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进一步分析这些大屠杀受害者的类别是可能的。我们现在有一些关于上世纪30年代末古拉格囚犯人数的统计数据，有待在下一章予以详细讨论。这一资料涵盖了所有囚犯群体，而不仅仅是大恐怖期间被捕的人，但未详细说明叶若夫时期被判送入集中营的受害者类别。尽管如此，一些模式还是可以识别的，尤其是接受过某种形式高等教育的受害者人数（1936至1939年占比超过70％）激增，证实了这个十年结束时恐怖特别针对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无论他们是否是党员。
因为对党员干部的清洗是斯大林时代被公开谴责（在第20次党代会上）的头一件事，它成为大恐怖最为人所知的方面之一。在这次大会上发表的“秘密演说”中，赫鲁晓夫相当详细地谈及了这一现象。它已经影响到政治局5名成员──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波斯特舍夫、扬．鲁祖塔克［Jan Rudzutak］、埃克［Eikhe］、科西奥尔、阿纳托利．楚巴尔［Anatoly Chubar］）、中央委员会139名成员中的98人、1934年第17次党代会1,996名代表中的1,108人。它也同样影响了共青团领导人：中央委员会93名成员中有72人被捕，被捕的还有385名地区党委书记中的319名，以及2,750名县委书记中的2,210名。总的说来，党和共青团的地方和地区总部完全是重新调配人员。所有人都被怀疑在破坏莫斯科颁布的决定和反对中央对地方事务的控制。在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和扎科夫斯基（NKVD地区头目）逮捕了90%以上的党员干部。季诺维也夫曾在该市任党的一把手，基洛夫也是在那里被暗杀的。在1936至1939年镇压中受害的列宁格勒人中，这些数字只占很小一部分。为确保清洗以最高效率进行，中央当局的代表们连同NKVD部队被派往各省，执行一项任务。《真理报》称其为“查获并摧毁托派分子—法西斯分子之臭虫巢穴”的一次尝试。
有些地区似乎比其它地区受害更大，特别是乌克兰。仅1938年一年，赫鲁晓夫被任命为乌克兰共产党首脑后，就有逾10万6,000人在乌克兰被捕，其中大多数被处决。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00名成员中，仅3人幸存。同样情景也在所有地方和地区党总部重演。那里组织了数十场对前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审判。
与秘密审判或几分钟就决定被告命运的三人法庭秘密开庭不同，这些对领导人的公开审判本质上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并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正如斯大林在1937年3月3日的一篇演说中所称，其目的是谴责这些地方领导人，“那些新领主，他们如此自命不凡、充满自负……且以其无人性的态度不可避免地造成痛苦和不满，并最终刺激了大批托派分子的形成。”有观点认为，这些公开审判加强了“普通人、天真地相信正义的积极分子”以及那位领导人本人之间的联盟。这些公开审判仿效了莫斯科的大型审判，但这次是在地方和地区范围内，因此通常被当地有关报刊详细报导，成为意识形态动员、民众动员和民粹主义动员的特别焦点。透过这些公开审判，人们看到，“阴谋”被煞有介事地揭穿，以及中央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沉迷；看到有钱有势者落魄沮丧而穷人兴高采烈，狂欢气氛盛行。用安妮．克里格尔的话说就是，这些审判变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清洗机制”。
这种针对党地方领导人的镇压，当然只是冰山一角。一个例子是来自奥伦堡NKVD地方部门的一份详细报告。其内容是“关于1937年4月1日至9月18日肃清托派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的秘密组织及其它反革命组织的可操作措施”（这段时期是在日丹诺夫访问该省以加速清洗之前）。在该省，被捕的有以下党员：
420名“托派分子”，均为一流的政治人物或经济学家。
120名“右派分子”，均为有一定重要性的地方领导人。
这540名党员干部占地方官员的45%。日丹诺夫赴奥拉宁堡（Oranienburg）执行任务后，又有598名干部遭逮捕和处决。在1937年秋季前，该省几乎所有的党领导人和每位知名的经济学家都被除掉了。取而代之的是迅速晋升到最重要岗位上的新一代，即勃列日涅夫（Brezhnev）、柯西金（Kosygin）、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Dmitry Ustinov）和葛罗米柯（Gromyko）这一代。简而言之，就是日后组成70年代政治局的那一代。
