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進一步分析這些大屠殺受害者的類別是可能的。我們現在有一些關於上世紀30年代末古拉格囚犯人數的統計數據，有待在下一章予以詳細討論。這一資料涵蓋了所有囚犯群體，而不僅僅是大恐怖期間被捕的人，但未詳細說明葉若夫時期被判送入集中營的受害者類別。儘管如此，一些模式還是可以識別的，尤其是接受過某種形式高等教育的受害者人數（1936至1939年占比超過70％）激增，證實了這個十年結束時恐怖特別針對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無論他們是否是黨員。
因為對黨員幹部的清洗是斯大林時代被公開譴責（在第20次黨代會上）的頭一件事，它成為大恐怖最為人所知的方面之一。在這次大會上發表的「祕密演說」中，赫魯曉夫相當詳細地談及了這一現象。它已經影響到政治局5名成員──忠實的斯大林主義者（波斯特舍夫、揚．魯祖塔克［Jan Rudzutak］、埃克［Eikhe］、科西奧爾、阿納托利．楚巴爾［Anatoly Chubar］）、中央委員會139名成員中的98人、1934年第17次黨代會1,996名代表中的1,108人。它也同樣影響了共青團領導人：中央委員會93名成員中有72人被捕，被捕的還有385名地區黨委書記中的319名，以及2,750名縣委書記中的2,210名。總的說來，黨和共青團的地方和地區總部完全是重新調配人員。所有人都被懷疑在破壞莫斯科頒布的決定和反對中央對地方事務的控制。在列寧格勒，日丹諾夫和扎科夫斯基（NKVD地區頭目）逮捕了90%以上的黨員幹部。季諾維也夫曾在該市任黨的一把手，基洛夫也是在那裡被暗殺的。在1936至1939年鎮壓中受害的列寧格勒人中，這些數字只占很小一部分。為確保清洗以最高效率進行，中央當局的代表們連同NKVD部隊被派往各省，執行一項任務。《真理報》稱其為「查獲並摧毀托派分子—法西斯分子之臭蟲巢穴」的一次嘗試。
有些地區似乎比其它地區受害更大，特別是烏克蘭。僅1938年一年，赫魯曉夫被任命為烏克蘭共產黨首腦後，就有逾10萬6,000人在烏克蘭被捕，其中大多數被處決。在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200名成員中，僅3人倖存。同樣情景也在所有地方和地區黨總部重演。那裡組織了數十場對前共產黨領導人的公開審判。
與祕密審判或幾分鐘就決定被告命運的三人法庭祕密開庭不同，這些對領導人的公開審判本質上具有強烈的民粹主義色彩，並發揮了重要的宣傳作用。正如斯大林在1937年3月3日的一篇演說中所稱，其目的是譴責這些地方領導人，「那些新領主，他們如此自命不凡、充滿自負……且以其無人性的態度不可避免地造成痛苦和不滿，並最終刺激了大批托派分子的形成。」有觀點認為，這些公開審判加強了「普通人、天真地相信正義的積極分子」以及那位領導人本人之間的聯盟。這些公開審判仿效了莫斯科的大型審判，但這次是在地方和地區範圍內，因此通常被當地有關報刊詳細報導，成為意識形態動員、民眾動員和民粹主義動員的特別焦點。透過這些公開審判，人們看到，「陰謀」被煞有介事地揭穿，以及中央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沉迷；看到有錢有勢者落魄沮喪而窮人興高采烈，狂歡氣氛盛行。用安妮．克里格爾的話說就是，這些審判變成了「一種強大的社會清洗機制」。
這種針對黨地方領導人的鎮壓，當然只是冰山一角。一個例子是來自奧倫堡NKVD地方部門的一份詳細報告。其內容是「關於1937年4月1日至9月18日肅清托派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的祕密組織及其它反革命組織的可操作措施」（這段時期是在日丹諾夫訪問該省以加速清洗之前）。在該省，被捕的有以下黨員：
420名「托派分子」，均為一流的政治人物或經濟學家。
120名「右派分子」，均為有一定重要性的地方領導人。
這540名黨員幹部占地方官員的45%。日丹諾夫赴奧拉寧堡（Oranienburg）執行任務後，又有598名幹部遭逮捕和處決。在1937年秋季前，該省幾乎所有的黨領導人和每位知名的經濟學家都被除掉了。取而代之的是迅速晉升到最重要崗位上的新一代，即勃列日涅夫（Brezhnev）、柯西金（Kosygin）、德米特里．烏斯季諾夫（Dmitry Ustinov）和葛羅米柯（Gromyko）這一代。簡而言之，就是日後組成70年代政治局的那一代。
除了被捕的數千名黨員幹部外，還有眾多普通黨員和前共產主義者。他們特別容易受害。這些普通公民，被NKVD記入檔案多年，實際上組成了大恐怖中大部分遭難的受害者。回到奧倫堡NKVD的報告：
