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與大陸做實業的親戚通話時，聊到了他正面臨的工廠拆遷問題，他告訴我現在中共官員雖然不敢公開受賄，但也不作為，做事一拖再拖，他的廠子拖了五年拆遷還沒有結果。沒辦法，只好想方設法再花錢找人通融。親戚提及的中共官員怠政、懶政和不作為，這幾年並不罕見，北京高層也是多次公開批評，不僅提出「四個意識」，甚至高調宣傳意識形態，讓官員們表態效忠。
然而，在中共黨內高壓以及官員大換血後，中共各級官員的「兩面嘴臉」並沒有消失，反而有加重的趨勢。一方面，明明內心都並不相信中共的宣傳，但口頭上卻都喊得非常響亮，向中央和核心看齊，要「不忘初心」，搞出了不少讓人作嘔的宣傳；另一方面，在具體落實工作時，則是多說少做，還有幾類官員：一是水平不夠，不知道做什麼和怎麼做；二是為維持既得利益，反感反腐，因此暗中抗拒；等等。近期曝出的防範金融風險，只有金融部門孤軍奮戰，其它部門袖手旁觀的消息，就是典型一例。
中共官員們此時究竟有著怎樣的心態？筆者不禁想起了三十多年前一個叫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的美國人寫的一本書：《俄國人》。史密斯是在1971年被派往莫斯科，擔任《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站的站長的。當時蘇聯正處於勃烈日涅夫時期，對內實行嚴密控制，鎮壓反對派；對外實行全球擴張，與美國爭霸。為此，蘇聯社會一片死氣沉沉，腐敗猖獗。在這樣的氛圍下，史密斯憑藉細微的觀察和與蘇聯普通民眾的接觸，了解了蘇聯社會真實的一面，並在4年後回到美國寫就了這本暢銷書。
在書中，史密斯描述了蘇共官員奇特的心態。他發現，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實際上已經很少有人相信，就連蘇共領導人自己都不相信。事實也是如此。蘇聯解體後，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撰寫的回憶錄中也證實了史密斯的觀察是正確的。她提到，勃烈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
那麼，不相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蘇共領導人為何還要不斷向民眾重複？史密斯援引一位莫斯科的科學家對此做了解釋：「意識形態可以起兩種作用——或者是作為一種象徵、或者是作為一種理論，兩者不可得兼。我們的領導人把它用來作為一種象徵、作為斷定其他人是否忠誠的一種方法，但它並不是這些人身體力行的一種理論。它不是活的理論。」
換言之，蘇共領導人通過宣傳沒有多少人相信的意識形態，目的就是判斷他人是否忠誠，以維護自己的權力，而且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至於各級官員、各類體制內人物，儘管也不相信官方的意識形態，甚至內心也充滿了反感，但每個人都繼續在公開場合扮演著自己的角色：支持領導人、重複領導人的陳詞濫調。
這與當今中國何其相似？試問，高調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不忘中共初心的中共高官，有幾個真心相信的？不過是利用其維護手中的權力、維護既得的利益，藉此否定自由民主和憲政，讓中國人繼續臣服在中共的腳下。而各級官員和各類體制內人物，絕大多數都非常清楚中共的卑鄙無恥和罪惡，但私下裡大罵中共的是他們，公開拍掌迎合上級的還是他們，原因依舊在於維護手中的既得利益。而這也決定了他們在中共這艘破船沉沒前，竭力大撈特撈並將資產轉移到國外，家人移居海外，這早已是中共公開的祕密。
有意思的是，史密斯的書中還描繪了蘇共官員中的典型類型：無信仰的、犬儒式的機會主義者。這種官員是充滿矛盾的複合體。他們一方面在和朋友談話中批評時政、攻擊腐敗，儼然是個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們又對本國的政治感到自豪，為自己能身處權勢集團而躊躇滿志。他們一方面知道斯大林時代的恐怖，也不願意再回到那個時代；但另一方面又對斯大林靠強權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紅色帝國而十分驕傲。他們還一方面樂意向別人顯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條；另一方面又善於掩蓋個人觀點，對自己在黨內會議上以善於發言著稱而得意。史密斯因此總結道：「個人只要服從聽話，不公開向意識形態挑戰，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關鍵問題。」
反觀當今中共從上至下的官員，誰說不也是如此？他們一方面意識到了中共一黨專政是腐敗的根源，一方面卻又竭力維護這個體制，緊跟「核心」，不肯讓利於民。他們一方面不願意回到恐怖的毛時代，一方面又口是心非吹捧毛的「功績」和「貢獻」。他們更是一方面在私下場合變成了有血有肉的「人」，一方面卻在公開場合繼續扮演偽君子。時間久了，他們已然忘記如何做才能是一個真正的「人」。這樣具有幾副嘴臉的中共官員，只要不向意識形態挑戰，就可以繼續在體制下生存下去，但同時，這些缺乏高貴靈魂、信奉機會主義的官員們也可以埋葬中共。
1991年蘇聯解體時，沒有信仰、信奉機會主義的蘇聯絕大多數官員選擇了旁觀，並接受了蘇共垮台的現實，沒有人站出來抗爭。歷史是何曾的相似，如今這類官員占絕大多數的中共，無疑將面臨同樣的結局：在中共因某個事件觸發而解體時，也不會有什麼人站出來捍衛這個黨，儘管他們曾誓言效忠「核心」，這正是中共的宿命。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