除了被捕的数千名党员干部外，还有众多普通党员和前共产主义者。他们特别容易受害。这些普通公民，被NKVD记入档案多年，实际上组成了大恐怖中大部分遭难的受害者。回到奥伦堡NKVD的报告：
日本哥萨克右翼军事组织略多于2,000名成员（其中约1,500人被处决）
1935年从列宁格勒流放到奥拉宁堡的1500多名军官和沙皇时期的公务员（这些是基洛夫被暗杀后流放到各地区的“社会外来分子”）
作为波兰事件的一部分而被捕的250人
95人被捕……作为关于来自赫里宾的分子的事件之一部分
作为肃清所有前富农行动的一部分而被捕的3,290人
在肃清所有犯罪分子的行动期间被捕的1,399人
如果也包括来自共青团的30多人和来自当地军事训练学院的50名学员，那么显然NKVD五个月内在该省逮捕了超过7500人。而且，这还是在安德烈．日丹诺夫领导下镇压强化之前。尽管逮捕当地90%的权贵（nomenklatura）这一比例可能看起来很惊人，但在镇压受害者中也只是微不足道的比例。大多数受害者都属于由政治局专门定义、斯大林亲自批准的其它类别。
某些类别的官员特别被挑选出来：例如，外交官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所有人员，或厂长及经济事务各部门的人员；前者自然被控犯有间谍罪，后者经常被怀疑从事破坏活动。被捕且多半被处决的高级外交官中，包括克列斯京斯基（Krestinsky）、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亚历山大．博戈莫洛夫（Aleksandr Bogomolov）、康斯坦丁．尤列涅夫（Konstantin Yurenev）、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 Ostrovsky）和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他们此前分别被派驻柏林、伦敦、北京、东京、布加勒斯特和马德里。
政府各部整个都沦为镇压的受害者。在较鲜为人知的机械工业人民委员部，整个主管层都被撤换；依赖于该部的各工厂除两名经理外，其余人连同几乎所有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一起被捕。其它几个工业领域也是如此，尤其是航空工业、舰艇制造、冶金和运输。对于运输领域，现在可得的只有零碎的信息。大恐怖结束后，卡冈诺维奇在1939年3月的十七大上指出：“1937年和1938年，所有重工业的领导人员被全部撤换，数千名新人被任命到被揭为破坏分子者的职位上。一些工业部门此前有多个层级的破坏者和间谍……现在，我们让愿意接受斯大林同志分派的任何任务的干部取代了他们。”
在叶若夫时期被打击最严重的党员干部中，包括当时正待在莫斯科卢克斯酒店（Hotel Lux）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被捕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包括：海因茨．诺伊曼（Heinz Neumann）、赫尔曼．雷梅尔（Hermann Remmel）、弗里茨．舒尔特（Fritz Schulte）和赫尔曼．舒伯特（Hermann Schubert），他们都曾是政治局成员；中央委员会书记莱奥．弗列格（Leo Flieg）；《红旗报》（Rote Fahne）编辑海因里希．苏士侃（Heinrich Susskind）和沃纳．赫希（Werner Hirsch）；曾是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德国党代表的胡戈．艾伯林（Hugo Eberlein）。1940年2月，德国—苏联协定签署几个月后，被关在莫斯科监狱的570名德国共产党人，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边境桥被移交给盖世太保。
在匈牙利工人党（共产党）内部，清洗也同样野蛮。1919年匈牙利革命的煽动者贝拉．库恩（Béla Kun）被逮捕和处决。和他一起被逮捕和处决的，还有布达佩斯短命共产党政府的其他12名人民委员。他们曾在莫斯科避过难。近200名意大利共产党人也被逮捕，包括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的妹夫帕奥罗．罗伯蒂（Paolo Robotti)。被捕的还有约100名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包括党的总书记米兰．戈尔基奇（Milan Gorkic）、国际纵队组织秘书和负责人弗拉基米尔．乔皮奇（VladimirĆopi），以及中央委员会四分之三的成员。#（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