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 集中营, 百年真相, 布尔什维克, 斯大林1940年也因另一项统计而引人注目。这一年，古拉格和苏联监狱里的囚犯人数达到高峰。1941年1月1日，古拉格容纳着逾193万人，比前一年多出27万人。除了1939年底已被计入的120万“特殊移民”外，还有新的“苏维埃化”领土上的逾50万人被驱逐。苏联监狱理论上的限制是23万4,000名囚犯，却关押着46万2,000人；那年的判决总数大幅上升，一年内从70万攀升至230万。
这一惊人增长，是作出前所未有的努力来将不同类型的社会行为入罪化的结果。在工作场所，因“关于采用8小时工作制、7天工作周的法令，以及针对自行离职的禁令”，1940年6月26日这个日子依然铭刻在很多人的心中。任何无正当理由的缺席，包括迟到超过20分钟，此后都被视为犯罪行为。违法者可能接受6个月不间断的“劳动改造”、丧失其25%的薪水，并有可能被判2至4个月监禁。
8月10日，另一项法令把对任何“流氓行为”、偷工减料，或工作场所小偷小摸的处罚，提高到多达3年的集中营监禁。在当时苏联工业的普遍环境下，几乎所有工人都可能在这项严苛的新法下受到起诉。
这些法令保留在法令全书中，直到1956年。它们标志着劳动法入罪化的一个新阶段。这些法令生效后的头6个月里，逾150万人被判刑；其中40万例是监禁判决，这部分地解释了1941年夏季以后监狱数量的大幅增长。被判关入集中营的“流氓”人数，从1939年的10万8,000人，上升至1940年的20万人。
这样，对该国普通公民新的攻击就标志着大恐怖的终结。这些人拒绝屈服以适应新的工厂法或集体农场法。如果要从NKVD线人的报告来看，在回应1940年夏季的严苛法律时，一些工人就是陷入了所称的“不良心态”，尤其是在纳粹入侵的头几个星期。他们公开要求“除掉所有犹太人和共产党人”，并开始传播NKVD所称的“挑衅性谣言”。
例如，一名莫斯科工人断言，“当希特勒占领我们的城镇时，他会张贴海报，说‘我不会像你们的政府一样，仅仅因为工人们上班迟到了21分钟，就审判他们’。”任何这样的言论都受到极为严厉的对待。军事总检察官关于“1941年6月22日至9月1日在铁路上犯下的罪行和不端行为”的报告，就显示了这一点。该报告记录了2,254例对个人的判决，包括204例死刑判决；412人因“散布反革命谣言”被判刑，而且110名铁路工人因这种罪被判死刑。
近来出版的一批文件，详述了这场战争的前几个月莫斯科居民的情绪。最明显不过的是，1941年夏季德国推进期间人们感受到的彻底的迷茫。莫斯科人似乎归入了三类中的一类：爱国者；一大群紧跟谣言、心理矛盾的个人；失败主义者，他们希望德国迅速取得胜利，以除掉被认为毁了这个国家的“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
1941年10月，工厂被拆除并迁往该国更靠东的地方时，一场“反苏骚乱”在伊万诺沃地区的纺织业中爆发。工人们的失败主义口号充分反映出很多工人感受到的绝望。自1940年以来，他们就在日益严酷的条件下劳动。
纳粹的野蛮行为创造了苏联政府与民众之间某种程度的和解，因为德国把俄国人列为注定要被灭绝或奴役的低等人类（sub-human）。德国入侵之后，爱国情绪迅速高涨。斯大林非常狡猾地开始重申俄国传统的爱国价值观。
1941年7月3日，在对全国的一次有名的广播讲话中，他再次使用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凝聚俄国人的措辞和形象化描述：“兄弟姐妹们，严重的危险正威胁着我们的祖国。”他也提及了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曾经孕育了普列汉诺夫、列宁、普希金、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莱蒙托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用来号召一场圣战──“伟大的卫国战争”（Great Patriotic War）。
1941年11月7日，斯大林检阅将开赴前线的大批志愿者时，号召他们依照“我们的祖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ksandr Nevsky）和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mitry Donskoi）的光辉榜样”进行战斗。前者于13世纪把俄国从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的侵略中拯救出来；后者于一个世纪后终于使俄国摆脱了鞑靼人的统治。#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