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面前擺著兩條路，一條是法治的道路，法治是現代政府管理社會的最好方式，也是我們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選擇。一是恢復和繼續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偉大領袖發號施令，用計劃經濟甚至專營的辦法去解決經濟領域層層盤剝的問題，靠學習領導人講話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決以權謀私、腐敗墮落的問題，用加強紀律去解決思想、理論、文化界的是非問題。如果還是這樣，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歲也解決不了我們的體制轉變。」這是中共原領導人習仲勳1986年5月在老幹部座談會上的發言，2014年發表於「求是理論網」。
也是在2014年，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二次會議上稱：「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後路該怎麼走？如何跳出『歷史周期律』、實現長期執政？……這些都是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重大問題。」
了解中共的歷史的人都知道，「歷史周期律」又稱「黃炎培周期律」是1945年抗戰即將結束時，前往延安意圖說服中共的民主派人士黃炎培，在與毛的講話時提出的。在飽讀詩書的黃炎培看來，個人、家庭、團體乃至一個國家政權都有其衰亡的規律，那就是：或是「政怠宦成」，即掌權者在治理國家上逐漸懈怠，不思進取，導致官僚主義嚴重，小人當政，禍亂政務；或是「人亡政息」，即明君或賢臣如果不在位，則所行的善政便會被廢止；或是「求榮取辱」，即動機與效果嚴重背離，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
對於黃炎培這樣的質疑，彼時的毛稱中共已經找到了新路，即民主，即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而且毛還稱中共能跳出這周期律。
然而，世界上所有人都承認，毛和中共的承諾在1949年後迄今都沒有實現，在當今中國，依舊是人治、黨治，民主法治對於中國老百姓依然是遙不可及的東西，所以才有了習近平之問。
毫無疑問，對於中共體制存在的問題和對人民的禍害，不僅飽受磨難的習仲勳看到了，中共黨內的不少有識之士也看到了。如中共原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2009年與黨校年輕教授的對話曾被外媒披露，萬里指出，中共迄今都沒有在任何部門註冊過，它是個非法組織；愛黨不是愛國；60餘年都是黨在折騰
再如2015年去世的曾指導並在如何解決農村問題上影響過習近平、王岐山等人的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在晚年時頻繁呼籲政治改革，對民主、自由、法治等多有論述。這些論述包括：
「歷史證明，哪個社會能夠發揚民主，尊重自由，明晰產權，並予以法律保障，哪個社會就能夠取得不斷創新的活力，領先實現技術革命和制度變遷」;「民主的細節，不可照搬，但民主的一般，可通行於一切現代化國家」;「政府行政應接受輿論監督和社會監督」，「一個昂貴的政府組織是不能取得人民愛戴的」;「當權的官僚資本家具有滿足現狀的意識，認為現行體制一切健全，拒絕批評，拒絕政治改革，不能正確對待批評、建議等」;「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僅僅是勇氣而已」;「我們需要一個透明的民主政府，需要一個屬於公民的社會。要搞群言堂，不能搞一言堂」……
先輩們的諍言，中共現當政者不會沒有耳聞。無疑，對於中共的腐敗、黑暗、卑劣和危機，他們遠較外人更為清楚。2015年6月，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擴大會議上，就曾表示，中共已面臨蛻化變質走上亡黨毀國危機，要勇於面對、接受、承認這個事實。而此前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致開幕詞時，也曾有過類似表述。
也因為這樣的認知，曾幾何時，習近平也高舉「法治」的大旗，在上台後的五年間盡力推行「依法治國」，並在反腐的名義下拿下了眾多迫害良善的各級官員，還廢除了勞教制度，實行「有案必立」等，贏得了部分民心。
或許是受中共邪靈影響太深，或許受中共體制裹挾，也或許是不希望失去權力，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的畫風為之一變，不僅「不忘初心」，推出了新思想，還被打造為「新核心」，之後半年多，在主管文宣的王滬寧的操刀下，習近平被捧上了「神壇」，吹捧其的歌曲、研究課題、文章、書籍相繼出爐，在為馬克思招魂的同時，也不忘宣傳習思想是馬克思中國化的新體現；至於宣傳片「厲害了，我的國」更是將全民弄的暈暈乎乎，找不著北，中共對美國、對世界的不可一世之態，傳遍五大洲。在中共的語境下，中共儼然成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可或缺的角色。至於民主、法治早已拋到了一邊：迫害仍在持續，維權律師仍被打壓，上訪者仍被戕害，民眾的利益仍大面積被侵害……
就在北京沉浸在自我的「厲害」中時，美國川普政府前所未有的貿易極限施壓和聯合西方盟國對中共的全方位遏制，將中共打回了原形，中共經濟、軍事、外交、政治、社會都遇到了難以想像的危機。7月底中共政治局召開的會議中，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出了「六穩」，而這恰恰折射的是中國現在是就業不穩，金融不穩，外貿不穩，外資不穩，投資不穩，預期不穩。因為不穩意味著更大的危機將臨。中共嘴頭雖然依舊強硬，但內部卻是哀鴻一片，社會人心浮動，大家紛紛自尋活路。
此時路往何處走？習仲勳、杜導正之語早已指出擺脫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走法治民主之路，而這個法治的前提絕不是堅持中共的領導，因為堅持中共的領導，就無法改變黨大於法的現實，就無法真正實現法治。
對此，清華教授孫立平在2012年底舉辦的「2013：預測和戰略」年會上，就不僅指出中共的治國理念與法治格格不入，而且認為中共要轉型、要處理歷史問題，唯一辦法是與歷史切割，「越早切割、越主動越好，否則將來能不能切割都是問題」。他還預言中共當局如果錯失切割的歷史機會，中共的統治模式不可能維繫多久，「10年可能到不了，5年可能差不多」。
問題的關鍵是：中共敢不敢、願不願意切割？或者說願不願意接受切割後帶來的任何結果，即中共垮台？
8月7日，中共官媒新華社推出了重磅宣言：《風雨無阻創造美好生活》，或許折射了正在北戴河開會的中南海高官們的選擇，那就是繼續堅持中共領導，繼續沿著「保黨」之路走下去，無論有怎樣的風雨。
誠如孫立平曾指出：「真正阻礙改革的力量是既不主張前進也不主張倒退的維持現狀的力量，這個力量就是在改革中獲得了巨大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團。」因此，中共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寧可選擇苟延殘喘，甚至圍堵、暴力打壓所有上訪者，也不願推動政改，主動與歷史切割，其結局會怎樣呢？
要知道，歷史的大潮沒有人可以阻擋，中共的垮台既然是天意，那麼發生在瞬乎之間也是極有可能的，而每個人的所為也都留下了印記。而對於這樣的選擇，地下有知的先輩們也會哀嘆的，在哀嘆中等待著那最後悲慘的一頁的發生。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