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關於張承志，雖然文革中我和他有短暫的交集、直接的衝突，但是從更深的層次卻也可以說，從文革開始我們就是生活在兩個世界的人。我在文革近三十年的時候，一九九五年提到過他一次，那是因為我的一些朋友來問我對他的文字的看法。他那時寫的《心靈史》，一部充滿狂躁的意識形態廢話的書，居然在文革三十年後在那個社會再次喧噪一時。現在又過了二十年，一位研究我的思想經歷的小友來信，問我被張承志帶領紅衛兵糾察隊毆打一事的具體情況：
「先生當時對此事是如何體認的，即您的「被群毆有感」？
這是您在文革歲月中唯一的一次被打體驗嗎，如果不是，這是第一次嗎？
幾十年時過境遷之後，您與這些人有無見面、他們有無道歉？
今天在追憶之時，您認為此事對於自己有何影響與作用？」
看來這個歷史故事，對於下一代人了解認識我這一代人所經歷及追求的經驗教訓，還真的是有些必要來回憶記述，以及補充解釋。
走近人生七十，現在要我來談張承志，我和以前已經有着根本的不同態度——更多的是歷史和思想評述，而非涉及對抗那個活着的個人。因為就活着的個人來說，無論他持什麼觀點，對歷史如何看，我都希望他活好，我希望能夠看到生命之對於每個活着的人的美好，對於未來的人的美好。於張承志，我當然也是這個希望。而我之所以寫下這些回憶與思索，也是在這個同樣的目的下想再次說明：每個人，不管他出自什麼樣的家庭，在社會中居於什麼地位，生命對他們來說都是一樣的——最美妙也最奇妙，所以，人對人的迫害無論怎麼說都是最令人厭惡的！無論是以什麼名義的迫害，階級、種族、地域、政黨、思想、信仰……，都一定是一種罪惡！積我一生之奮鬥、之努力，反抗的都是這類的迫害和禁錮。
人，當他們必須組成社會，在其中生活的時候，如何能夠讓大家都好，是每一個有過一次生命、嚮往美好，且愛他的同類的人的希望。我們這代人，伴隨二十世紀的人類的巨大的歷史性的災難，為此留下了沉痛的教訓，付出了無數生命以及生活的代價。我希望我的同代人在退出人生的時候認識到這點，希望我的後代人能夠接受教訓：不再因為族群問題、意識形態問題而互相排斥，甚至迫害、殘殺。
2.
關於我被張承志帶領紅衛兵糾察隊毆打一事，發生在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左右。事發的原因是因為那時社會在黨內鬥爭的影響下，又開始反右傾。這讓當時北京中學界的我所在的四三派極為興奮。我們覺得文化大革命有可能又要深入到一個新階段了，為此我們清華附中井岡山寫出了「關於北京市中學運動的七十一個為什麼？」，連夜把它貼到了北京市的各處。記得那幾周我們經常在晚上蹬着平板車，平板車上裝着漿糊桶、大字報以及書寫大標語的紙張。在城裡的繁華地帶的牆上——有些地方張貼大字報，另一些地方則貼好紙，根據長度書寫不同的標語。當然無非是「打倒楊余傅」，「反擊右傾翻案風」，「誓死保衛中央文革」一類的口號。
這個活動在校園裡當然更不會錯過。我被毆打的前一夜，我帶着初中的幾個孩子把校園裡幾乎所有的能夠刷上標語及大字報的地方都刷滿。那幾個孩子是我的嫡系部隊，都很聰明、也很頑皮，從六七年年初就跟着我。在那次刷標語中，我們把張承志所在的紅衛兵辦公室，即教學樓一進門右手的那間屋子的門旁左右的牆上都刷滿了標語口號。最後，一個孩子把門楣上部的空間也刷上了標語。為此這個辦公室就整個陷於標語中了。我想大約這激怒了經常在紅衛兵辦公室的張承志。
說到這裡當然還要強調一下張承志當時在清華附中及紅衛兵中的形象、位置及作用。
