的问题，对于被殴的直接感受及其后的影响：
1.在被群殴的时候，我对张承志这些人是蔑视的，因为他们在老红卫兵中是作为打手出现的。而我自己的为人，无论观点是何，绝对不会作为权力，乃至谁的打手而出现的。
2.那的确是我在文革中的唯一的一次被殴。由于此后五十年，至今我居然没有再和那些人见过面，自然也就谈不上道歉问题了。
事实上这件事情涉及的不是个人是否道歉的问题，因为它对于我和张承志来说，不过是文化大革命以及那个决定了我们一生道路的社会整体的很小的一部分。而这也就是我之所以在回忆和张承志的冲突的时候，进一步描述我们在那场对立冲突之后各自的道路的原因。我希望让后来的人看到我们那一代人的不同追求和不同道路，当然最根本的是两种精神及文化倾向。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中，后来有着多种倾向的发展，张承志和我可谓在那两个群体中具有相当代表性的两个人。
细心的人可以看到，他是权势集团、正统的彻底的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中，极为典型及标准的一份子。他甚至也可称为那个集团中走入精神文化领域的代表。而我则是当年的平民子弟，后来的造反派、四三派，在求知中、在追求独立人格及自由生活道路上，无论在知识上还是精神上都可谓是走得最远的代表。
在重新描述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上，我认为，用不着做价值判断，就能够一眼看出我们之间在文化及精神追求上，人生道路的不同，它大致如下：
A.人生道路：
张承志始终是沿着那个社会的道路生存，无论他是有职业还是自由职业，都是如此。而我由于思想的反叛，走向了流浪甚至流亡之路。
在共产党造就的文化精神气氛，人群结构中，他始终是那个社会的一份子，而我是一个游离于外者，即由于精神和知识框架，我甚至已经游离出了我所属红卫兵一代人，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
到现在为止，我们两个人各自的五十年的经历已经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从红卫兵群体中的一员，真理部癌变的一代，终于成为了一个现代社会的孤独的中国文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已经没有了可比性。就对于人生道路的理解来说，这其实是最好的一个说明。
B.文字思想：
张承志的文字、文风，以及思想和我完全属于两个世界。我认为，要明白张承志的文字及表达是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认真阅读奥威尔发表于一九四九年的《一九八四》。如果你理解了真理部的作用，其创作小说的方法和思想，它所规定的新话、新思维、止罪思想，以及这套新话、新思维的作用，那么你就能够知道张承志的所谓文学从何而来。
在现实的坐标系上，准确地定位他的文字、文风的另外一个参照系就是如果你能够清楚，何为被人们厌恶的文革的假大空的文风、文艺作品，你就能够找到他的作品坐胎于何处。
所谓假大空就是一种政治领先、观念领先，并且贯穿于作品的彻底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它和一般文学的区别是，它是一种布道，一种为了服务于一个观念或政治权力乃至利益的宣传，而一般文学是描述或者是抒发。它们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排他性”和“封闭性”问题。一般文学没有这种强烈的、带有“毁灭性”的“排他性”。
在这个意义上，他继承延续的当然不是中国文学，也不是以奥威尔为代表的一般的西方文学。他继承的是诞生于二百年前，把个人的思想及作用，把族群的要求及主张推演到最高的主宰地位的欧洲的滥漫主义（Romantic）潮流——那种替代政教合一中退出的基督教的世俗化宗教潮流。它在十九世纪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思，二十世纪是列宁、斯大林、墨索里尼和希特拉，在中国是毛泽东。而这就导致了我和他不仅在文字、文学，而且在文化传统上的根本区别。
和张承志不同，从文化大革命中觉悟并且反叛的我，在其后经过七十年代十几年的努力，我的文字及思想试图继承波普的启蒙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奥威尔等西方自由主义作家，而这个努力让我最后回归到陈寅恪等中国的文学、文化传统。它显示在，在文字上我远则努力承继启蒙主义传统的简单清楚，言之有物，近则试图回到对仗起伏、错落有致的四六文韵，彻底脱离红卫兵式的语言及行文方式。从翻译体的二笔文字，我已经有意识地转向溶有史感古韵，刀锋般锐利、明确的文字。或许我的这种努力还没有成熟，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各自领域中留下的文字，后人自会见仁见智，因为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不言自明的。
C.文化传统：
在文化传统上，人们可以看到，在某种意义上，张承志是没有传统的，既不属于中国文学、文化传统，更不属于奥威尔为代表的一般西方文化思想传统。因为他所在的那个文化倾向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达伦道夫指出的，由于他声称自己及他所属的族群拥有真理，因此反对一切人类曾有过的传统。而我如前所述，直接继承于波普的启蒙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得益于奥威尔等西方自由主义作家，回归到陈寅恪等中国的文学、文化传统。
