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恐怖集權化的問題，來自政治局的目前可查閱的文件證實，大規模的鎮壓確實是黨的最高層、政治局，尤其是斯大林採取主動行動的結果。最血腥的鎮壓之一──1937年8月至1938年5月發生的「肅清前富農、犯罪分子和其他反蘇分子」的行動，其組織和實施頗能揭示出中央和地方機構各自的角色。
從1935至1936年開始，被放逐的前富農之最終命運成為燃眉之急。儘管一再禁止他們離開其被分配的地方，但越來越多的這種「特殊移民」逐漸變得與大多數自由工人無法區分。在1936年8月的一份報告中，古拉格管理局（Gulag Administration）局長魯道夫．伯格曼（Rudolf Berman）寫道：「一段時間以來與自由工人在同一團隊裡工作的許多『特殊移民』，利用他們被看管得相當鬆弛這一點，現在離開了其居住地。他們正變得越來越難以辨認。事實上，他們往往擁有特殊技能，使他們和管理人員一樣有用。而且他們中很多人都能獲得護照。許多人還和自由工人結了婚，現在有自己的房屋。」
儘管許多被分配住在工業用地上的「特殊移民」開始融入當地的工人階級，但其他人卻逃到更遠的地方。這些所謂的逃亡者沒有身分證，且無家可歸。其中很多人加入了社會邊緣分子和輕微犯罪者的幫派。這些幫派後來在多數大城市的郊區愈來愈多地被發現。1936年秋季在某些管理處進行的檢查，揭示了在當局看來無法容忍的情況。例如，在阿爾漢格爾斯克地區，被分配住在那裡的89,700名移民中，僅剩37,000人。
對成功滲透企業的富農破壞分子和街頭閒逛的富農土匪這些概念的癡迷，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這一「類別」是如何變成1937年7月初斯大林策劃的大型鎮壓行動的核心部分。
1937年7月2日，政治局向地方當局發電報，命令「必須立即逮捕所有的富農和犯罪分子……而且，在一個三人小組（由地區黨委第一書記、檢察官和地區NKVD頭目組成的一個委員會，譯者注：即三人法庭［troiki］）前受審後，最敵對的人要被槍決，不太活躍但仍然敵對的分子要被流放……中央委員會希望，這個三人法庭的組成，連同被槍決和流放的人數，在5天內提交給它」。
接下來的幾週裡，中央當局接到地方當局呈報的「指示性數字」。葉若夫據此起草了1937年7月30日的第00447號行動命令（Operational Order）。同一天，他將命令提交給政治局批准。在這次特別行動期間，有25萬9,450人被捕、72,950人被槍決。這些數字並不準確，因為很多地區尚未將其計算結果發給中央。和去富農化行動期間一樣，所有地區都接到有待槍決者和有待流放者這兩類中每一類的名額。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行動的受害者屬於一個神祕的社會政治組織，其遠大於最初列出的類別。除了「前富農」和「犯罪分子」外，此時要找出的人還包括「社會危險分子」、「反蘇黨派成員」、「前沙皇時期公務員」和「白軍」。這些稱謂被相當隨意地用在任何嫌疑人身上，無論他是黨員、知識階層成員還是普通工人。格別烏和NKVD的相關辦公室花了多年時間制定必要的嫌疑人名單，並花了足夠時間將其更新到最新。
1937年7月30日的行動命令，也使地方領導人有權要求莫斯科就有待消滅的嫌疑人提供進一步的名單。對於被判送往集中營或被判死刑的人，其家人也可能被逮捕以擴充配額。
到8月底，政治局被增加配額的無數請求所困擾。從1937年8月28日至12月15日，它批准了各種增加配額的建議，結果另外22,500名個人被處決，還有16,800人被判送入集中營。1938年1月31日，在NKVD的慫恿下，再增加57,200人的建議被接納，其中48,000人後來被處決。所有的行動都於1938年3月15日完成，但地方當局再次要求增加數量。它們在前些年被清洗過好幾次，其新職員渴望顯示他們的熱情。從1938年2月1日至8月29日，政治局批准了這些要求，從而准許進一步消滅9萬名嫌疑人。