坦率說，他在以幹部子弟為主體的清華附中紅衛兵中的地位不高。這當然主要因為他的出身不高，他沒有顯赫的高幹出身，只不過是紅五類而已。此外就是他在清華附中曾經有過的校園生活中是個非常普通的學生。他甚至看來帶着土氣及蠻氣。在文革前的清華附中，學習成績好的，體育成績及文藝特長過人的學生是學校中風景，所以張承志不是學校中的風景性的人物。大約也就是因為此，在我的腦子裡，他永遠是腰系寬皮帶、身穿褪色軍裝、身材壯碩，作為那些具有高階幹部出身的，如王明、張曉賓、熊剛的基本背景出現在老紅衛兵中的。或者用他們的話說，他是屬於那個時代感到被冷遇的所謂一般的幹部子弟、紅五類子弟出現的。所以在文革前不突出的張承志，在文革中，從六、七月份開始是以那種最樸實的工農子弟的形象出現，而這個形象在紅八月定格：一位不僅腰系一條、而且還手提一條寬皮帶的紅衛兵糾察隊長。他真的可以說是清華附中六六年紅八月的象徵性形象：身材強壯、身穿破舊軍裝，永遠和另外一位糾察隊骨幹，當時少有的幾位出身不好的紅衛兵高三的盛家駟在一起。那位盛家駟的身材更為典型，由於四百米跑成績優秀，是我們學校出了名的腿粗、身壯的肌肉型男。雖然如此，說到此我必須要強調的是：至今我想到的張承志還是這個工農兵、赤衛隊的形象的原因，不是因為他的肌肉型的氣質，也不是因為那一拳，而是因為他其後的文字，以及我在媒體中聞到的他的文字中所散發的文化氣質使然。
在刷標語那夜後的第二天中午，我像往常一樣地和朋友一起到食堂吃飯。清華附中的食堂在教學樓的右後方，即東西向的教學樓西側後，也就是附中的西校門進來就是食堂。我從教學樓西側一拐過來就看到張承志等大約一二十個老紅衛兵在食堂門口的台階上坐着，我覺得有些不平常，但是也沒放在心上。因為無論什麼事，正面看到後就跑，不屬於我的性格，所以即便那時我知道他們是專門等我的，我也會迎面走過去。當然還因為我根本沒有想到除了爭論外還會發生什麼。還沒等我走到食堂門口，張承志就帶領他們迎了過來，一下子把我和我的朋友包圍在中間，他們高叫說，標語是不是你刷的？你去給我們撕掉、擦掉。我當然不會示弱，於是就在那裡吵了起來，圍觀的人也開始多起來。就在爭吵的時候，在我面前的張承志突然揮手對準我面部一拳，然後所有的紅衛兵就都一擁而上。有的用本來準備到食堂吃飯的搪瓷飯碗向我的頭砸來，還有一些人死力拽我的夾克上衣。在這種拉拽下，我的夾克由於後面中間有一條對接的封，居然一件夾克在撕扯下被扯裂為二。這個時候，我們的人也多了起來，為此兩方逐漸形成了對峙，形成了立即會武鬥的形勢，這時候軍訓團的解放軍趕到，分開了兩派。而我被朋友護送到大學，因為他們認為，如果我再在學校住，還可能受到他們的圍攻及暗算。此外要檢查看看我是否受了傷。他們驚詫地說，沒想到你的腦袋這麼硬，那麼多搪瓷飯盆竟然沒有打破你的頭。對於兩顆門牙我當時就發現被打得內傾幾乎四十五度，我把它們推了出來，不敢再動它們。後來去看醫生，醫生說，應該暫時還可以長好，但是因為傷了根，五十歲後會剝落。我真的沒有想到，這大夫的預言如此准，大約在我五十五歲的時候，有一天被一個孩子無意間碰到，結果那顆門牙就掉了，此後另一顆也無法堅持，只好拔掉。似乎其後我上牙床的絕大多數不得不拔掉的牙，都與這兩顆牙有關，它們使得周圍的牙都沒了依靠。
這件事是我在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被毆。但是我在清華附中的初高中卻有過幾次動手打架的經歷，而其中的對象竟然全都是幹部子弟，都比我幾乎高一頭。
我六一年入學的時候一米三八，到六六年長到一米七〇。初二的時候我曾經和一米八〇的當時的駐英代辦宦鄉的兒子宦國梁，因為在講台桌上打乒乓球爭執勝負，他首先動了手。另外一次是和當時的林業部副部長荀昌五的兒子荀小軍，忘記了因為什麼事，但是動手的方式居然都和張承志那次類似，爭執中突然他們揮拳，而我也是下意識地立即衝上去對打。
對於和宦國梁和荀小軍的打架，並沒有讓我立即想到幹部子弟和平民的對立、特權及階級路線問題，因為那時我還很幼稚，腦子裡沒有那麼多、那麼複雜的事情。我想他們倆人也是如此。但是和張承志衝突的那年，我已經開始覺悟，開始思考未來人生的事情，文革帶來的國家大事問題。現在想，它已經潛移默化地讓我感到，我們和幹部子弟、特權階層對立的是根本性的對立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會一輩子受這些智力不高、卻能夠依靠權勢佔據社會的權力位置欺侮你。我覺得現在可以肯定的是，導致我走向這條人文問題之路的就是文革的發生，紅衛兵的誕生讓我突然明白，我們平民是不可能和他們平等的。在短暫的六六年到六八年的三年中，我所經歷的社會問題、人生問題讓我思索，如何才能夠像一個人那樣生活？這使我走向了這條至今還在堅持的道路。
