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9. 社會外來分子和鎮壓周期
儘管農民整體上在斯大林對社會的改造中付出了慘重代價，但被劃為「社會主義新社會」之「社會外來分子」的其它社會群體，也蒙受侮辱，被剝奪公民權利，失去工作和家園，社會地位進一步降低並遭到流放。「資產階級專業人員」、「貴族」、神職人員和自由職業者、企業家、店主和手藝人，都是20世紀30年代初發起的反資本主義革命的受害者。其他城裡人，根本不符合「無產階級工人和社會主義建設者」一類的，也遭受了各種各樣的鎮壓。
臭名昭著的沙赫蒂（Shakhty）審判，明顯標誌著政權與「專業人員」之間始於1921年的休戰已告結束。這場審判發生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前，其政治信號是明確的：懷疑、優柔寡斷和對黨的目標漠不關心，自然會被稱為「破壞行為」。懷疑就等於背叛。對專業人員的騷擾（Spetseedstvo）深深植根於布爾什維克的思想中。沙赫蒂審判所釋出的政治信號，被草根階層大聲而明確地接納。資產階級專業人員（spetsy）日後成為替罪羊，替經濟失敗和因生活水平急劇下滑而產生的挫折感受過。到1928年底，已有數千名管理人員和資產階級工程師被解僱，並被剝奪配給卡和醫療照顧的權利，有時甚至被趕出家園。1929年，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lan）、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和財政、商業和農業人民委員部的數千名公務員，都因其「右派偏差」、「破壞活動」或「屬於社會外來階級的成員」而被清除。值得注意的是，財政人民委員部更高級別的公務員有80%曾在舊政權下供職。
1930年夏季，斯大林決定除掉阿列克謝．李可夫（Aleksei Rykov）等一切「右翼分子」，聲稱他們正祕密與「專業人員破壞分子」共謀。其後，對某些行政部門的清洗變本加厲。1930年8月和9月，格別烏加緊進行活動，逮捕了為Gosplan、國家銀行，以及財政、商業和農業人民委員部工作的所有著名專家。被捕的人中包括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教授。他是著名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發明者，曾任1917年臨時政府負責食品供應的副部長，後成為財政部經濟研究所所長。其他被捕者還包括：在農業部身居要職的兩位教授尼古拉．馬卡羅夫（Nikolay Makarov）和亞歷山大．恰亞諾夫（Aleksandr Chayanov）；國家銀行董事會成員安德烈．薩德林（Andrei Sadyrin）教授；Gosplan最知名的經濟統計學家之一弗拉基米爾．格洛曼（Vladimir Groman）教授。
在所有這些案例中，斯大林都親自向格別烏下達了指令，因為他在仔細跟進所有和「資產階級專業人員」有關的事情。格別烏製作了檔案，顯示存在一個反蘇組織網絡。這些組織由「農民工黨」和「工業黨」聯繫在一起；前者據稱由康德拉季耶夫領導；後者由亞歷山大．拉姆齊（Aleksandr Ramzin）領導。調查人員逼迫一些被捕者作了大量「招供」。許多人供認，他們與李可夫、布哈林和謝爾蓋‧瑟爾佐夫等「右翼分子」有關聯；很多其他人確認，他們參與了多起完全虛構的陰謀，圖謀在國外反蘇流亡者組織和特工組織的協助下除掉斯大林並推翻蘇聯政權。格別烏進一步追究此事，又迫使一所軍事學院的兩名教員招供，該學院與一起陰謀的策劃有關。策劃將由紅軍總參謀長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牽頭。斯大林在寫給謝爾戈‧奧爾忠尼啟澤的信中明言，他不能冒險逮捕圖哈切夫斯基本人，而是滿足於消滅較小的目標──其他「專業人員破壞分子」。這樣，到1930年，已經完全練就了捏造證據指控反斯大林路線者即「恐怖分子」的手法。不過，斯大林當時滿足於採用相對溫和的策略，來阻止依然存在的小小反對，並把那時仍猶豫不定的人嚇得屈服。
1930年9月22日，《真理報》刊登了財政和商業人民委員部48名公務員的「懺悔錄」。他們所有人都為「目前食品供應中經歷的困難，以及銀幣突然消失」而擔責。幾天前，斯大林在寫給莫洛托夫的信中給予嚴厲指示：「務必：（1）徹底清洗整個財政人民委員部和國家銀行，無論皮亞塔科夫和[亞歷山大]布柳漢諾夫（Bryukhanov）這樣的可疑共產黨人多麼反對;（2）對於成功滲透這些組織的破壞分子，至少射殺其中20或30人……（3）加強格別烏在全國的活動，努力找回所有仍在流通的銀幣。」1930年9月25日，所有48名公務員均被處決。
接下來的幾個月有幾場完全相同的審判秀。一些是祕密舉行的，包括對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和「農民工黨」的專業人員的審判。其它是公開舉行的，比如對「工業黨」專業人員的審判；其中有8人「供認」，組建了一個擁有2,000名專業人士的龐大網路，在外國使館的煽動下，致力於策劃經濟顛覆。所有這些審判都助長了破壞神話。這一神話就像陰謀神話一樣，很快就成了斯大林主義思想體系的核心。
從1928到1931年的四年間，有13萬8,000名公務員被免職。其中23,000人被劃為「蘇聯政權的敵人」，並被剝奪公民權利。對專業人員的搜捕在工業中變得更加廣泛。在那裡，提高生產率的巨大壓力導致事故數量增加、產品質量大幅下滑，且故障更加頻繁。1930年1月至1931年6月，頓巴斯地區48%的工程師被解僱或逮捕。1931年上半年，僅在交通運輸業，就有4,500「專業人員破壞分子」被「揭穿」。對專業人員的搜捕、當局設定的完全達不到的工業新目標，以及工作場所越來越多的無紀律行為，都給蘇聯工業造成了相當大的長期損害。
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黨的領導人被迫採取了一系列糾正措施。1931年7月10日，政治局採取措施，試圖限制「資產階級專業人員」（spetsy）中的受害者人數。政治局立即釋放了數千名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首先是那些在冶金和煤炭行業工作的人」，終止對「專業人員」的子女進入高等教育的限制，並禁止格別烏未經有關部門事先許可就逮捕「專業人員」。僅僅是宣布這些措施就表明，歧視和鎮壓變得是多麼廣泛。沙赫蒂審判後，已有數萬名工程師、農藝師、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成為這種形式恐怖的受害者。#（待續）
──轉自《大紀元》 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