日本哥薩克右翼軍事組織略多於2,000名成員（其中約1,500人被處決）
1935年從列寧格勒流放到奧拉寧堡的1500多名軍官和沙皇時期的公務員（這些是基洛夫被暗殺後流放到各地區的「社會外來分子」）
作為波蘭事件的一部分而被捕的250人
95人被捕……作為關於來自赫里賓的分子的事件之一部分
作為肅清所有前富農行動的一部分而被捕的3,290人
在肅清所有犯罪分子的行動期間被捕的1,399人
如果也包括來自共青團的30多人和來自當地軍事訓練學院的50名學員，那麼顯然NKVD五個月內在該省逮捕了超過7500人。而且，這還是在安德烈．日丹諾夫領導下鎮壓強化之前。儘管逮捕當地90%的權貴（nomenklatura）這一比例可能看起來很驚人，但在鎮壓受害者中也只是微不足道的比例。大多數受害者都屬於由政治局專門定義、斯大林親自批准的其它類別。
某些類別的官員特別被挑選出來：例如，外交官和外交人民委員部的所有人員，或廠長及經濟事務各部門的人員；前者自然被控犯有間諜罪，後者經常被懷疑從事破壞活動。被捕且多半被處決的高級外交官中，包括克列斯京斯基（Krestinsky）、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亞歷山大．博戈莫洛夫（Aleksandr Bogomolov）、康斯坦丁．尤列涅夫（Konstantin Yurenev）、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 Ostrovsky）和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他們此前分別被派駐柏林、倫敦、北京、東京、布加勒斯特和馬德里。
政府各部整個都淪為鎮壓的受害者。在較鮮為人知的機械工業人民委員部，整個主管層都被撤換；依賴於該部的各工廠除兩名經理外，其餘人連同幾乎所有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一起被捕。其它幾個工業領域也是如此，尤其是航空工業、艦艇製造、冶金和運輸。對於運輸領域，現在可得的只有零碎的信息。大恐怖結束後，卡岡諾維奇在1939年3月的十七大上指出：「1937年和1938年，所有重工業的領導人員被全部撤換，數千名新人被任命到被揭為破壞分子者的職位上。一些工業部門此前有多個層級的破壞者和間諜……現在，我們讓願意接受斯大林同志分派的任何任務的幹部取代了他們。」
在葉若夫時期被打擊最嚴重的黨員幹部中，包括當時正待在莫斯科盧克斯酒店（Hotel Lux）的外國共產黨領導人和共產國際領導人。被捕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包括：海因茨．諾伊曼（Heinz Neumann）、赫爾曼．雷梅爾（Hermann Remmel）、弗里茨．舒爾特（Fritz Schulte）和赫爾曼．舒伯特（Hermann Schubert），他們都曾是政治局成員；中央委員會書記萊奧．弗列格（Leo Flieg）；《紅旗報》（Rote Fahne）編輯海因里希．蘇士侃（Heinrich Susskind）和沃納．赫希（Werner Hirsch）；曾是共產國際成立大會德國黨代表的胡戈．艾伯林（Hugo Eberlein）。1940年2月，德國—蘇聯協定簽署幾個月後，被關在莫斯科監獄的570名德國共產黨人，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邊境橋被移交給蓋世太保。
在匈牙利工人黨（共產黨）內部，清洗也同樣野蠻。1919年匈牙利革命的煽動者貝拉．庫恩（Béla Kun）被逮捕和處決。和他一起被逮捕和處決的，還有布達佩斯短命共產黨政府的其他12名人民委員。他們曾在莫斯科避過難。近200名意大利共產黨人也被逮捕，包括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帕爾米羅．陶裡亞蒂（Palmiro Togliatti）的妹夫帕奧羅．羅伯蒂（Paolo Robotti)。被捕的還有約100名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包括黨的總書記米蘭．戈爾基奇（Milan Gorkic）、國際縱隊組織祕書和負責人弗拉基米爾．喬皮奇（VladimirĆopi），以及中央委員會四分之三的成員。#（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