寫到這裡，我倒是還要補充幾句。文革中打人最兇殘的真的不是那些高幹子弟，而更多的是張承志這樣的邊緣子弟，其中最兇惡的則是那些「出身不好」，卻緊跟幹部子弟，一心要表現自己的那些人。而這個特點居然如今在台灣那些擁護台獨的外省人子弟身上，在移居到西方的堅決支持川普等白人優先，膜拜西方文化的華人身上，和文革時這類出身不好的人的表現如此類似。這讓我十分驚訝。可見近代西方帶來的各類族群對立問題，族群滅絕問題有着共性，在受到這些問題衝擊的人群中有着同質的類似的現象。
3.
要更深刻地了解文化革命中我們之間的衝突的影響及意義，了解六八年後的十年我們倆人的經歷的不同是必要的。它幾乎可以讓人一下子看到我們之間在其後整個的人生道路，文化思想追求的不同。為此我在此簡略地描述出那次衝突後，六八年後的十年，張承志和我的兩條不同的人生軌跡。
由於文化革命時的對抗性涉及到族群性的迫害，即建立在階級、黨群性上的壓迫及迫害，而這個迫害實際上涉及到做人的尊嚴，以及人天生所要求的平等自由問題。因此，在文化革命中強烈地不加掩飾地表面化了的對抗，以及伴隨與此的我們那代人的青少年時期的經歷，在我們每個人的心靈、精神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這個烙印對任何一個人，幾乎都可以說一生永遠清除不掉。儘管時值於今很多人把它們埋到了心靈深處，甚至已經有很多人帶着這一切離開了人世。但是，那道產生於階級鬥爭，共產黨特權的對於和他們不同族群的人的蔑視及迫害的傷痕，永遠會是我們這兩代人理解社會、回味人生的背景底色。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老紅衛兵激發出來的公開對抗，在六八年開始的離開清華附中，走向社會的潮流中，我們兩派人的分手沒有任何人世間同窗、校友離別的依依之情。反而是形同陌路，甚至是惡狠狠的別離。這方面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高六三二的老紅衛兵張明在分手時，對我們這派較為溫和的宋海泉面對面直接地說：你們代表的是地主、我們是貧農，二十年後我們再見。
實際上這樣的能在分離時還能夠對話，在當時已經屬於罕見。對於我們絕大多數人來說那時已經到了迎面走過也從不講話的地步。張承志是紅衛兵中的極端分子，當然更是如此。他是我們學校開始上山下鄉運動中走的較早的一批人。我只記得他是和老紅衛兵中的糾察隊中的幾個初中隊友一起在六八年秋天到內蒙古烏珠穆沁插隊。此後，有很多年我基本上不知道他們的消息，只是依稀聽說一九七二年，工農兵上大學他被推薦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一九七五年由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分配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從事考古工作。
現在網上看到的介紹他的書面文字說：他七二年考入北京大學，那根本就是胡扯！一九七二年是他們六六年砸碎高考升學制度後，工農兵佔領大學的開始階段，根本就沒有考試，百分之百地是實踐了他們的理想，由黨組織推薦上大學。而獲得推薦的當然只有那些所謂根紅苗正，表現極為忠於共產黨的人。由於進入大學的很多人立刻顯現出程度太差，為此，次年，一九七三年這個推薦上大學曾經試圖適當增加一些考試。但是，立即就出現了白卷英雄、公開抵制考試的張鐵生。這個抵制馬上就成為一個歷史性的事件。
在那一段歷史時期，七十年代上半葉，雖然上山下鄉運動一直在不斷地展開，但是老紅衛兵中的一部分人幾乎在上山下鄉運動開始的同時就參了軍，另外一部分根基一般的人雖然下了鄉，但是在當地一有抽調回城的可能時就立即離開了農村。像張承志這樣，在七二年就能夠被推薦上大學，或者說以工農兵的身份繼續六六年紅衛兵的「偉業」，去佔領大學的，可以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在那一代人中是最好的出路。所以，平民子弟和依附於共產黨的權貴子弟在社會中境遇的不同，在七十年代初期依然在加劇。張承志也依然是受惠者。他的進入北京大學可以說是他們積极參与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勝利成果。
