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与大陆做实业的亲戚通话时，聊到了他正面临的工厂拆迁问题，他告诉我现在中共官员虽然不敢公开受贿，但也不作为，做事一拖再拖，他的厂子拖了五年拆迁还没有结果。没办法，只好想方设法再花钱找人通融。亲戚提及的中共官员怠政、懒政和不作为，这几年并不罕见，北京高层也是多次公开批评，不仅提出“四个意识”，甚至高调宣传意识形态，让官员们表态效忠。
然而，在中共党内高压以及官员大换血后，中共各级官员的“两面嘴脸”并没有消失，反而有加重的趋势。一方面，明明内心都并不相信中共的宣传，但口头上却都喊得非常响亮，向中央和核心看齐，要“不忘初心”，搞出了不少让人作呕的宣传；另一方面，在具体落实工作时，则是多说少做，还有几类官员：一是水平不够，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二是为维持既得利益，反感反腐，因此暗中抗拒；等等。近期曝出的防范金融风险，只有金融部门孤军奋战，其它部门袖手旁观的消息，就是典型一例。
中共官员们此时究竟有着怎样的心态？笔者不禁想起了三十多年前一个叫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的美国人写的一本书：《俄国人》。史密斯是在1971年被派往莫斯科，担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站的站长的。当时苏联正处于勃烈日涅夫时期，对内实行严密控制，镇压反对派；对外实行全球扩张，与美国争霸。为此，苏联社会一片死气沉沉，腐败猖獗。在这样的氛围下，史密斯凭借细微的观察和与苏联普通民众的接触，了解了苏联社会真实的一面，并在4年后回到美国写就了这本畅销书。
在书中，史密斯描述了苏共官员奇特的心态。他发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就连苏共领导人自己都不相信。事实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撰写的回忆录中也证实了史密斯的观察是正确的。她提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那么，不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共领导人为何还要不断向民众重复？史密斯援引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对此做了解释：“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
换言之，苏共领导人通过宣传没有多少人相信的意识形态，目的就是判断他人是否忠诚，以维护自己的权力，而且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至于各级官员、各类体制内人物，尽管也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甚至内心也充满了反感，但每个人都继续在公开场合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支持领导人、重复领导人的陈词滥调。
这与当今中国何其相似？试问，高调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不忘中共初心的中共高官，有几个真心相信的？不过是利用其维护手中的权力、维护既得的利益，借此否定自由民主和宪政，让中国人继续臣服在中共的脚下。而各级官员和各类体制内人物，绝大多数都非常清楚中共的卑鄙无耻和罪恶，但私下里大骂中共的是他们，公开拍掌迎合上级的还是他们，原因依旧在于维护手中的既得利益。而这也决定了他们在中共这艘破船沉没前，竭力大捞特捞并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家人移居海外，这早已是中共公开的秘密。
有意思的是，史密斯的书中还描绘了苏共官员中的典型类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这种官员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们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滿志。他们一方面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另一方面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他们还一方面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又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著称而得意。史密斯因此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反观当今中共从上至下的官员，谁说不也是如此？他们一方面意识到了中共一党专政是腐败的根源，一方面却又竭力维护这个体制，紧跟“核心”，不肯让利于民。他们一方面不愿意回到恐怖的毛时代，一方面又口是心非吹捧毛的“功绩”和“贡献”。他们更是一方面在私下场合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人”，一方面却在公开场合继续扮演伪君子。时间久了，他们已然忘记如何做才能是一个真正的“人”。这样具有几副嘴脸的中共官员，只要不向意识形态挑战，就可以继续在体制下生存下去，但同时，这些缺乏高贵灵魂、信奉机会主义的官员们也可以埋葬中共。
1991年苏联解体时，没有信仰、信奉机会主义的苏联绝大多数官员选择了旁观，并接受了苏共垮台的现实，没有人站出来抗争。历史是何曾的相似，如今这类官员占绝大多数的中共，无疑将面临同样的结局：在中共因某个事件触发而解体时，也不会有什么人站出来捍卫这个党，尽管他们曾誓言效忠“核心”，这正是中共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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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