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法治的道路，法治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一是恢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用计划经济甚至专营的办法去解决经济领域层层盘剥的问题，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这是中共原领导人习仲勋1986年5月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2014年发表于“求是理论网”。
也是在2014年，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二次会议上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期执政？……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了解中共的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周期律”又称“黄炎培周期律”是1945年抗战即将结束时，前往延安意图说服中共的民主派人士黄炎培，在与毛的讲话时提出的。在饱读诗书的黄炎培看来，个人、家庭、团体乃至一个国家政权都有其衰亡的规律，那就是：或是“政怠宦成”，即掌权者在治理国家上逐渐懈怠，不思进取，导致官僚主义严重，小人当政，祸乱政务；或是“人亡政息”，即明君或贤臣如果不在位，则所行的善政便会被废止；或是“求荣取辱”，即动机与效果严重背离，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
对于黄炎培这样的质疑，彼时的毛称中共已经找到了新路，即民主，即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而且毛还称中共能跳出这周期律。
然而，世界上所有人都承认，毛和中共的承诺在1949年后迄今都没有实现，在当今中国，依旧是人治、党治，民主法治对于中国老百姓依然是遥不可及的东西，所以才有了习近平之问。
毫无疑问，对于中共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对人民的祸害，不仅饱受磨难的习仲勋看到了，中共党内的不少有识之士也看到了。如中共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2009年与党校年轻教授的对话曾被外媒披露，万里指出，中共迄今都没有在任何部门注册过，它是个非法组织；爱党不是爱国；60余年都是党在折腾
再如2015年去世的曾指导并在如何解决农村问题上影响过习近平、王岐山等人的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在晚年时频繁呼吁政治改革，对民主、自由、法治等多有论述。这些论述包括：
“历史证明，哪个社会能够发扬民主，尊重自由，明晰产权，并予以法律保障，哪个社会就能够取得不断创新的活力，领先实现技术革命和制度变迁”;“民主的细节，不可照搬，但民主的一般，可通行于一切现代化国家”;“政府行政应接受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一个昂贵的政府组织是不能取得人民爱戴的”;“当权的官僚资本家具有满足现状的意识，认为现行体制一切健全，拒绝批评，拒绝政治改革，不能正确对待批评、建议等”;“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我们需要一个透明的民主政府，需要一个属于公民的社会。要搞群言堂，不能搞一言堂”……
先辈们的诤言，中共现当政者不会没有耳闻。无疑，对于中共的腐败、黑暗、卑劣和危机，他们远较外人更为清楚。2015年6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议上，就曾表示，中共已面临蜕化变质走上亡党毁国危机，要勇于面对、接受、承认这个事实。而此前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致开幕词时，也曾有过类似表述。
也因为这样的认知，曾几何时，习近平也高举“法治”的大旗，在上台后的五年间尽力推行“依法治国”，并在反腐的名义下拿下了众多迫害良善的各级官员，还废除了劳教制度，实行“有案必立”等，赢得了部分民心。
或许是受中共邪灵影响太深，或许受中共体制裹挟，也或许是不希望失去权力，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的画风为之一变，不仅“不忘初心”，推出了新思想，还被打造为“新核心”，之后半年多，在主管文宣的王沪宁的操刀下，习近平被捧上了“神坛”，吹捧其的歌曲、研究课题、文章、书籍相继出炉，在为马克思招魂的同时，也不忘宣传习思想是马克思中国化的新体现；至于宣传片“厉害了，我的国”更是将全民弄的晕晕乎乎，找不着北，中共对美国、对世界的不可一世之态，传遍五大洲。在中共的语境下，中共俨然成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角色。至于民主、法治早已抛到了一边：迫害仍在持续，维权律师仍被打压，上访者仍被戕害，民众的利益仍大面积被侵害……
就在北京沉浸在自我的“厉害”中时，美国川普政府前所未有的贸易极限施压和联合西方盟国对中共的全方位遏制，将中共打回了原形，中共经济、军事、外交、政治、社会都遇到了难以想像的危机。7月底中共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中，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了“六稳”，而这恰恰折射的是中国现在是就业不稳，金融不稳，外贸不稳，外资不稳，投资不稳，预期不稳。因为不稳意味着更大的危机将临。中共嘴头虽然依旧强硬，但内部却是哀鸿一片，社会人心浮动，大家纷纷自寻活路。
此时路往何处走？习仲勋、杜导正之语早已指出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走法治民主之路，而这个法治的前提绝不是坚持中共的领导，因为坚持中共的领导，就无法改变党大于法的现实，就无法真正实现法治。
对此，清华教授孙立平在2012年底举办的“2013：预测和战略”年会上，就不仅指出中共的治国理念与法治格格不入，而且认为中共要转型、要处理历史问题，唯一办法是与历史切割，“越早切割、越主动越好，否则将来能不能切割都是问题”。他还预言中共当局如果错失切割的历史机会，中共的统治模式不可能维系多久，“10年可能到不了，5年可能差不多”。
问题的关键是：中共敢不敢、愿不愿意切割？或者说愿不愿意接受切割后带来的任何结果，即中共垮台？
8月7日，中共官媒新华社推出了重磅宣言：《风雨无阻创造美好生活》，或许折射了正在北戴河开会的中南海高官们的选择，那就是继续坚持中共领导，继续沿着“保党”之路走下去，无论有怎样的风雨。
诚如孙立平曾指出：“真正阻碍改革的力量是既不主张前进也不主张倒退的维持现状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在改革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中共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宁可选择苟延残喘，甚至围堵、暴力打压所有上访者，也不愿推动政改，主动与历史切割，其结局会怎样呢？
要知道，历史的大潮没有人可以阻挡，中共的垮台既然是天意，那么发生在瞬乎之间也是极有可能的，而每个人的所为也都留下了印记。而对于这样的选择，地下有知的先辈们也会哀叹的，在哀叹中等待着那最后悲惨的一页的发生。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