由於那些年我們這兩個群體的人幾乎不來往，因此那些年我得到的只有些風傳的消息。我聽說，我們班的陶正，雖然出身不好，但是從一九六六年前就緊緊地追隨幹部子弟，擁護階級路線，此後成為紅衛兵中少有的「表現好」的「狗崽子」。他插隊後也繼續了革命道路，與張承志一樣也被推薦佔領了北京大學的中文系的學習位置。七五年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他和畢業於師大女附中的高紅十等人一起創作了文革時期的詩歌樣板「接班人之歌」，從而成了比張承志還先期成名的作家。
我不知道張承志在當時的那個批林批孔運動中、反右傾運動中做了些什麼，但是我相信，他所在的歷史系，以及他不甘寂寞的性格，即他從坐胎於共產黨子宮中帶來的所謂革命性，決定了他一定會和陶正一樣，在那時會繼續他們六六年投身文化大革命的戰鬥豪情，積極有所作為。
在遭遇到失學、社會動蕩，甚至被拋入到社會底層的我們那代人中，張承志在社會中始終是幸運的人。他由北大歷史系作為工農兵學員畢業後被分配到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在那個年代這個工作當然是難以想像的好的高級工作。張承志在那裡經歷了七六年四五事件，以及當年十月粉碎四人幫，我同樣相信，在這些運動中，他不僅不會參與平民們的不滿運動，甚至也不會參與為周恩來喊冤的黨內不同聲音的活動。因為即如我的了解，他和陶正這些人，從來都沒有過反叛精神。由於這些內容，都是社會學研究、文化分析需要了解的重要內容，所以我相信，一旦有了真正認真研究張承志作品的研究者，一定都會被發掘出來。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集團在黨內失敗後，社會有了一些變化，但是實在說當然不會有根本性的變化。因為基本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乃至文化思想都沒有任何改變，有的不過是一些政策的變化，社會稍微寬鬆了一些而已。對此，張承志的經歷是最好的說明，因為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張承志七六年後的思想及經歷和六六年時沒有任何不同，和七六年前沒有何變化。張承志的經歷在繼續——他在七八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語言系學習，在翁獨健教授的指導下所謂研究蒙古族及北方諸民族歷史。
在我看來，這樣一位徹底意識形態化的人是不會有研究能力的，他能夠從事的只是意識形態的宣傳及煽情。果然，同年他在黨的最高文學刊物，《人民文學》第十期上發表了《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從而在那一年獲得了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一九八一年，他碩士畢業，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同年發表中篇小說《黑駿馬》，獲得第二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那十幾年，儘管社會似乎有時有些動蕩，有時有不同的水溫，但是他在這個社會可說是如魚得水、一帆風順。此後他繼續獲得了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成為海軍政治部文藝創作室創作員，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為此，這也就用不着我再評論什麼了，因為單就這些歷史事實，在文化史中已經足以說明很多問題了。
4.