以這種方式，一場原計劃進行四個月的行動卻持續了一年多，且影響人數也比配額中原計劃的多出20萬。任何被懷疑出身不對的個人，都是潛在的受害者。住在邊境地區的人也特別容易受害，就像任何有國外聯繫的人一樣，無論多麼不相干。這樣的人，包括任何擁有無線電發射機的人、擁有收集的郵票的人，以及講世界語（Esperanto）的人。他們很有可能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從1937年8月6日至12月21日，政治局和NKVD發動了至少10場行動，類似於那場依照第00447號行動命令發起的行動，旨在一個國籍一個國籍地肅清間諜嫌疑人或「顛覆」嫌疑人群體：德國人、波蘭人、日本人、羅馬尼亞人、芬蘭人、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希臘人和土耳其人。從1937年8月到1938年11月這15個月期間，有數十萬人在這些反間諜行動中被捕。
可獲得一些信息的行動包括以下幾次，儘管這些信息仍是零碎的（前克格勃和俄羅斯總統的檔案保存有最敏感文件，依然屬於機密，不對研究人員公開）：
• 1937年7月20日的行動，旨在「肅清在所有與國防有關的辦公室內工作的德國分遣隊」。
• 1937年9月19日發起的行動，旨在「肅清所有恐怖活動、顛覆，以及從赫里賓（Kharbin）遣返的日本人網路所進行的間諜活動」。
• 1937年8月4日發起的行動，旨在「肅清右翼軍隊和日本哥薩克組織」。1937年9月至12月，超過19,000人在這場行動中喪生。
• 1937年8月15日依照NKVD第00486號命令發起的行動，旨在「鎮壓人民的敵人之家屬」。
這份極不完整的清單，僅列出由政治局下令、NKVD實施的一小部分行動，卻足以凸顯出1937年和1938年大規模鎮壓的中央集權性質。這些行動，像所有由中央決定但由地方當局實施的行動（包括去富農化、清洗城鎮、搜捕專業人員）一樣，往往伴以慘烈暴行在地方社區中實施。大恐怖之後，一個委員會被派往土庫曼斯坦，調查葉若夫時期犯下的暴行。1937年8月至1938年9月，這個擁有130萬居民（占蘇聯人口的0.7%）的小共和國，有13,259人遭NKVD 三人法庭判刑，作為「肅清前富農、犯罪分子和其他反蘇分子」行動的一部分。其中4,037人被槍決。莫斯科確定的配額分別是6,227（判刑總數）和3,225（處決總數）。不難想像出，類似暴行在該國所有其它地區很常見。這是配額計劃的一個自然結果。歷經多年的同化和灌輸，對中央計劃指令的唯命是從已成為官僚式的本能反應（bureaucratic reflexes）。這自然刺激地方官員努力迎合甚至超越高層上級想達成的目標，以及來自莫斯科的指示。
另一系列的文件，也凸顯了由斯大林下令、政治局批准的大屠殺之中央集權性質。這些是政治局司法事務委員會擬定的待判刑者名單。對於被最高法院軍事管理委員會、軍事法庭或NKVD特別委員會傳喚的人，其判刑都由政治局司法事務委員會預先決定。葉若夫本人就是這個委員會成員。該委員會提交了至少383份名單，由斯大林和政治局簽署。這些名單包含約44,000個黨領導人或黨員的名字，還有工業界和軍中名人的名字。其中至少有39,000人被判處死刑。斯大林的親筆簽名出現在362份名單的底部，莫洛托夫則在373份上簽了名，克利緬特．伏羅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簽名的有195份，卡岡諾維奇為191份，安德烈．日丹諾夫（Andrei Zhdanov）為177份，米高揚62份。
1937年夏季以後，所有這些領導人都親自前往對地方黨組織實施清洗。卡岡諾維奇被派往清洗車里雅賓斯克的頓巴斯地區、雅羅斯拉夫爾、伊凡諾沃和斯摩棱斯克；日丹諾夫在清洗了自己的列寧格勒地區後，去了奧倫堡、巴什基爾和韃靼斯坦；安德烈夫去了北高加索、烏茲別克和塔吉克；米高揚去了亞美尼亞；赫魯曉夫去了烏克蘭。#（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