那么张承志所陷入的这一文化精神思想究竟在人类文化思想的长河中从何而来，有何属性？对于研究这一百年的问题，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我来说，对于自认为是波普、阿隆、奥威尔，以及布拉赫的学生的我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社会的文化现象，真理部产物。这也就是说，他属于由十九世纪初期后产生的意识形态，经过二百年发生、发展产生的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个社会就是我说的后基督教社会，它是一种观念领先，族群利益领先代替基督教统帅一切的世俗基督教社会。所以抽象说，它是后基督教社会、世俗基督教社会替代宗教文化、文学；具体说，我想他自己也不会否认，他是属于由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新的传统”。
细心的人可以看到，张承志身上没有任何中国文化特质。因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传统，是十八世纪末期、十九世纪初期西方在政教分离后产生的一个独特精神及文化现象。它是一种试图取代退出的基督教的世俗精英的努力，一种替代基督教而出现的世俗基督教潮流。这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世俗宗教文化及政治现象。而在这个意义上更广泛地说，它是源于亚伯拉罕的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世俗化、政治化的结果。
共产党意识形态替代的是基督教神学，共产党社会的彻底的意识形态化替代的是基督教社会的彻底的政教合一、等级僧侣化的社会。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张承志才能够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狂热的红卫兵意识形态毫不费力地变形为所谓伊斯兰宗教狂。
6.
在当代世界对于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化问题的研究发展中，可以让我们看到：张承志，其人、其文字、其文化，可以说是人们所关注的发生于最近一百年的极权主义潮流中的一个典型精神文化现象——极权主义文化的产物。这也就是我常说的，《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强力推行的精神文化产物。对于时下世界的形势及问题，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因为发生过八九年的柏林墙崩溃的历史性转变，而远离灾难，当代人依然处于历史漩涡中，因此认识到张承志的这个特点是重要的。
我之所以说他是典型的极权主义文化的产物，因为人们都知道，导致最近二百年世界性的灾难的两个中心问题：
第一是族群问题，从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思想，到希特拉的种族思想，到南斯拉夫以及非洲的极端的地域、族群冲突，一党专制思想，乃至伊斯兰所谓原教旨主义分子、恐怖分子，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等，所有这些问题的共性就是“族群排他性”的问题。
第二是意识形态问题。伴随政教分离后，世俗的知识精英以真理的名义，以学说、观念的名义，制造纠纷、攫取权力而产生了意识形态问题。他们用意识形态化挟裹社会大众，散布仇恨、排斥、迫害不同思想及信仰的人。
如前所述，在这两个基础上产生的作品，不是艺术，而是世俗神学、世俗宗教征伐的布道及宣传，这就是人们已经看到的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那些假大空的作品的本质。而这个特点其实也构成了希特拉的文艺、共产党的文艺，乃至今天世界上任何一类以政治为领先，以观念或者思想为主导的作品的类似性。而这个特点就是“张承志们”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到文革中的“接班人之歌”，再到《旗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心灵史》，从没有感到需要反叛和否定自己，感到需要改变自己的语言方式、叙述方式的原因。
所以我认为，张承志一生都浸淫在红卫兵文学中，如果谁看不到这点，那一定是他的审美口味出了问题。
对此，人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就问题来说，构成张承志和我最根本的区别的是：“族群思想问题”和“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方式”问题。这也是最近二百年西方文化在地球上蔓延所带来的根本问题。为此，就价值来说，我推崇的是普适的人权自由的价值，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有教无类的中国传统思想，是多元文化的平权思想；就方法来说是对于个人感受的描述，具体问题的讨论——拒斥意识形态！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无法容忍一党专制，无法在党文化的空气中、土壤中生活。然而，张承志却是反之。所以现在可以说，过去五十年，我们两人，同样的红卫兵一代的人，已经为后人留下了两条清晰的不同追求的轨迹。
2018.8.24 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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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