對比張承志們，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徹底地改變了，決定了我這一生的道路。我從一個認為我應該學習自然科學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在六八年後轉向人文科學。
抽象地決定我走向這條道路的是人間的不平，被文革發生的族群迫害所激發出來的對個人自由的嚮往，以及每個年輕人都曾有的，希望一生能有所作為，轟轟烈烈的生命一場的衝動。
具體的則是那時對毛澤東的信仰及現實，即毛澤東所說的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一次，走資派還在走，特權階層的問題是長期的，資本主義復辟是隨時可能的。它讓我在一九六八年希望：第一，能夠弄清楚這些問題，第二，未來自己的生命對社會能夠有所貢獻，活的更有意義。第三，中國文化傳統，先哲告訴我們的，要成人就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就要在艱難中砥礪自己。
為此，我六八年秋天下決心放棄留城工作，去插隊，獲取更大的自由度。
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到吉林洮安縣插隊，並且開始按照自己的計劃讀書。我準備先打好哲學基礎，然後按照馬克思的思想軌跡進入經濟學。因為那時的腦子裡只知道這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問題是認識一切政治及文化問題的基礎。
當時我們帶到鄉下數百本書，當然大部分是僅能夠得到的馬列著作。我那時規定自己每天一定要讀五十頁書，讀不完，不許自己睡覺。此生步入哲學是讓我始料不及的，因為在我讀了馬克思的《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德意志意識形態》、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等之後，讀到列寧的《哲學筆記》，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論就產生了強烈的質疑。現在想來大約是從列寧的《哲學筆記》接觸到的他對於馬赫的關於感覺、認知、思維等問題的批判。被列寧批判的馬赫的這些思想，我雖然毫無了解，但是出於一個少年的直覺，它們激發出我的好奇，導引我沿着這個方向繼續提出問題。
一，憑什麼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可以斷言人能夠正確地反映世界，這是把人的感覺絕對化、並且把人們的感官感覺到的現象不假分析證明地等同於世界。
二，既然世界是一分為二的，那麼對立雙方就沒有誰好誰壞的問題。因為沒有左就沒有右，左右冷熱沒有誰好誰壞，誰必然地一定存在，誰要被消滅、克服。如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是如此。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
如是眾多的疑問，使得我從六九年秋季，模糊地開始了自己的認識論的探索，我所固有的經驗主義的氣質被喚醒。那年冬天回北京，在政治上讀了托洛斯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後，我更進一步看透了共產黨，從而從思想到現實開始徹底地背叛出這個社會。那時我痛徹地感到，自己整個前二十年被共產黨和毛澤東徹底地欺騙了，痛心自己居然如此愚昧地跟着他們搞文化大革命，如此簡單的問題我竟然看不到，從而開始更為徹底地反省自己，反省中國社會現存的政治、社會及文化。
大約就在六九年夏天到七零年夏天那一年，我從插隊時的追隨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而轉向了自己這一生走到今天的目標：第一要說清楚馬克思主義問題、共產黨問題；第二以顛覆四九年後的那個知識界為自己的任務。
我那時告訴自己，從此開始，我絕對不說一句共產黨好話，無論公開還是私下。此後，我信守了自己的諾言，包括在工作期間、繼續上學時填寫的各種表格，以及不得不寫的工作總結，我再也沒有說過熱愛黨，說過一句共產黨的好話，堅持拒絕寫所謂入團入黨的申請書。這個堅持，以及那兩個我的終生任務也就決定了，七零年後我絕對不會進入那個社會，沿着階梯而上。因為那對我是個絕對的恥辱。
