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9. 社会外来分子和镇压周期
尽管农民整体上在斯大林对社会的改造中付出了惨重代价，但被划为“社会主义新社会”之“社会外来分子”的其它社会群体，也蒙受侮辱，被剥夺公民权利，失去工作和家园，社会地位进一步降低并遭到流放。“资产阶级专业人员”、“贵族”、神职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企业家、店主和手艺人，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发起的反资本主义革命的受害者。其他城里人，根本不符合“无产阶级工人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一类的，也遭受了各种各样的镇压。
臭名昭著的沙赫蒂（Shakhty）审判，明显标志着政权与“专业人员”之间始于1921年的休战已告结束。这场审判发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其政治信号是明确的：怀疑、优柔寡断和对党的目标漠不关心，自然会被称为“破坏行为”。怀疑就等于背叛。对专业人员的骚扰（Spetseedstvo）深深植根于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中。沙赫蒂审判所释出的政治信号，被草根阶层大声而明确地接纳。资产阶级专业人员（spetsy）日后成为替罪羊，替经济失败和因生活水平急剧下滑而产生的挫折感受过。到1928年底，已有数千名管理人员和资产阶级工程师被解雇，并被剥夺配给卡和医疗照顾的权利，有时甚至被赶出家园。1929年，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财政、商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数千名公务员，都因其“右派偏差”、“破坏活动”或“属于社会外来阶级的成员”而被清除。值得注意的是，财政人民委员部更高级别的公务员有80%曾在旧政权下供职。
1930年夏季，斯大林决定除掉阿列克谢．李可夫（Aleksei Rykov）等一切“右翼分子”，声称他们正秘密与“专业人员破坏分子”共谋。其后，对某些行政部门的清洗变本加厉。1930年8月和9月，格别乌加紧进行活动，逮捕了为Gosplan、国家银行，以及财政、商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所有著名专家。被捕的人中包括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教授。他是著名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发明者，曾任1917年临时政府负责食品供应的副部长，后成为财政部经济研究所所长。其他被捕者还包括：在农业部身居要职的两位教授尼古拉．马卡罗夫（Nikolay Makarov）和亚历山大．恰亚诺夫（Aleksandr Chayanov）；国家银行董事会成员安德烈．萨德林（Andrei Sadyrin）教授；Gosplan最知名的经济统计学家之一弗拉基米尔．格洛曼（Vladimir Groman）教授。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斯大林都亲自向格别乌下达了指令，因为他在仔细跟进所有和“资产阶级专业人员”有关的事情。格别乌制作了档案，显示存在一个反苏组织网络。这些组织由“农民工党”和“工业党”联系在一起；前者据称由康德拉季耶夫领导；后者由亚历山大．拉姆齐（Aleksandr Ramzin）领导。调查人员逼迫一些被捕者作了大量“招供”。许多人供认，他们与李可夫、布哈林和谢尔盖‧瑟尔佐夫等“右翼分子”有关联；很多其他人确认，他们参与了多起完全虚构的阴谋，图谋在国外反苏流亡者组织和特工组织的协助下除掉斯大林并推翻苏联政权。格别乌进一步追究此事，又迫使一所军事学院的两名教员招供，该学院与一起阴谋的策划有关。策划将由红军总参谋长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牵头。斯大林在写给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的信中明言，他不能冒险逮捕图哈切夫斯基本人，而是满足于消灭较小的目标──其他“专业人员破坏分子”。这样，到1930年，已经完全练就了捏造证据指控反斯大林路线者即“恐怖分子”的手法。不过，斯大林当时满足于采用相对温和的策略，来阻止依然存在的小小反对，并把那时仍犹豫不定的人吓得屈服。
1930年9月22日，《真理报》刊登了财政和商业人民委员部48名公务员的“忏悔录”。他们所有人都为“目前食品供应中经历的困难，以及银币突然消失”而担责。几天前，斯大林在写给莫洛托夫的信中给予严厉指示：“务必：（1）彻底清洗整个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无论皮亚塔科夫和[亚历山大]布柳汉诺夫（Bryukhanov）这样的可疑共产党人多么反对;（2）对于成功渗透这些组织的破坏分子，至少射杀其中20或30人……（3）加强格别乌在全国的活动，努力找回所有仍在流通的银币。”1930年9月25日，所有48名公务员均被处决。
接下来的几个月有几场完全相同的审判秀。一些是秘密举行的，包括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民工党”的专业人员的审判。其它是公开举行的，比如对“工业党”专业人员的审判；其中有8人“供认”，组建了一个拥有2,000名专业人士的庞大网路，在外国使馆的煽动下，致力于策划经济颠覆。所有这些审判都助长了破坏神话。这一神话就像阴谋神话一样，很快就成了斯大林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
从1928到1931年的四年间，有13万8,000名公务员被免职。其中23,000人被划为“苏联政权的敌人”，并被剥夺公民权利。对专业人员的搜捕在工业中变得更加广泛。在那里，提高生产率的巨大压力导致事故数量增加、产品质量大幅下滑，且故障更加频繁。1930年1月至1931年6月，顿巴斯地区48%的工程师被解雇或逮捕。1931年上半年，仅在交通运输业，就有4,500“专业人员破坏分子”被“揭穿”。对专业人员的搜捕、当局设定的完全达不到的工业新目标，以及工作场所越来越多的无纪律行为，都给苏联工业造成了相当大的长期损害。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党的领导人被迫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1931年7月10日，政治局采取措施，试图限制“资产阶级专业人员”（spetsy）中的受害者人数。政治局立即释放了数千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首先是那些在冶金和煤炭行业工作的人”，终止对“专业人员”的子女进入高等教育的限制，并禁止格别乌未经有关部门事先许可就逮捕“专业人员”。仅仅是宣布这些措施就表明，歧视和镇压变得是多么广泛。沙赫蒂审判后，已有数万名工程师、农艺师、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成为这种形式恐怖的受害者。#（待续）
──转自《大纪元》 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