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恐怖集权化的问题，来自政治局的目前可查阅的文件证实，大规模的镇压确实是党的最高层、政治局，尤其是斯大林采取主动行动的结果。最血腥的镇压之一──1937年8月至1938年5月发生的“肃清前富农、犯罪分子和其他反苏分子”的行动，其组织和实施颇能揭示出中央和地方机构各自的角色。
从1935至1936年开始，被放逐的前富农之最终命运成为燃眉之急。尽管一再禁止他们离开其被分配的地方，但越来越多的这种“特殊移民”逐渐变得与大多数自由工人无法区分。在1936年8月的一份报告中，古拉格管理局（Gulag Administration）局长鲁道夫．伯格曼（Rudolf Berman）写道：“一段时间以来与自由工人在同一团队里工作的许多‘特殊移民’，利用他们被看管得相当松弛这一点，现在离开了其居住地。他们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事实上，他们往往拥有特殊技能，使他们和管理人员一样有用。而且他们中很多人都能获得护照。许多人还和自由工人结了婚，现在有自己的房屋。”
尽管许多被分配住在工业用地上的“特殊移民”开始融入当地的工人阶级，但其他人却逃到更远的地方。这些所谓的逃亡者没有身份证，且无家可归。其中很多人加入了社会边缘分子和轻微犯罪者的帮派。这些帮派后来在多数大城市的郊区愈来愈多地被发现。1936年秋季在某些管理处进行的检查，揭示了在当局看来无法容忍的情况。例如，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被分配住在那里的89,700名移民中，仅剩37,000人。
对成功渗透企业的富农破坏分子和街头闲逛的富农土匪这些概念的痴迷，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一“类别”是如何变成1937年7月初斯大林策划的大型镇压行动的核心部分。
1937年7月2日，政治局向地方当局发电报，命令“必须立即逮捕所有的富农和犯罪分子……而且，在一个三人小组（由地区党委第一书记、检察官和地区NKVD头目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译者注：即三人法庭［troiki］）前受审后，最敌对的人要被枪决，不太活跃但仍然敌对的分子要被流放……中央委员会希望，这个三人法庭的组成，连同被枪决和流放的人数，在5天内提交给它”。
接下来的几周里，中央当局接到地方当局呈报的“指示性数字”。叶若夫据此起草了1937年7月30日的第00447号行动命令（Operational Order）。同一天，他将命令提交给政治局批准。在这次特别行动期间，有25万9,450人被捕、72,950人被枪决。这些数字并不准确，因为很多地区尚未将其计算结果发给中央。和去富农化行动期间一样，所有地区都接到有待枪决者和有待流放者这两类中每一类的名额。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行动的受害者属于一个神秘的社会政治组织，其远大于最初列出的类别。除了“前富农”和“犯罪分子”外，此时要找出的人还包括“社会危险分子”、“反苏党派成员”、“前沙皇时期公务员”和“白军”。这些称谓被相当随意地用在任何嫌疑人身上，无论他是党员、知识阶层成员还是普通工人。格别乌和NKVD的相关办公室花了多年时间制定必要的嫌疑人名单，并花了足够时间将其更新到最新。
1937年7月30日的行动命令，也使地方领导人有权要求莫斯科就有待消灭的嫌疑人提供进一步的名单。对于被判送往集中营或被判死刑的人，其家人也可能被逮捕以扩充配额。
到8月底，政治局被增加配额的无数请求所困扰。从1937年8月28日至12月15日，它批准了各种增加配额的建议，结果另外22,500名个人被处决，还有16,800人被判送入集中营。1938年1月31日，在NKVD的怂恿下，再增加57,200人的建议被接纳，其中48,000人后来被处决。所有的行动都于1938年3月15日完成，但地方当局再次要求增加数量。它们在前些年被清洗过好几次，其新职员渴望显示他们的热情。从1938年2月1日至8月29日，政治局批准了这些要求，从而准许进一步消灭9万名嫌疑人。