一九八七年我因為批判自然辯證法而和當時北京的哲學界以及《哲學研究》，乃至《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發生衝突，我所在的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的閻康年在一次聽完報告，步行回所的路上直接警告我，你這樣做還想不想在所里提職稱，分房子？我坦率地告訴他，從我走向這條路就一沒有想提職稱，二沒有想到過房子問題。我想的只是弄清楚思想問題，在能夠說的時候說出來。這其實不過是我七〇年時立下的志願，閻康年和自然科學史所其他那些人當然不會了解，所以他們居然以為恐嚇和打擊我會是有用的。
一九七一年我開始自學外語，數學和物理，為了更加有效，七四年我選擇了中學物理教師作為自己的職業。而那時我所在的那個老三屆中學生群體，在黃皮書、灰皮書等有限的西方著作的影響下，在文字和思想上已經徹底地崇尚那些沒有黨氣的文字，所以覺得當時流行的那些充滿革命豪氣的如「公開的情書」，「接班人之歌」等——愚不可及！我們推崇的是敢於反抗、背叛，是敢於墮落及蔑視社會的規範。
做別人不敢做的事情，這是那時我為自己立下的另外一個信條。
一九七五年夏天，因為反擊右傾翻案風，我後來的導師許良英先生認為可能需要準備第二次革命來反抗繼續進行文革的毛澤東。他為此希望認識些年輕人，而約我到商務印書館會面。我們見面後立即就因為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而爭執起來。我當時已經變成一個自覺地經驗主義者，推崇羅素，希望自己能夠繼續走自由主義道路，繼續經驗主義思想的探索，試圖從認識論上來說明為什麼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一定是專制的。為此，我在和許先生的第一見面中，不僅對他回憶了我自己在認識論上的覺悟之路，而且用解凍後的蘇聯年輕人質問赫魯曉夫一代人的口氣直接問他：你讀過愛因斯坦以及其它西方著述，為什麼會走向共產黨，甚至跟着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遲遲不能夠覺悟？你難道對此沒有反思！許良英先生把錯誤歸咎於毛澤東而非共產黨，他堅持馬克思主義及其唯物論思想，堅決否認我的看法，即他認為政治問題和認識論問題毫無關係，換言之就是他堅持的馬克思主義是真正的科學，和專制毫無關係。圍繞這個問題的對抗貫穿了此後我和他二十八年的交往，最終在二〇〇三年最後決裂。
在認識論方向上對於專斷思想根源的探索，對於馬克思主義以及它所孳生出的共產黨極權主義的認識論根源的探索，在當時的中國大陸，我只能在黑暗中孤獨地探索。由於這個境遇，那個時候我為自己在現實生活中設計的道路是，如果能夠在思想上做一點介紹工作，能夠為中國社會做到薪火相傳我也就滿意了。
七十年代中期我得了嚴重的肝炎，最嚴重時，轉氨酶在五百以上持續了五六年，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終究輾轉緩慢地、徹底完成了數學及物理的訓練，完成了物理學碩士的學業，從而有了一個基本的研究思想的能力。八十年代後，我由意識形態問題入手進入極權主義專門研究，最後在最近十年轉入更為廣泛的，導致最近一百年世界性災難的後基督教社會文化思想問題的研究。
我確實沒有想到，此生居然能經歷到世界的巨變：共產黨集團居然在我有生之年徹底崩潰。當然我也更沒有想到我的思想，不僅大略完成了最初的設想，而且天道酬勤——有所發現，有所推進。
5.
現在來直接回答篇首引述的那位八九年出生的年輕人的問題，對於被毆的直接感受及其後的影響：
1.在被群毆的時候，我對張承志這些人是蔑視的，因為他們在老紅衛兵中是作為打手出現的。而我自己的為人，無論觀點是何，絕對不會作為權力，乃至誰的打手而出現的。
2.那的確是我在文革中的唯一的一次被毆。由於此後五十年，至今我居然沒有再和那些人見過面，自然也就談不上道歉問題了。
事實上這件事情涉及的不是個人是否道歉的問題，因為它對於我和張承志來說，不過是文化大革命以及那個決定了我們一生道路的社會整體的很小的一部分。而這也就是我之所以在回憶和張承志的衝突的時候，進一步描述我們在那場對立衝突之後各自的道路的原因。我希望讓後來的人看到我們那一代人的不同追求和不同道路，當然最根本的是兩種精神及文化傾向。
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中，後來有着多種傾向的發展，張承志和我可謂在那兩個群體中具有相當代表性的兩個人。
