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黑皮書, 集中營, 百年真相, 布爾什維克, 斯大林1940年也因另一項統計而引人注目。這一年，古拉格和蘇聯監獄裡的囚犯人數達到高峰。1941年1月1日，古拉格容納著逾193萬人，比前一年多出27萬人。除了1939年底已被計入的120萬「特殊移民」外，還有新的「蘇維埃化」領土上的逾50萬人被驅逐。蘇聯監獄理論上的限制是23萬4,000名囚犯，卻關押著46萬2,000人；那年的判決總數大幅上升，一年內從70萬攀升至230萬。
這一驚人增長，是作出前所未有的努力來將不同類型的社會行為入罪化的結果。在工作場所，因「關於採用8小時工作制、7天工作週的法令，以及針對自行離職的禁令」，1940年6月26日這個日子依然銘刻在很多人的心中。任何無正當理由的缺席，包括遲到超過20分鐘，此後都被視為犯罪行為。違法者可能接受6個月不間斷的「勞動改造」、喪失其25%的薪水，並有可能被判2至4個月監禁。
8月10日，另一項法令把對任何「流氓行為」、偷工減料，或工作場所小偷小摸的處罰，提高到多達3年的集中營監禁。在當時蘇聯工業的普遍環境下，幾乎所有工人都可能在這項嚴苛的新法下受到起訴。
這些法令保留在法令全書中，直到1956年。它們標誌著勞動法入罪化的一個新階段。這些法令生效後的頭6個月裡，逾150萬人被判刑；其中40萬例是監禁判決，這部分地解釋了1941年夏季以後監獄數量的大幅增長。被判關入集中營的「流氓」人數，從1939年的10萬8,000人，上升至1940年的20萬人。
這樣，對該國普通公民新的攻擊就標誌著大恐怖的終結。這些人拒絕屈服以適應新的工廠法或集體農場法。如果要從NKVD線人的報告來看，在回應1940年夏季的嚴苛法律時，一些工人就是陷入了所稱的「不良心態」，尤其是在納粹入侵的頭幾個星期。他們公開要求「除掉所有猶太人和共產黨人」，並開始傳播NKVD所稱的「挑釁性謠言」。
例如，一名莫斯科工人斷言，「當希特勒占領我們的城鎮時，他會張貼海報，說『我不會像你們的政府一樣，僅僅因為工人們上班遲到了21分鐘，就審判他們』。」任何這樣的言論都受到極為嚴厲的對待。軍事總檢察官關於「1941年6月22日至9月1日在鐵路上犯下的罪行和不端行為」的報告，就顯示了這一點。該報告記錄了2,254例對個人的判決，包括204例死刑判決；412人因「散布反革命謠言」被判刑，而且110名鐵路工人因這種罪被判死刑。
近來出版的一批文件，詳述了這場戰爭的前幾個月莫斯科居民的情緒。最明顯不過的是，1941年夏季德國推進期間人們感受到的徹底的迷茫。莫斯科人似乎歸入了三類中的一類：愛國者；一大群緊跟謠言、心理矛盾的個人；失敗主義者，他們希望德國迅速取得勝利，以除掉被認為毀了這個國家的「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
1941年10月，工廠被拆除並遷往該國更靠東的地方時，一場「反蘇騷亂」在伊萬諾沃地區的紡織業中爆發。工人們的失敗主義口號充分反映出很多工人感受到的絕望。自1940年以來，他們就在日益嚴酷的條件下勞動。
納粹的野蠻行為創造了蘇聯政府與民眾之間某種程度的和解，因為德國把俄國人列為注定要被滅絕或奴役的低等人類（sub-human）。德國入侵之後，愛國情緒迅速高漲。斯大林非常狡猾地開始重申俄國傳統的愛國價值觀。
1941年7月3日，在對全國的一次有名的廣播講話中，他再次使用了一個多世紀以來凝聚俄國人的措辭和形象化描述：「兄弟姐妹們，嚴重的危險正威脅著我們的祖國。」他也提及了偉大的俄羅斯民族──曾經孕育了普列漢諾夫、列寧、普希金、托爾斯泰、柴可夫斯基、萊蒙托夫、蘇沃洛夫和庫圖佐夫，用來號召一場聖戰──「偉大的衛國戰爭」（Great Patriotic War）。
1941年11月7日，斯大林檢閱將開赴前線的大批志願者時，號召他們依照「我們的祖先亞歷山大．涅夫斯基（Aleksandr Nevsky）和德米特里．頓斯科伊（Dmitry Donskoi）的光輝榜樣」進行戰鬥。前者於13世紀把俄國從條頓騎士團（Teutonic Knights）的侵略中拯救出來；後者於一個世紀後終於使俄國擺脫了韃靼人的統治。#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