以这种方式，一场原计划进行四个月的行动却持续了一年多，且影响人数也比配额中原计划的多出20万。任何被怀疑出身不对的个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住在边境地区的人也特别容易受害，就像任何有国外联系的人一样，无论多么不相干。这样的人，包括任何拥有无线电发射机的人、拥有收集的邮票的人，以及讲世界语（Esperanto）的人。他们很有可能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从1937年8月6日至12月21日，政治局和NKVD发动了至少10场行动，类似于那场依照第00447号行动命令发起的行动，旨在一个国籍一个国籍地肃清间谍嫌疑人或“颠覆”嫌疑人群体：德国人、波兰人、日本人、罗马尼亚人、芬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从1937年8月到1938年11月这15个月期间，有数十万人在这些反间谍行动中被捕。
可获得一些信息的行动包括以下几次，尽管这些信息仍是零碎的（前克格勃和俄罗斯总统的档案保存有最敏感文件，依然属于机密，不对研究人员公开）：
• 1937年7月20日的行动，旨在“肃清在所有与国防有关的办公室内工作的德国分遣队”。
• 1937年9月19日发起的行动，旨在“肃清所有恐怖活动、颠覆，以及从赫里宾（Kharbin）遣返的日本人网路所进行的间谍活动”。
• 1937年8月4日发起的行动，旨在“肃清右翼军队和日本哥萨克组织”。1937年9月至12月，超过19,000人在这场行动中丧生。
• 1937年8月15日依照NKVD第00486号命令发起的行动，旨在“镇压人民的敌人之家属”。
这份极不完整的清单，仅列出由政治局下令、NKVD实施的一小部分行动，却足以凸显出1937年和1938年大规模镇压的中央集权性质。这些行动，像所有由中央决定但由地方当局实施的行动（包括去富农化、清洗城镇、搜捕专业人员）一样，往往伴以惨烈暴行在地方社区中实施。大恐怖之后，一个委员会被派往土库曼斯坦，调查叶若夫时期犯下的暴行。1937年8月至1938年9月，这个拥有130万居民（占苏联人口的0.7%）的小共和国，有13,259人遭NKVD 三人法庭判刑，作为“肃清前富农、犯罪分子和其他反苏分子”行动的一部分。其中4,037人被枪决。莫斯科确定的配额分别是6,227（判刑总数）和3,225（处决总数）。不难想像出，类似暴行在该国所有其它地区很常见。这是配额计划的一个自然结果。历经多年的同化和灌输，对中央计划指令的唯命是从已成为官僚式的本能反应（bureaucratic reflexes）。这自然刺激地方官员努力迎合甚至超越高层上级想达成的目标，以及来自莫斯科的指示。
另一系列的文件，也凸显了由斯大林下令、政治局批准的大屠杀之中央集权性质。这些是政治局司法事务委员会拟定的待判刑者名单。对于被最高法院军事管理委员会、军事法庭或NKVD特别委员会传唤的人，其判刑都由政治局司法事务委员会预先决定。叶若夫本人就是这个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提交了至少383份名单，由斯大林和政治局签署。这些名单包含约44,000个党领导人或党员的名字，还有工业界和军中名人的名字。其中至少有39,000人被判处死刑。斯大林的亲笔签名出现在362份名单的底部，莫洛托夫则在373份上签了名，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签名的有195份，卡冈诺维奇为191份，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为177份，米高扬62份。
1937年夏季以后，所有这些领导人都亲自前往对地方党组织实施清洗。卡冈诺维奇被派往清洗车里雅宾斯克的顿巴斯地区、雅罗斯拉夫尔、伊凡诺沃和斯摩棱斯克；日丹诺夫在清洗了自己的列宁格勒地区后，去了奥伦堡、巴什基尔和鞑靼斯坦；安德烈夫去了北高加索、乌兹别克和塔吉克；米高扬去了亚美尼亚；赫鲁晓夫去了乌克兰。#（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