細心的人可以看到，他是權勢集團、正統的徹底的意識形態化的傾向中，極為典型及標準的一份子。他甚至也可稱為那個集團中走入精神文化領域的代表。而我則是當年的平民子弟，後來的造反派、四三派，在求知中、在追求獨立人格及自由生活道路上，無論在知識上還是精神上都可謂是走得最遠的代表。
在重新描述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上，我認為，用不着做價值判斷，就能夠一眼看出我們之間在文化及精神追求上，人生道路的不同，它大致如下：
A.人生道路：
張承志始終是沿着那個社會的道路生存，無論他是有職業還是自由職業，都是如此。而我由於思想的反叛，走向了流浪甚至流亡之路。
在共產黨造就的文化精神氣氛，人群結構中，他始終是那個社會的一份子，而我是一個游離於外者，即由於精神和知識框架，我甚至已經游離出了我所屬紅衛兵一代人，無論在國內還是海外。
到現在為止，我們兩個人各自的五十年的經歷已經成為一個鮮明的對比。我從紅衛兵群體中的一員，真理部癌變的一代，終於成為了一個現代社會的孤獨的中國文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已經沒有了可比性。就對於人生道路的理解來說，這其實是最好的一個說明。
B.文字思想：
張承志的文字、文風，以及思想和我完全屬於兩個世界。我認為，要明白張承志的文字及表達是什麼，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認真閱讀奧威爾發表於一九四九年的《一九八四》。如果你理解了真理部的作用，其創作小說的方法和思想，它所規定的新話、新思維、止罪思想，以及這套新話、新思維的作用，那麼你就能夠知道張承志的所謂文學從何而來。
在現實的坐標繫上，準確地定位他的文字、文風的另外一個參照系就是如果你能夠清楚，何為被人們厭惡的文革的假大空的文風、文藝作品，你就能夠找到他的作品坐胎於何處。
所謂假大空就是一種政治領先、觀念領先，並且貫穿於作品的徹底意識形態化的結果。它和一般文學的區別是，它是一種佈道，一種為了服務於一個觀念或政治權力乃至利益的宣傳，而一般文學是描述或者是抒發。它們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就是「排他性」和「封閉性」問題。一般文學沒有這種強烈的、帶有「毀滅性」的「排他性」。
在這個意義上，他繼承延續的當然不是中國文學，也不是以奧威爾為代表的一般的西方文學。他繼承的是誕生於二百年前，把個人的思想及作用，把族群的要求及主張推演到最高的主宰地位的歐洲的濫漫主義（Romantic）潮流——那種替代政教合一中退出的基督教的世俗化宗教潮流。它在十九世紀的代表人物是馬克思，二十世紀是列寧、斯大林、墨索里尼和希特拉，在中國是毛澤東。而這就導致了我和他不僅在文字、文學，而且在文化傳統上的根本區別。
和張承志不同，從文化大革命中覺悟並且反叛的我，在其後經過七十年代十幾年的努力，我的文字及思想試圖繼承波普的啟蒙主義、自由主義思想，奧威爾等西方自由主義作家，而這個努力讓我最後回歸到陳寅恪等中國的文學、文化傳統。它顯示在，在文字上我遠則努力承繼啟蒙主義傳統的簡單清楚，言之有物，近則試圖回到對仗起伏、錯落有致的四六文韻，徹底脫離紅衛兵式的語言及行文方式。從翻譯體的二筆文字，我已經有意識地轉向溶有史感古韻，刀鋒般銳利、明確的文字。或許我的這種努力還沒有成熟，但是我相信，我們在各自領域中留下的文字，後人自會見仁見智，因為它們之間的區別是不言自明的。
C.文化傳統：
在文化傳統上，人們可以看到，在某種意義上，張承志是沒有傳統的，既不屬於中國文學、文化傳統，更不屬於奧威爾為代表的一般西方文化思想傳統。因為他所在的那個文化傾向的最根本的特點就是達倫道夫指出的，由於他聲稱自己及他所屬的族群擁有真理，因此反對一切人類曾有過的傳統。而我如前所述，直接繼承于波普的啟蒙主義、自由主義思想，得益於奧威爾等西方自由主義作家，回歸到陳寅恪等中國的文學、文化傳統。
那麼張承志所陷入的這一文化精神思想究竟在人類文化思想的長河中從何而來，有何屬性？對於研究這一百年的問題，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我來說，對於自認為是波普、阿隆、奧威爾，以及布拉赫的學生的我來說，他是一個典型的極權主義社會的文化現象，真理部產物。這也就是說，他屬於由十九世紀初期後產生的意識形態，經過二百年發生、發展產生的意識形態化的社會文化現象。這個社會就是我說的後基督教社會，它是一種觀念領先，族群利益領先代替基督教統帥一切的世俗基督教社會。所以抽象說，它是後基督教社會、世俗基督教社會替代宗教文化、文學；具體說，我想他自己也不會否認，他是屬於由馬克思主義形成的「新的傳統」。
細心的人可以看到，張承志身上沒有任何中國文化特質。因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傳統，是十八世紀末期、十九世紀初期西方在政教分離後產生的一個獨特精神及文化現象。它是一種試圖取代退出的基督教的世俗精英的努力，一種替代基督教而出現的世俗基督教潮流。這也就是說它是一種世俗宗教文化及政治現象。而在這個意義上更廣泛地說，它是源於亞伯拉罕的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世俗化、政治化的結果。
共產黨意識形態替代的是基督教神學，共產黨社會的徹底的意識形態化替代的是基督教社會的徹底的政教合一、等級僧侶化的社會。而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張承志才能夠從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狂熱的紅衛兵意識形態毫不費力地變形為所謂伊斯蘭宗教狂。
6.
在當代世界對於意識形態及意識形態化問題的研究發展中，可以讓我們看到：張承志，其人、其文字、其文化，可以說是人們所關注的發生於最近一百年的極權主義潮流中的一個典型精神文化現象——極權主義文化的產物。這也就是我常說的，《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強力推行的精神文化產物。對於時下世界的形勢及問題，我認為，我們並沒有因為發生過八九年的柏林牆崩潰的歷史性轉變，而遠離災難，當代人依然處於歷史漩渦中，因此認識到張承志的這個特點是重要的。
我之所以說他是典型的極權主義文化的產物，因為人們都知道，導致最近二百年世界性的災難的兩個中心問題：
第一是族群問題，從馬克思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思想，到希特拉的種族思想，到南斯拉夫以及非洲的極端的地域、族群衝突，一黨專制思想，乃至伊斯蘭所謂原教旨主義分子、恐怖分子，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等，所有這些問題的共性就是「族群排他性」的問題。
第二是意識形態問題。伴隨政教分離後，世俗的知識精英以真理的名義，以學說、觀念的名義，製造糾紛、攫取權力而產生了意識形態問題。他們用意識形態化挾裹社會大眾，散布仇恨、排斥、迫害不同思想及信仰的人。
如前所述，在這兩個基礎上產生的作品，不是藝術，而是世俗神學、世俗宗教征伐的佈道及宣傳，這就是人們已經看到的文化大革命以來的那些假大空的作品的本質。而這個特點其實也構成了希特拉的文藝、共產黨的文藝，乃至今天世界上任何一類以政治為領先，以觀念或者思想為主導的作品的類似性。而這個特點就是「張承志們」從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到文革中的「接班人之歌」，再到《旗手為什麼歌唱母親》、《黑駿馬》、《北方的河》、《心靈史》，從沒有感到需要反叛和否定自己，感到需要改變自己的語言方式、敘述方式的原因。
所以我認為，張承志一生都浸淫在紅衛兵文學中，如果誰看不到這點，那一定是他的審美口味出了問題。
對此，人們可以進一步看到，就問題來說，構成張承志和我最根本的區別的是：「族群思想問題」和「意識形態化的語言方式」問題。這也是最近二百年西方文化在地球上蔓延所帶來的根本問題。為此，就價值來說，我推崇的是普適的人權自由的價值，是四海之內皆兄弟，有教無類的中國傳統思想，是多元文化的平權思想；就方法來說是對於個人感受的描述，具體問題的討論——拒斥意識形態！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我無法容忍一黨專制，無法在黨文化的空氣中、土壤中生活。然而，張承志卻是反之。所以現在可以說，過去五十年，我們兩人，同樣的紅衛兵一代的人，已經為後人留下了兩條清晰的不同追求的軌跡。
2018.8.24 德國•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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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